有某君談起他有親戚某甲最近乘滬寧車到滬，所乘的是三等車，上車時乘客擁擠，座位上都坐得滿滿的，他只得立著，后來立得腿酸腰痛，東張西望，無意中瞥見有乘客某乙自己坐著了一個座位，身邊又放著一件行李，也占去了一個人的座位。某甲便請他把那件行李拿下來，讓他坐坐。不料某乙竟不肯讓，某甲和他大辦交涉：“你買了一張票，我也買了一張票的……”某乙很頑強的怒斥他：“誰來管你買票不買票！”某甲更冒起了火，愈嚴厲的提出抗議，某乙卻妙得很，把本來掛在胸前衣服里面的一個徽章，特為抽出來拖露于衣外，表示他是機關里的職員，也許還是一個什么官兒。可是某甲仍“弗識相”，反大講其理由，說什么“現在的政府是民治的政府，鐵路既是國家的，便是國民所得共享的……”某乙聽了說得更妙，他正而經之的憤然駁他道：“我就是國家的，我的行李就是國家的?！崩碛啥嗝闯渥?！法國的專制皇帝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家”的話，不能專美于前矣！他的意思大概是說他既做了公務人員，國家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國家的，所以他可以隨意享用，乃至于他的行李也有享用火車上座位的特別權利！我卻笑語某君：“他的行李既然是國家的，即不是私人的，公物公用，便不應給他私有，應該充公才是！”

這位用徽章來嚇人的仁兄誠然憨態(tài)可掬，憨語可哂，但也未嘗不是有人—比他顯赫的—拿機關或官吏的威權來“侵略”我們老百姓，這種好榜樣給了他暗示，他不過是做得憨些說得憨些而已。當時全車的其他乘客都作壁上觀，某甲雖繼續(xù)的抗議，只好像中國人在租界里的抗議，都是白說的，竟一路嘰哩咕嚕的立到上海。

我記得《西瀅閑話》的著者說過這樣的幾句話：“有一次我立在倫敦一條街上，候著看新市長就職的行列。大約立了一點鐘，我身后的人已有數重，忽然一個中年婦人突來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一聲不響的退讓了。我兩旁的不認識的女子卻抱了不平。她們說我站了一點多鐘，那婦人不應當搶我的地位。中年婦人聽了她們的批評，面紅耳熱的逡巡自去，她去后我兩旁的人還憤憤的說她無禮。這種在中國會有嗎？誰肯這樣無故的開罪他人，何況為了不認識的外國人？然而這樣的傻子我自己在英國遇見就不止一次。”

老實說，我國敢于凌轢法律而專姿橫行肆無忌憚者之所以多，就是一般國民中“傻子”太少而社會制裁力太薄弱的緣故。我國的那個“某乙”所以敢于無理“頑強”，英國的那個“中年婦人”所以不得不“面紅耳熱的逡巡自去”，并不是她比他特別好，是因為她的國里“傻子”多而社會制裁力強；他的國里“傻子”少而幾至于無，社會制裁力弱而幾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