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三章 主持《新生活日報》

革命文豪高爾基 作者:鄒韜奮


第二十三章 主持《新生活日報》

在世界大戰(zhàn)的時期里面,高爾基編行了一種月刊,名叫《紀事月刊》。就大概說,該刊是主張國際的社會主義,并在戰(zhàn)期中檢查員通得過的范圍內(nèi),在原則上反對世界大戰(zhàn)。當時自命愛國的報紙和各種愛國的團體,誣指該刊為親德,為失敗主義派,為叛逆,屢次督促俄政府取締該刊,視為全國的公敵。其初負檢查責任的當局尋不出具體的根據(jù)來查封該刊,直到一九一六年的末了,當?shù)啦艣Q定勒令該刊停版,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拉斯普丁的被刺,以及其他重大激變的事件連著發(fā)生,政府的注意不得不分到別方面去,也不能用全力來對付這個月刊了。其實當時這個月刊在各方面都不能討好,既為擁護世界大戰(zhàn)者所不喜,又不為失敗主義派所歡迎;既被布爾喬亞所痛恨,又為列寧所輕視。這個時候,高爾基脫離了列寧的“訓導”,他的“全黨應團結而不可分裂”的老主張又重新洶涌起來了,又被那些列寧所謂為寧愿分尸四段而不愿相處的人們所包圍了。高爾基自己在這個月刊上所發(fā)表的文字卻很少涉及政治的問題;他所愈益注意的問題是一般人民文化的落后,和須要一個“戰(zhàn)爭”來對付這個“內(nèi)的仇敵”的迫切。顯然的,此時的高爾基,對于“革命可治全國的一切罪惡”的信仰,已漸漸地冷了下去。一九一七年三月專制君主政體的推翻,和后來克倫斯基當政時文武官吏的腐化,在他喚起了一種混雜的反應。一方面,他看見一個廢棄的腐敗的制度之被推翻,感到自然的愉快;但在另一方面,在這種愉快之中卻夾有一種顧慮,在世界大戰(zhàn)及本國革命之錯雜的神秘狀況下面,人民的能力是否能維持秩序和仁愛,他不能無疑。他甚至于暫時忘卻他的非戰(zhàn)的態(tài)度,在各報上發(fā)表了一種公開的信,說在自衛(wèi)的范圍內(nèi),繼續(xù)參戰(zhàn)到勝利的結果,是革命應有的使命。列寧對于高爾基這種前后自相矛盾的話,有這樣的批評:

“這封信完全充滿著一般普通國民的成見,看到這封信的人,便覺得可恨。此文的作者(列寧自稱)前往喀普里的時候,曾經(jīng)面責高爾基關于他的政治的錯誤,并警告他以后不可再蹈覆轍。高爾基閃避這種責備的方法,卻是現(xiàn)出一種親密可愛的笑容,和下面那樣直率的話語:‘我知道我是個蹩腳的馬克思主義者。況且我們做藝術家的人都是些不負責任的人們?!瓕τ谶@樣的宣言,卻不易于和他爭辯……”

高爾基所辦的《紀事月刊》不久???,一半因為印刷方面發(fā)生了障礙,一半因為月刊不能應付瞬息變化的俄國時局。于是他在一九一七年恢復那個已經(jīng)死了十二年的日報。名叫《新生活》。他覺得專制君主政體的推翻,也許只不過去了體上的皮膚病,體內(nèi)的病還須要療治。于是他大聲疾呼,說俄國的文化已很危險,非積極提倡不可。但是高爾基的這種意見,在轟動全國的暴風雨中,好像是極微細的呼聲。就是在他自己所主持的《新生活》報上,這位主筆先生的話也被政治性質的討論所湮沒,沒人注意。他的同事的主筆和特約撰述,也和辦《紀事月刊》時一樣,都覺得到了這個時候,不比在沙皇統(tǒng)治時代了,如仍自認對于政治的行動無明確的主張,是很難的事情;在從前沙皇統(tǒng)治的時代,在這方面的糊涂掩飾,不作顯明的表示,反而是閃避檢查的最穩(wěn)妥的方法,此時的形勢卻和從前不同了?!缎律钊請蟆泛苎杆俚爻蔀槎韲N數(shù)最大讀者最多的報紙,但是該報對于三月后公開活動的任何黨派,都沒有關系或附和。該報的言論可謂最近于一種布爾希維克主義,但卻不是列寧的一種;該報雖反對布爾喬亞的觀念,雖攻擊克倫斯基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攻擊他對于勞資兩方及參戰(zhàn)和革命間的騎墻態(tài)度,但對于列寧立刻由蘇維埃奪取一切政權和建立普羅列塔利亞國家的主張,也作強烈的反對。所以《新生活日報》雖有很大的銷數(shù),但和《紀事月刊》一樣,對各方面都不能討好。

高爾基做這個日報的主筆,覺得很不舒服:在一方面,他心里根本不喜歡黨派的斗爭,從未停止他對于重新團結的努力。在別方面,政治使他感覺煩惱;立于一個大規(guī)模而又占有勢力的日報的主筆地位,又不能不談政治,這是他所受不了的。他時在該報上發(fā)表的提倡“文化”的文字,所以還受人容忍,還是因為他們敬重他在已往的革命歷史。

《新生活日報》缺乏一個明白的政策主張,這種情形,可算是一九一七年三月的政治革命和同年十一月的社會革命的過渡時代的特征。在這兩個革命的過渡期間的幾個月內(nèi),知識階級大作理論上的爭論,和一場無結果的雄辯,對于當前的現(xiàn)實卻完全不能把握著。經(jīng)過三月的政治革命,俄國擺脫了專制政體和封建制度的殘余勢力,他們認為,其次的階段,依著別國的經(jīng)驗所指示,似乎很顯然的是:封建制度必須代以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尊嚴的議會制度之下,由中等階級占著優(yōu)越的勢力,這是一個當然的趨勢??傊€是個布爾喬亞的統(tǒng)治。

對于這種似乎一致的見解,獨持異議的是列寧和他的少數(shù)的信徒。他對于這個形勢,最初就有不同的觀察。那些知識階級都是熟讀歷史和政治思想的著作的,認為別國既有先例,封建制度推翻之后,繼以中等階級為中堅的議會政治,是當然的趨勢。但不管一切的政治理論和先例,依列寧看來,俄國的革命并不是轉政權于中等階級的這回事。俄國的中等階級在數(shù)量上是很有限的,他們的道德的勢力更是等于零。一般愚蠢的大眾已數(shù)千年被強壓在下面,屈伏于專制的統(tǒng)治,被壓抑在愚民政策之下,毫無知識可言:對于這樣的一般大眾,要用逐漸的演進的方法,是不行的。在恐怖的世界大戰(zhàn)正在進行的當兒,帝俄統(tǒng)治階級的腐化和顢頇無用,已達了極點,以致于忽然地土崩瓦解,全部崩潰。三月的革命,是由軍人叛亂所促成的政變,它和平常軍事政變所不同的一點,乃在不是由上級軍官所發(fā)動,卻是由于下級兵士所發(fā)動的。當時許多的兵士,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農(nóng)民,連同為數(shù)不多的城市工人和知識分子,老實不客氣地不服從他們的軍官的命令,自動解除他們對于沙皇的忠誠,擁護一般人民的革命運動。這政變發(fā)生之后,政治的領袖們現(xiàn)身于政治舞臺上了,他們企圖來著手實行善后的辦法,結果他們認為“洛夫——密魯科夫——葛區(qū)科夫的混合內(nèi)閣”(“Lvov—Milyukov Guchkov Cabinet”)是可容納的——在這班知識分子看來是可容納的。這個混合內(nèi)閣里有守舊派,有自由主義者,甚至有資本家,為著敷衍革命的群眾起見,特容許“社會主義者”的克倫斯基參加在里面(任司法總長)。但是和知識分子相對的未受過教育的兵士,農(nóng)民,和工廠的工人,并不派代表到這個自視為不可一世的臨時政府里面去,卻派他們的代表去參加工人,兵士,和農(nóng)民所組成的卑微的蘇維埃。于是在一方面,有個混合內(nèi)閣,做比較上無成立可能的中等階級的代言人;在另一方面,有個蘇維埃,代表占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喉舌。那個知識分子所建立的臨時政府,固然要想統(tǒng)治全國,但是這個政府的后面沒有什么后盾,只有一班所謂政治的領袖在里面鬼混,而在他們里面又沒有一個領導者。至于蘇維埃,差不多有了全國做后盾,但可惜主持者的態(tài)度過于謹慎。此時這個蘇維埃的領袖如丹恩(Dan),李柏(Lieber),高資(Gotz),馬爾托夫,許諾夫(Chernov),克得斯(Chkheidze),以及其他等等,都不憚煩地再三叮嚀這個有力量的集團不可企圖統(tǒng)治全國,認為這樣一來,便和一切歷史上的前例相反。這種矛盾的現(xiàn)象繼續(xù)了幾個月。臨時政府有名無實,徒貽笑柄;蘇維埃雖權力日增,但卻又不愿意用!后來這個臨時政府漸漸地轉入克倫斯基的掌握中??藗愃够莻€詭詐的欺騙者,第二等的律師,卻要效顰拿破侖,游移不定于參戰(zhàn)和革命,資方和勞動,地主和農(nóng)民,由前線歸來的疲于戰(zhàn)爭的代表和協(xié)約國的密使。(這些密使是被派來引誘俄國不管任何犧牲,都要出兵進攻的。)蘇維埃很勉強地派了幾個代表加入克倫斯基的混合內(nèi)閣,靦顏和他們周旋著。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偷過邊境潛入俄國以前,就造定了他的這個標語:“一切權力歸于蘇維埃!”后來他一到了彼得格勒(Petrograd),就盡力于一種激烈的運動,使這個標語普及化。反對他的,不但是一切尊嚴的領袖和他們的機關報(都罵他是狂人,是德國的奸細),就是“幾乎是布爾希維克”的《新生活日報》的一班人,以及他自己的從前最親近的同志里面也有幾個,都來反對他,都覺得他的政策有引起暴民政治的危險。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全俄蘇維埃大會里面,列寧曾演說,他在演說里提及策列特利(Tseretelli,克倫斯基內(nèi)閣里的一個孟希維克閣員,任郵電部長)說過的這幾句話:“在俄國沒有一個政黨肯答應出來肩起政府的全責?!绷袑幗又f:“我的回答是:確有一個這樣的政黨!沒有政黨應拒絕它的這個負擔,我們的黨就不拒絕這個負擔。無論什么時候,我們的黨都準備著接受政府的全責。(聽眾鼓掌大笑!)你們盡管盡量的笑?!绷袑帪橹f了這幾句大膽的話,被報上的諷刺畫和小評里的主筆先生們作為取笑的目標。在俄國的政治舞臺上的人物,向來是以三推三讓為美德的。當時列寧只有極少數(shù)的信徒,竟敢明目張膽地宣言:已準備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接受政權。這在一般人看來,當然要覺得是極端的滑稽,是太不自量的笑話。

巴薩洛夫(Bazarov)曾在《新生活日報》的社評里,警告大家勿為列寧的“共產(chǎn)主義的歇斯底利亞”所迷惑;拉薩諾夫(Ryazanov),現(xiàn)在是布爾希維主義的臺柱子,當時卻罵列寧的政策等于回復到巴古寧(Bakunin)的“暴動主義”。一九一七年的六月,在布爾希維克黨第一次起事失敗的第二天,索克哈諾夫(Sukhanov)在高爾基的報上寫了一篇評論,足以表現(xiàn)該報素來游移不定的態(tài)度。他在這篇評論里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和布爾希維克黨人有分別的地方,就在乎我們不把奪取政權加入我們的主張里面。我們認為這樣的干是錯誤的,但是在這個時候,拒絕政權的接受,也是一個相類的錯誤?!边@樣自相矛盾的話說了出來,怪不得列寧的機關報——《真理報》——譏諷備至,對于這班“《新生活日報》上的小布爾喬亞的遲疑徘徊的饒舌”,嗤之以鼻。后來拉薩諾夫力勸列寧派和托羅資基派互相讓步妥協(xié),高爾基的報又重新努力于鼓吹各派的團結?!墩胬韴蟆穼τ谶@種感情的話,不屑置辯,只斥為“肥皂泡”而已。

高爾基不是一個政客,這在前面我們已經(jīng)說過,因為這個緣故,他對于在政治舞臺上的人物所難免受到的嬉笑怒罵和肆意毀謗,卻不能老著面皮,泰然處之。各方面對于他的攻擊,當然使他感到煩惱。

一九一七年的夏季將了的時候,克倫斯基的政府愈益孤立起來,信用和威望都等于零了。他和大眾隔開愈甚,反恃守舊派和資產(chǎn)階級為護符。逃匿于芬蘭的一個小村落里的列寧,以他的決心和自信力,指導革命的進行。此時“一切權力歸于蘇維?!钡目谔?,相信的人也漸漸的多起來了,后來在兩京的蘇維埃選舉,布爾希維克黨人竟獲得多數(shù)。彼得格勒蘇維埃舉托羅資基任主席;他從前是列寧的政敵,此時已經(jīng)明確地加入列寧一派共同努力了。從此以后,蘇維埃有了新的聲調(diào),明明白白地要奪取政權,對于克倫斯基的即將沒落的“政府”,明目張膽地加以輕視。克倫斯基的“政府”大發(fā)雷霆,聲斥彼得格勒蘇維埃,加布爾希維克黨人以叛逆的罪名,說他們有推翻現(xiàn)政府及準備叛亂的陰謀。布爾希維克黨對此種種并不否認,只不屈不撓地埋著頭干,積極進行奪取軍權和政權的組織。

在這種急迫的時期里面,《新生活日報》的態(tài)度怎樣呢?他們不能再譏諷那班孤立的狂人是在胡思亂想了,因為這個時候列寧一派人的聲譽和勢力已一天一天地繼長增高,使人不得不加以嚴重的考慮了。托羅資基所主持的蘇維埃已不再辯論接收政權這件事的是非問題,只著手準備如何接收,并已發(fā)出命令給軍隊及民眾機關。這種命令發(fā)出之后就被遵守的,不像克倫斯基的有名無實的命令?!缎律钊請蟆芬膊坏貌怀姓J此時的政權即將轉到“民主”的手里,但所謂“民主”,是指社會主義的各政黨,仍不信任布爾希維克一黨有獨任艱巨的力量。巴薩洛夫就在該報上著文提出這個疑問。直到十月的中旬,在列寧的凱旋前約兩星期,巴薩洛夫還不能自禁地揶揄列寧對于大眾的信仰(這種信仰,表現(xiàn)于他的這個標語:“一切權力歸于蘇維?!保?。他認為這種信仰只是“裝作有感情的偽善”。他在這篇社論的末了,有這樣的預言:“布爾希維克黨在政治上勝利的時候,即是布爾希維主義的開始和完結,同時也是革命的開始和完結?!奔偈拱退_洛夫的意思是說一旦布爾希維克黨得到政權之后,不得不修正他們的主義,由于積極建設的開始,使革命因此完結,他也許是不錯的,因為這是大多數(shù)的革命的政黨得到政權之后的命運。但是,當然,巴薩洛夫的話卻另含有破壞的意義,他叫人不要相信在布爾希維克黨領導下的俄國革命會成功。到了十月下旬,《新生活日報》的社評政策所取的態(tài)度,是贊成“一切權力轉給‘民主’的手里,同時警告‘民主’的左派勿作單獨的行動”。該報的理論家巴薩洛夫仍用譏誚的口吻,評論布爾希維克黨的議決案;該案主張“立即”由蘇維埃奪取政權,并答應于取得政權之后,“立即”著手對德訂立和議,“立即”解決土地問題,以及其他相類的自豪的幻想。該報社評里瘋狂似的一致的主張是:“‘民主’必須鞏固它的一切的力量”,而這種瘋狂,卻因布爾希維克黨的叛變一天緊迫一天,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也就一天一天的更覺得心虛膽寒起來了。

當時關于這種“叛變”,公開談論的人很多,聽得慣了,似乎沒有人把它看得怎樣的嚴重??藗愃够恼疁蕚溆眠m當?shù)氖侄蝸韺Ω哆@個即將爆發(fā)的“示威運動”,一點兒也不覺得驚慌。密魯科夫所辦的機關報,預料倘若布爾希維克黨人敢冒險到街上來,政府不難把他們壓服下去,并表示臨時政府的前途有希望,說政府“這一次必有足夠的決心,至少要給與狂肆的無政府主義一種適當?shù)牡赖律虾臀镔|上的挫折;暴風雨將要到來了,但也許這暴風雨將使空氣一掃而清?!贝蠖鄶?shù)布爾喬亞的報紙更為激烈,主張立刻用嚴厲的手段對付布爾希維克黨人。蘇佛林(Suvorin)的報上毫不掩飾地寫著:“我們對于德國的奸細無戰(zhàn)爭可言,加以逮捕就是了?!彼喼币詾檫@班徒棍為數(shù)不過幾個人,只須把他們逮捕,這件事便可終了。孟希維克的《工報》(“Rabochaya Gazeta”)論到布爾希維克的領袖,這樣說:“彼得格勒的普羅列塔利亞和駐防軍,與其他的社會分子完全脫離了關系而孤立無助,為從來未有的現(xiàn)象,這個事實,難道他們都不覺到嗎?就是工人和兵士罷,也不是全體都跟隨他們的,他們的標語只不過能把少數(shù)狂熱的工人和兵士,誘騙到街上來,這少數(shù)人必很迅速地被猛烈地打死,這種形勢,難道他們也不了解嗎?”此外還有其他社會主義的報紙也有相類的口吻?!缎律钊請蟆芬舶l(fā)表警告,說這個建議中的“叛變,最可能的結果不過是引起內(nèi)戰(zhàn),不能減輕也不能解決任何困難;此事只能有益于一個黨派,那就是柯尼洛夫的一派?!备郀柣约阂灿谑氯蝗赵凇缎律钊請蟆飞蠈懥艘黄缭u,對于所傳將于十一月二日爆發(fā)的“布爾希維克的起事”,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流血暴動將使革命受重大的打擊,并謂布爾希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如果是一個能夠指導大眾的強有力的能自由行使職權的政治機關,對于這個傳說負有駁斥的責任。

但是布爾希維克的領袖們對于這個問題卻不愿多費口舌。誰聽見陰謀起事的人公開討論他們的計劃?托羅資基但知埋著頭干,不愿多說話。在那幾天,他不顧疲勞地從事組織彼得格勒軍隊和工人的工作。據(jù)他的仇敵索哈諾夫所述,當時的托羅資基竟像有分身術,隨處都有他的蹤跡;由革命的總部里奔出來,再由這個工廠奔到那個工廠,由這個兵營奔到那個兵營,奔了一處又一處;“每個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兵士都知道他,都聽過他說話。他當時的勢力,在群眾里和本部里,都可壓倒一切。他是當時的中心人物,是那一頁歷史的主要的英雄?!庇捎谕辛_資基的建議,蘇維埃組織了一個“軍事革命委員會”,積極使表同情的工人武裝起來,并使兵士和水手都有充分的準備,一等到克倫斯基的政府被推翻的時期成熟,即可發(fā)動。在別方面,托羅資基和其他布爾希維克的領袖對外都不愿承認他們的用意,就是社會主義的各派代表迫著詢問他們,也設法敷衍閃避,不讓他們知道。但是當時的困難確也很大,關于這次叛變的企圖,不但各派反對,使布爾希維克陷于孤立的地位,就是該黨的中央委員會也有不同的意見,不能一致。列寧看到自己一派內(nèi)還有這樣的分裂,也覺恐懼,乃從他所藏匿的地方放出一個炮彈來——發(fā)出他的“寫給我的同志們的信”。他老實不客氣的這樣說:“如拒絕此次的叛變,就是拒絕把權力轉移給蘇維埃,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仁慈的’布爾喬亞身上……你們要末加入自由主義者,公開反對這個標語:‘一切權力歸于蘇維?!┲挥信炎儭4送鉀]有中立的余地……”至于有人爭辯,說布爾希維克已陷于孤立的地位了,又說發(fā)出反對此次叛變的宣言,有孟希維克,有國際主義者,有左派社會革命黨,《新生活日報》的一派,以及蘇維埃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列寧卻這樣說:“直到現(xiàn)在,我們已使那些遲疑不決的人受了打擊,由此獲得人民及蘇維埃里大多數(shù)的同情;現(xiàn)在我們是要由于蘇維埃的勝利,和遲疑不決者對于營地的拋棄,得到我們的收獲。這是為著布爾希維主義多么好的事業(yè)??!”最后他聳聳肩說出下面的幾句話,把一切的爭辯都一筆勾銷,他這樣說:“一個笨伯能問出十個聰明人所能回答的十倍多的問句……我們從未否認接收政權的困難,但是我們不讓革命的困難把我們嚇退?!?

所謂“叛變”,終于來到了,此事經(jīng)過的迅速和順利,簡直好像是一幕喜?。∈辉滤娜?,彼得格勒的一團駐軍議決通過服從托羅資基所手創(chuàng)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十一月十日,克倫斯基宣言他要在法庭上控告那班“企圖煽動群眾以推翻現(xiàn)存秩序”的人們。同時臨時政府特于首都外面調(diào)軍隊保衛(wèi),實際只有軍事學校的若干學生和婦女們出現(xiàn)于冬宮,表示他們對于克倫斯基的忠誠。在這同一天里,軍事革命委員會也發(fā)出命令給兵士們。這個命令的簡潔扼要的體裁,無疑的是托羅資基的體裁,和克倫斯基的夸張?zhí)摳〉哪闷苼鍪降捏w裁,完全不同。他在這命令里有這樣的話:“勿躊躇或懷疑。堅定,穩(wěn)固,堅毅,決心。革命萬歲?!笔辉缕呷眨ǘ須v為十月廿五日)是決定起事的日期。在當日上午兩點鐘,軍事革命委員會便開始占據(jù)公共機關和各種設備。當日的上午四點鐘,克倫斯基求助于哥薩克軍隊,請求他們“為著祖國的自由,榮譽,和光耀,輔助革命的民主和臨時政府,拯救垂亡的俄國”。但他被哥薩克軍隊拒絕。當日的上午十點鐘,軍事革命委員會宣言“臨時政府已被推翻”??藗愃够x開首都到加奇那(Gatchina)去,想調(diào)集一部分哥薩克軍隊來援,作最后的掙扎,但仍然是徒勞無功。當日的下午兩點三十五分,托羅資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會議里宣布“臨時政府已不再存在了”,同時他陡然宣布列寧和其他曾經(jīng)亡命的領袖都已在場,引起大眾熱烈的歡迎。列寧當場的演說很短,他只不過說:“同志們,工人和農(nóng)民的革命,這是布爾希維克黨人所一直主張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功了。在俄國的歷史上一個新的局面正在開始;這個第三次的革命最后必引到社會主義的勝利。我們須在俄國立刻建設一個普羅列塔利亞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在那個時候,無論何人,如預料布爾希維克的統(tǒng)治至多會超過幾個月,必被人笑。就是列寧和托羅資基,也不能自信他們的政變能比巴黎公社的紀錄更長久。

講到高爾基,對于勝利后的布爾希維克的攻擊,其嚴刻為從來所未有。他所以大為憤怒者,因為他們一得到政權之后,對于他們的反對者采用他們自身所遭受的同樣的壓迫手段。這個時候,高爾基所處的地位,比前更為困難。已握到政權的布爾希維克黨當然輕視高爾基和他的一班人——列寧所稱為“四分之一的布爾希維克”。至于非布爾希維克的知識分子,他們向來罵高爾基比布爾希維克更壞,因為他隱藏在“文化的工具下面”。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便把所謂“國難”歸咎在高爾基身上。甚至他的從前的朋友和衛(wèi)護者也有不睬他的!

布爾希維克黨執(zhí)政之后,前政府的閣員被拘在彼得堡羅炮臺里面,后來其中社會主義的閣員由列寧和托羅資基釋放后,都得安然的回家,還余下他們的同事柏納資基(Bernatsky),康諾法洛夫(Konovalov),推列頃科(Tereshchenko)和其他等仍被拘禁,高爾基為著此事,著文在《新生活日報》上對當?shù)雷骷ち业墓?,他很嚴厲地提出這樣的質問:

“俄國的民主主義者曾否記得,他們對專制君主政體的專橫奮斗,是為著追求什么理想的勝利而來的?

“他們是否自以為現(xiàn)在還有能力繼續(xù)這個奮斗?

“他們曾否記得,當羅曼諾夫(俄皇族)的警察把他們的領袖,拋擲到監(jiān)獄里和苦工場里去的時候,他們痛罵這樣的對付方法是罪惡?

“列寧對于言論自由的態(tài)度,和史托列賓,樸列黑夫(Ple-heve),及其他‘半人類’的相類的態(tài)度,有什么兩樣?

“列寧的政府把他的政敵捕去,拋在監(jiān)獄里,和羅曼諾夫政府所干的,是否用一樣的方法?

“為什么柏納資基,康諾法洛夫,和混合政府的其他閣員,仍被拘禁在炮臺里?他們有什么地方,比列寧所釋放的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同事,犯了更多的罪?

“以上所舉的問題的唯一老實的答語是:立刻要求釋放被拘禁的閣員和其他無辜的犯人,并立刻要求恢復言論自由。

“其次,民主主義者里面的感覺靈敏的重要分子,應引申更深一層的結論——他們必須決定陰謀家和納卡葉夫(Nokavev)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路是否他們所要走的路?!?

當時仍得存在的出版物,除《新生活日報》外,沒有一個有這樣的冒險的勇氣,對于布爾希維克的領袖敢作這樣嚴厲的譴責。高爾基此時提起列寧一派的人,說他們想象自己是“社會主義的拿破侖”;并說因為這班人的破壞的工作,“俄國的人民要用充滿海洋的血液來付代價”。他和列寧在從前及后來雖有深摯的友誼,但在此時對他卻是很不客氣的。他在此時對于列寧的描寫,頗值得注意:

“列寧自己當然是一個具有例外的力量的人。在已往的廿五年間,他都是立在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奮斗的前線;在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方面,他是最偉大的最聰明的人物里面的一個。他是一個有才干的人,具有‘領袖’的一切特性,在這些特性里面,并不缺少‘無道德的主義’,及對平民生命的純粹貴族性的殘忍的態(tài)度。

“立于‘領袖’和俄國貴族地位的列寧(貴族是已死的階級了,但屬于這個階級的某種心理的特性,他是仍有的),自以為對俄國人民實行殘暴的試驗是正當?shù)?,其實這種試驗的必敗是可預見的。

“人民為著戰(zhàn)爭而筋疲力盡,遭受災殃,已為著那個試驗付了整千的生命了,現(xiàn)在還要被強迫付出整萬的生命……

“他(指列寧)正在干的工作,好像一個化學家在實驗室里干的一樣,所不同者,化學家所用以試驗的材料是死的,結果卻有益于人生,而列寧所用以試驗的乃是活的材料,結果徒使革命毀滅。正在追隨列寧的有思想的工人們要明白,他是對俄國的勞動階級做一個殘忍的試驗,這種試驗要破壞工人們的最好的力量,并要使俄國革命之道德的發(fā)展因此停滯著許多時候?!?

列寧對于高爾基的攻擊,似乎不以為意,但是他的手下的人對于高爾基的痛斥,卻覺得很不高興。因為高爾基很激烈的抗議新的統(tǒng)治者對于非布爾希維克及普羅列塔利亞的苛待,于是被罵為人民革命運動的叛徒,被罵為“雖為民主主義努力了二十年”,終于“揭開了他的面具”。關于這樣的斥罵,高爾基的回答是:他“從未迷信過俄國人民的良好的特性,從來不曾對民主主義屈過膝,從來未曾把民主主義看得那樣神圣不可侵犯,以為無論如何都不該有所批評和譴責?!彼嵝阉麄儯谝痪乓灰荒甑臅r候,他就在所著的文里說過:一個普羅列塔利亞覺得他的階級之足以傲視一切,其錯誤和一個貴族夸大他的階級是一樣的。

高爾基一向常干的職務,是專為被壓迫的人向當權的人挑戰(zhàn)。在沙皇當權的時代,他大聲疾呼,替一般革命的和反政府的人主持公道;當克倫斯基當權的時代,他極力主張,當?shù)缹τ跇O端右派的殘余者,和政府所擬拘捕的極端左派的領袖,尤其是布爾希維克領袖,都應加以寬容;此時,在十一月革命以后,他又以不入耳之言,勸告從前曾經(jīng)受壓迫的少數(shù)人不應苛待他們的政敵,其實這些被新統(tǒng)治者所苛待的人,對于高爾基是一向繼續(xù)不斷地辱罵他,雖在此時他極力拯救他們的當兒,他們還是這樣的對待他!

布爾希維克的機關報——《真理報》——對高爾基加以譴責,說他“說工人的仇敵所說的話”,說他過分張大新的秩序之消極的情形,該報認為這種消極方面的情形,是在千年老式政府崩潰之后所不能免的現(xiàn)象,并用譏諷的口吻提出這個疑問:“現(xiàn)在各國非出自愿地互為仇敵,將來各國成為四海兄弟的時候,舉行光榮的慶祝佳節(jié),到了那個時候,所舉行的和平的宴會,要不要歡迎今日這樣急急忙忙背棄真正革命的高爾基?”高爾基卻用懷疑的態(tài)度答復這個問題,他說:“那是不消說的,無論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或是我自己,都不能活著看得見這個‘光榮的慶祝佳節(jié)’——這是太遼遠的事情,要有數(shù)十年的辛勤艱苦的文化工作,才能把這樣一個‘佳節(jié)’創(chuàng)造出來。至于另一種的節(jié)日,半文盲的群眾的專制主義慶祝他的儻來的勝利,而人類的團體卻仍然受著和從前一樣的壓迫,而且還永續(xù)的受下去——這樣的‘佳節(jié)’,我不愿參與,在我看來也不配稱為什么佳節(jié)?!?

十年之后,實際狀況回答了《真理報》在上面所提出的這個問題。那時高爾基由海外回到蘇維埃的土地,已是令人敬重的六七十歲的高年人了,受著蘇聯(lián)政府和勝利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熱烈崇敬。欣喜欲狂的高爾基親見那樣普遍的情愛和敬意,時時感動得掉下淚來。在他對于答謝的演詞里,除了極端贊嘆蘇聯(lián)的功德外,沒有別的話說。高爾基是被布爾希維克的俄國奪回了,但是“各國成為四海兄弟的時候,舉行光榮的慶祝佳節(jié)”,卻仍是一個遼遠的夢。這是在十年后的事實,此處略為先說幾句,現(xiàn)今按下不提,再回過來續(xù)述高爾基當時主持《新生活日報》的情形。

《新生活日報》存在一日,它的主筆先生就一日不靜止地對列寧的政府作嚴厲的監(jiān)督。高爾基宣言道:“不管政府在什么人的手里,我都是要用批評的態(tài)度對它,我認為這是人類的勝利?!钡搅艘痪乓话四?,布爾希維克的政府仍然未被推翻,該黨的領袖們?nèi)岳^續(xù)干下去的行為,不但引起反對者的憤怒,就是他們的朋友和同情者,也當覺得驚異和煩惱。在這些行為里面,尤其顯著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憲法會議的解散,一件是《布勒斯得·列托夫斯克條約》(Brest Litovsk Treaty)的簽字。這兩事也受著《新生活日報》的痛擊。

憲法會議是俄國革命運動中一個神圣的標語,而布爾希維克的運動口號中有一事也是主張立即召集這個會議,由人民表示對于政體及一切重要國務問題的意志。誠然,在布爾希維克黨人獲得政權之后,不久即宣布舉行選舉,并定于一月間會議開幕。但是不料選舉的結果,社會革命黨的黨員卻占了多數(shù)。這個情形顯明了之后,列寧即斷定“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設的。”——他知道怎樣引用《圣經(jīng)》中語。此時俄國已開始組成蘇維埃的國家,當然不許有任何會議來指揮為蘇維埃而奮斗的最近勝利的人。但是關于大多數(shù),關于人民的意志方面,怎么辦呢?列寧毅然決定設立進步的少數(shù)人的獨裁制度,來統(tǒng)治無知無識的多數(shù)人。因此在會議開幕并選舉許諾夫(社會革命黨中央的領袖)做議長之后,他就毫不遲疑地把這個憲法會議解散?!缎律钊請蟆吩M袑幉桓掖輾堖@個革命的神圣象征,現(xiàn)在看見他竟這樣的肆無忌憚,弁髦法律,該報社評遂表示異常的憤懣。后來有人企圖在街上示威擁護憲法會議,被當?shù)烙梦淞妷合氯?。高爾基為著這件事,在報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把這次一月的“屠殺”,和一九〇五年一月的“紅星期日”相比。

和德奧等國媾和訂的《布勒斯得·列托夫斯克條約》,就是列寧自己,也罵為“猥褻”。由于這個條約,俄國不但失卻廣大的地質肥饒運輸便利的國土,而且還被強迫付給大宗的賠款;這個條約不僅有影響于俄國,且含有世界的重要意味,因為中歐各國能由此把他們的軍隊由東面退出,集中力量對付西面的前線,又因為他們由此可占據(jù)烏克蘭,窮困已極的軍隊及人民,可藉此獲得大量糧食及原料的供給。到了今日,感情的作用已平靜下去了,大家可平心靜氣的問一問,在當時的形勢之下,列寧除了這樣干,有無別條路走?德奧等國不耐煩于蘇維埃代表之喋喋,即對俄提出哀的美敦書,后因托羅資基的代表團拒絕在這個條約上簽字,中歐各國即向俄進攻。托羅資基原希望德國的軍隊能對不抵抗的蘇維埃表示同情,但是這個希望成了泡影,德國的軍隊竟長驅直入,迅速地向著俄國首都進發(fā)。俄國的軍隊,在布爾希維克執(zhí)政以前,早就沒有了戰(zhàn)斗力;其實我們可以說,沙皇軍隊的沒有戰(zhàn)斗力,也是布爾希維克勝利的一個基本原因。據(jù)魯濱斯大佐所發(fā)現(xiàn),當時列寧和托羅資基確曾盡力設法,想獲得協(xié)約國的軍事上的協(xié)助,藉以打退正在向前進發(fā)的德人,但是沒有達到他們的希望,于是列寧不得不在兩條路之間選定一條:一方面有許多暴躁性急的同志們說出許多冠冕堂皇的語句,主張繼續(xù)和德人戰(zhàn)爭,打到最后的一息;一方面,如不打下去,便須屈伏于所謂“猥褻”的條約鐵拳之下。列寧毅然排除前一種的感情作用,認為是一種“革命的口頭禪”,決定簽字于后來在實際上僅成“廢紙”的和平條約,藉此獲得他所謂“暫息急喘的符咒”。

《新生活日報》為著此事,特著社評作嚴厲的評論,所用的題目是《無恥的尾聲》。這篇社評里措辭非常激烈,有這樣的幾句話:“我們碰著了一團行險僥幸的人,這班人為著他們自己的利益,為著要使得他們的行將滅亡的專制政治茍延殘喘——能多延幾個星期也好——便什么都干得出來,他們已準備著最無恥地出賣本國和革命的利益,社會主義的利益,以及不幸的俄國普羅列塔利亞的利益;他們憑藉這些不幸的俄國普羅列搭利亞的名義,在羅曼諾夫空下來的皇位上無惡不作,替他們的委托者準備著一個可怖的墳地?!痹谶@篇社評發(fā)表后的第二天,索克哈諾夫接著在該報上發(fā)表了一篇有署名的社評,說:“人民委員會的投降,是俄國革命的無恥自殺,是國際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運動的出賣。”結果該報被勒令停版八天,其先當局令該報主筆公開聲明對于索克哈諾夫的意見不表同意,被該報拒絕,但過了八天之后,當局卻仍肯發(fā)給再行出版的執(zhí)照??梢娺@個時候蘇維埃對于報紙的檢查仍是辦得馬虎。在今日史太林的政府下面,就是對于本黨的一切反對論調(diào),也不稍顧恤的加以摧殘,這種馬虎的辦法,在今日可謂是不能想象的了。當列寧在世的時候,他對于“家庭內(nèi)”(within the family)的反對言論,還肯容忍;這個名詞的意義,就是這樣倔強的《新生活日報》,也被包括在里面。

《新生活日報》雖被當?shù)浪萑?,但是他們對該報不免含著懷疑和敵視的態(tài)度。無疑的,“高爾基”的這個名字,能使人對于許多“罪惡”加以寬?。核倪@個報所以不致于受到和其他非布爾希維克的出版物的同樣命運,全靠他的已往的革命歷史和一般民眾對于他的崇仰。但終于因為高爾基自己在該報上所說的話過于直率,布爾希維克黨的黨人對于他發(fā)生了仇恨的心理。彼得格勒的小霸王薛諾維哀夫,他在危險最少的時候追隨著列寧,一些沒有列寧的偉大,此時卻利用他的地位,要使一般民眾看不起高爾基。他譴責高爾基,說高爾基用攻擊布爾希維克作手段,藉此為布爾喬亞張目,問他有無膽量和他當眾作公開的辯論。高爾基的答復說:“我不能答應薛諾維哀夫先生的要求。我不是一個演說家,我向來不喜歡現(xiàn)身于公眾的前面,我也沒有足夠的機巧,和專以演說為業(yè)的雄辯家爭勝……薛諾維哀夫先生說,我責難人民所犯的殘忍粗暴等等行為,是意在取得布爾喬亞的歡心。這是粗魯?shù)臉O笨的詭計,但除了這詭計,從薛諾維哀夫一類的人,也不能希望有別的什么好事干出來。但有一件事卻頗可惜,就是他不曾提及,在我責難人民幾件暴行的時候,常告訴他們,工人們被雄辯家如薛諾維哀夫一類的人所腐化了……”薛諾維哀夫和高爾基間的斗爭卻不很平等,因為這位強有力的統(tǒng)治者對大眾演說攻擊高爾基,在這大眾里面,只有一小部分讀到高爾基在他的以叛逆著聞的報上所發(fā)表的文字。結果高爾基收到許多由一群一群工人和水手寫給他的粗率的信,警告他要停止批評當?shù)?,否則他們要關閉他的報館。這樣的要求,在高爾基的筆頭上徒然引起更猛烈的批評。甚至弄到有幾次排字工人拒絕替《新生活日報》排印某幾篇反對政府的文章,該報因此不能出版,或僅印出有限的份數(shù),或雖印出,不得不大大的縮小。出身于平民的高爾基,此時竟被平民視為仇敵,他所處的地位可謂奇特。高爾基仍不肯屈伏,仍很倔強地繼續(xù)奮斗下去,并宣言道:“為《新生活日報》工作的人們,曾經(jīng)和匪徒及騙子的專制政治奮斗,但我們這樣奮斗的目的,決不是要縱任野蠻人的專制政治來取而代之。”布爾希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竟因此老羞成怒,有意造謠,暗示《新生活日報》的經(jīng)濟來源之可疑。高爾基對此嚴加反駁,說明該報創(chuàng)辦時有一位名叫古勒伯(E. Grubbe)的借給他二十七萬五千盧布,此外他曾把自己由著作上得到的一部分酬金加入,最后他忠告《真理報》的一班人說道:“在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七年的中間,幾十萬盧布經(jīng)過我的手,用于社會民主黨的革命運動,我自己為這種革命運動而捐助的也有數(shù)萬盧布,此外大部分的捐款都是來自布爾喬亞的腰包。當時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火花》,就是靠穆洛索夫的錢辦的,他拿出這錢不是借款,卻是捐助?,F(xiàn)在你們對于《新生活日報》的卑鄙的誣陷,不但侮辱了我的報紙,也侮辱了你們自己啊?!?

不能免的情形,最后終于要到來了。蘇維埃俄羅斯受著內(nèi)外的夾攻;一方面要應付外面的敵視的世界,一方面要應付內(nèi)部的要來破壞新秩序的無數(shù)的企圖。布爾希維克既為各黨各派所遺棄和反對,無論在國內(nèi)或在國外,都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們決定用斷然的態(tài)度來應付了。這樣應付的方法等于和一切斗爭。布爾希維克雖在數(shù)量上遠不及他們的敵人,但他們卻毅然地接受這個挑戰(zhàn)。他們把全國置在戰(zhàn)爭的根據(jù)上面,把狄克推多制度行到極度的地步,把民主的種種權利的遺跡一掃無余,在這種種權利里面,尤其是言論自由。在這種狀況之下,加上紙張和電力的缺乏,排字工人又時常搗亂,《新生活日報》終于不得不壽終正寢。

其實依高爾基的性格,他不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乃是一位革命的文學家或文化家(Culturist)。當他這個報紙的拖延著的苦痛由停版而終了的時候,我們不禁感到高爾基在實際上好象釋了重負似的。差不多在一年半的時間里面,他把他的名義和責任,都為著這一件事業(yè)用,這種事業(yè),在他只有煩惱,沒有快樂。他所以還繼續(xù)把著舵,不過是出于俠義的態(tài)度,在事實上倘若不是他來掌舵,這個《新生活日報》的一只好船早就沈沒了,因為無論克倫斯基,或列寧,都因為此報的主持者是高爾基,故加以相當?shù)膶捜?,否則沒有一個能容忍該報的嚴厲譏刺的倔強態(tài)度。高爾基為著這個報的時常操心,反有妨礙于他的文學的工作和他的一般的文化工作。這個報停辦之后,高爾基留在俄國的其余時間,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質的工作,那就是拯救,保存,和培養(yǎng)俄國的文化事業(yè)。關于這方面,我們將在下章有較詳?shù)臄⑹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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