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革命運動的參加
高爾基自己曾經(jīng)很坦白地說過,他從未正式加入任何政黨。在革命運動里面,他不過是一個“同情者”——當然是一個很積極的“同情者”——用了他的時間,他的筆,他的金錢,和他的個人的自由(繼續(xù)不斷的警察監(jiān)視,屢次入獄),來贊助俄國的革命運動。據(jù)說他的收入,自己用去的不到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用于資助各種的革命團體;不過他當初對于革命運動中的各黨派,卻是很寬大的同時兼容,所以竟同時贊助著布爾希維克,孟希維克,社會革命黨,甚至于自由主義者。但是在他和民粹派中人分手之后,他的同情心已偏于列寧所領(lǐng)導(dǎo)的革命運動。他在距今三十年前(約在一九〇二年),就和《火花報》(“Iskra”)中一班人發(fā)生關(guān)系,這個報是當時尚在秘密行動中的社會民主黨的機關(guān)報,也就是列寧的舌喉。他盡力幫助這個報,答應(yīng)每年至少捐助五千盧布,能力充裕時還不止此數(shù)。他不但自己盡力贊助,還介紹有錢的熱心朋友加入幫助他們。他和當時列寧的“財政總長”克拉辛(Leonid Krasio)很相熟,就把他的(高爾基的)一位有錢的朋友穆洛索夫(SavvaMorozov)介紹給克拉辛。穆洛索夫是莫斯科的一個百萬富翁;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革命黨人,以及其他從事不為尋常富有的制造家所愿贊助的公共事業(yè)者,都把他視為“安琪兒”。在一九〇五年的十一月,高爾基創(chuàng)辦了一個日報,名《新生活》,由瑪利亞做經(jīng)理,由閔斯基擔任名義上的主筆,在實際上,自從第六期起,這個短命的日報就由列寧主編。
高爾基和列寧的親密的友誼開始于一九〇七年,當時同在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倫敦會議。他在這個會議里,傾耳靜聽黨中各派對于“黨的統(tǒng)一”的最后企圖作熱烈的辯論。這個熱烈的爭辯是集中于這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樸列哈諾夫,孟希維克的代言人;一方面是列寧,布爾希維克的領(lǐng)袖;托羅資基則夾在中間的地位。無論那一派勝利,這名義上的勝利還無關(guān)重要,尤其重要的事實是黨的分裂從此時起更為明確,更無可挽回了。高爾基覺得對于列寧所主張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不和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者作投機的妥協(xié),十分的表同情。他覺得這兩派的差異不僅僅在理論方面,依他對于現(xiàn)實的感覺,也愿附從列寧的簡單的動力,不愿附從以淵博自負的樸列哈諾夫的不切實際的空論。
從此以后,他們兩位——列寧和高爾基——繼續(xù)不斷的作熱誠的通信,一直到高爾基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回到俄國為止(中間有過一段時期中斷了通信,詳情見后)。列寧很敬慕高爾基的天才,并很樂意為著革命事業(yè)利用他的天才,假使革命事業(yè)不至害了他的天才。盧納卡斯基,當時和高爾基同在喀普里,曾對列寧建議,請高爾基主持布爾希維克的機關(guān)報《普羅》(“Proletary”)的文藝欄,列寧復(fù)他的信里說:
“你的計劃……很好,使我愉快極了。在《普羅》報上特辟文藝一欄,并交給阿勒賽(譯者按,原文不寫全名,系用簡號A. M-ch,即Alexey Maximovich,高爾基的原名前兩字),這正是我所夢想的事情。但是我怕,我很怕直接地建議這件事,因為我不知道高爾基自己在目前所做的工作的性質(zhì),也不知道他的工作的力量如何。倘若他所正在做的是偉大而嚴重的工作,那末我們另把別事來干涉和煩擾他,便是愚蠢,是罪惡,如果上面所說的那樣新聞業(yè)的小事會妨礙他的工作的話。我對于這一點有很強烈的感覺。倘若你想,我們把黨的工作請高爾基做,不至因此害了他(在黨的方面誠然是要大得其益的),那末請你進行接洽吧?!?
高爾基也有信給列寧,答應(yīng)替《普羅》報寫些小品文字,列寧也用回復(fù)盧納卡斯基信的同一口氣答復(fù)高爾基,勸他不可因此妨礙了他自己的“偉大的工作”。列寧始終關(guān)心高爾基的健康和文學的事業(yè),他很樂意地接受了高爾基和瑪利亞的延請,打算到喀普里去看他們。他答應(yīng)一等到《普羅》報的事情可以布置妥貼,使他和克魯勃斯蓋亞(Krupskaya,即列寧的夫人)可以抽身的時候,就要離開日內(nèi)瓦。他對于喀普里的這兩位朋友信任心之深切,只須看一件事就很可以知道:他曾經(jīng)寫信給他們委托瑪利亞替他組織,擔任把《普羅》報偷運入俄的困難而危險的工作。高爾基的這位第二夫人(在自命敬教的紐約旅館老板和新聞記者的眼里,是個姘頭),是個機警多才而又精通數(shù)國語言文字的婦人,對于布爾希維克的組織方面,有很積極的和極有效用的貢獻。
列寧對于高爾基的小說作家的天才,誠然是很敬慕,但是對于他的政治信仰是否堅定這一點,卻很有懷疑。關(guān)于政治信仰這個方面,這位布爾希維克領(lǐng)袖是絲毫不肯馬虎的。他寫給他(高爾基)許多信,對于他在理論及實際各方面的空想,都加以嚴厲的責備。高爾基因為并未正式加入任何黨派,所以對于革命的見解,大有寬洪大量之概,每主張各類的人和集體都應(yīng)該合作。列寧對于這個兼收并蓄的態(tài)度卻大不以為然,他在這些信里,有的時候出于溫和的開玩笑的口氣,有的時候很直率的,反對這種建議。列寧對于以前的同志之趨入歧途,有“理想主義”的嫌疑的,都嚴格的不愿遷就。高爾基有一次在信里,對于這些同志所著的文章匯集而成的一本書表示同情,他就得到列寧的一封很堅決的回信:“我寧愿使我自己分尸四段,不愿答應(yīng)參加宣傳這類東西的機關(guān)?!钡歉郀柣鶇s仍然不懈地要設(shè)法使得社會民主黨的兩派重新結(jié)合,一直到了一九一一年——即已經(jīng)分裂了八年之后——他還在力勸開個全黨大會。列寧不得不表示決絕的口吻了,他寫信給高爾基說:“要我們和馬爾托夫(Martov)一派的孟希維克團結(jié)嗎?這是絕對無望的;這一層,我在此地(指巴黎)時已經(jīng)當面和你說過。倘若我們竟為著這個無望的設(shè)計而布置開個會議,這徒然是一件侮辱的事情。(就我個人說,即僅僅和馬爾托夫開個人會議,我也是要拒絕的。)”列寧從前雖和馬爾托夫有過友誼,而且終他的一生,對于馬爾托夫的智力是始終敬佩的——約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他有一次對高爾基說過:“馬爾托夫不能和我們在一起,這是多末可惜的事情?他是一個多末可佩的同志,一個多末潔凈的人??!”——但是一認為他在信仰上有了動搖,便斬釘截鐵地不愿遷就,不愿和他妥協(xié)。有一次馬爾托夫譏諷列寧,說在俄國只有兩個布爾希維克黨人——列寧和科爾朗推(Kollontay),列寧聽了大笑,隨著付之一嘆。列寧一得到政權(quán)之后,他情愿運用各種的退讓政策,比他今日的微小的承繼者寬大得多了;但是當他正在組織革命的時候,他異常堅決地避開異端邪說,一點遷就都不容許。他寫給高爾基的信里說:“相信我的話啊,我們在目前所需要的是分化,不是團結(jié)!”
其實高爾基的文章從未在《普羅》報上發(fā)表過。他曾經(jīng)投過一篇稿子,但因為內(nèi)容有趨向理想主義的色彩,被列寧退回,叫他做過一篇,把異說刪去,或投登別的刊物。因這件事,他們兩位發(fā)生了爭論,這個爭論不但使他們兩人的關(guān)系為之中斷了一時,而且因此引起了糾紛,使布爾希維克一黨的內(nèi)部也發(fā)生了很嚴重的分裂。在高爾基的這篇文章里,列寧看出他有表同情于經(jīng)驗派的意見,這一派后來由布爾希維克黨退出另成一支派,因為他們的機關(guān)報名《前進》,所以又稱“前進派”。列寧把這篇文章退回高爾基的時候,他附了一封信去,在信里有很長的說明,表示他對于此事的態(tài)度;他鄭重申明他對于各種哲學上的意見都可加以寬容,惟不能容許把《普羅》報的篇幅來發(fā)表哲學性質(zhì)的討論,尤其是關(guān)于可爭辯的要點。他勸高爾基幫助他勿使哲學上的分歧的見解把本黨分裂。如有意見可以在別的刊物上發(fā)表,不要登在《普羅》報上,《普羅》報是要保持著統(tǒng)一的前線。后來這個爭論越弄越嚴重起來了,《普羅》報對于這班維持異說的人不得不下攻擊令了,第一炮是對著卡孟特夫(Leo Kamentev)的一篇文章《我們走著不同的道路》。
這“前進派”的主要領(lǐng)袖是博達諾夫(AlexanderBogdanov),他原是《普羅》報的特約撰述,是一位意旨異常易于變動的學者。這兩方面的爭論繼續(xù)的鬧下去。關(guān)于理論的信仰方面,列寧是不肯有絲毫的寬恕或退讓的。高爾基為著保持布爾希維克黨的團結(jié)起見,懇求各方注重和平與妥協(xié)。列寧回答他說他(列寧)了解并且敬重高爾基的情感,但是他覺得這是大大的錯誤,他這樣對高爾基說:“你一定了解,你自然就要了解,一個黨人一旦相信某一主義是全然錯誤的,是有害的,他不得不退出黨外來反對這主義。如果我不是絕對地看清……他們的文章全是荒謬的,有毒的,自私的,牧師宣教式的,我決不愿掀起這個巨浪。樸列哈諾夫著文反駁他們,其內(nèi)容是完全不錯的,只不過他還不知道,也許是不愿意,也許是太懶,具體地,有力地,簡明地,把此中真理說出來,無須用許多哲學上的花言巧語來嚇倒讀者。我不顧任何代價,要照我自己的見解說出來,我最親愛的A. M.(高爾基的名字前兩字的縮寫),請問有什么‘調(diào)解’的可能?就是僅僅提出這個名詞,已經(jīng)是笑話,你不知道嗎?這個戰(zhàn)爭是絕對地無法避免的?!?
這個時候博達諾夫已到了喀普里,高爾基接著請列寧也到該處,以便大家把這件事討論一下。但是列寧卻拒絕他說道:“我來是無用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不能,而且也不打算和那班把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宗教混合一起傳布的人辯論……這是不能討論的,無目的的白費心思是愚蠢的事情……”他在這封信里的附語中對瑪利亞特別道候,并表示他希望她不致為宗教說法所迷惑。他知道瑪利亞是該黨里的一個實際的助手,希望她勿卷入文學的和理想的歧途里面去。但是不料后來又接到一個電報,是由高爾基和瑪利亞兩人共同署名的,最后請求他到喀普里一行,俾免黨內(nèi)的分裂。他復(fù)電拒絕,隨后又復(fù)了一封信去,說他不能接受他們的延請,他重申他的要求,認為不可把哲學上的討論和布爾希維克黨的政治工作混亂起來。
這個爭論終于超出了僅僅哲學上爭辯的范圍,布爾希維克黨因此不免分裂,這個分裂是永遠不得完全挽救的。
關(guān)于此次爭論的內(nèi)容,此處姑不詳述,我們只注意有關(guān)于高爾基的部分。高爾基原是一位冷眼觀察的藝術(shù)家;他一冒險鉆進了在他的小說范圍以外的境域,便失卻他的力量和創(chuàng)作力了。但是因為他既立于一個公民和革命家的地位,他一再地被激動著起來發(fā)表關(guān)于哲學和政治問題的意見,發(fā)表的方式有的直接,有的間接,直接的是報上的社評和談話,間接的是出于他所著的小說中的人物的嘴里,替他說出來。立于政論家的地位,他很少能使任何批評家滿意。文學界中人反對他把教訓式的勸世文字夾入紀事文里面去,革命的政論家看了又嫌它膚淺。
博達諾夫和盧納卡斯基一班人被逐于《普羅》報之后,也就是被擯于布爾希維克黨的中央之后,開始刊行他們自己的機關(guān)報,名叫《前進》。這“前進派”一班人獲得高爾基的贊助。在他贊助他們的其他事情之外,有一件是在喀普里協(xié)助他們組織一個為俄國工人而設(shè)的學校。這件事的來源是這樣:有一個布爾希維克黨籍的工人名叫維洛諾夫(Mikhail Vilonov),曾經(jīng)坐過無數(shù)次的監(jiān)牢,也從監(jiān)牢里干過無數(shù)次的逃脫。有一次他于逃脫之后又被捉著,被警察打得異常的殘酷,他竟因此患了肺癆病。該黨助他逃到國外去,后來到了喀普里。他覺得該處的氣候?qū)嵲谑谷擞淇?,又覺得高爾基和他的許多朋友的社會實在能振作人的精神,于是決定其他工人也應(yīng)該到喀普里嘗嘗這個“天堂”的滋味。他的病體雖尚未完全復(fù)元,即冒險返回俄國去,征得本黨的核準,送幾班聰明的工廠工人到喀普里去,受嚴格的學校訓練,畢業(yè)之后再派回本國擔任宣傳員的職務(wù)。第一班送去的約有二十人,經(jīng)過了許多的困難,于一九〇九年的夏季到達喀普里。帝俄當?shù)捞较ち诉@個計劃,曾下命令拘捕維洛諾夫和他的同黨。他們不得不想盡方法規(guī)避邊境的警察,鬼鬼祟祟地偷走過邊界。他們一個一個溜到邊境一個鎮(zhèn)上的時候,都先到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的接生婦的家里,他們所用的暗號卻也有趣,大家進門時都要說一句“我的妻已一胎生了三個兒子”。這個接生婦替許多人開門,進門之后個個都宣言他做了三個兒子的父親!這班天真爛漫的弟兄們平安到了外國之后,在各處重要的都會耽擱了一些時候。在維也納,托羅資基同志——也是喀普里“大學?!睌M請的講師里面的一位——遇著他們這一班人,領(lǐng)導(dǎo)他們參觀了本地的幾個博物院。
在喀普里設(shè)立的這個學校,里面的課程包括各種演講和實際的革命工作。在講師里面有博達諾夫,講政治經(jīng)濟學;撲克洛夫斯基(Pokrovsky),講歷史;盧納卡斯基,講勞工運動和革命史;阿爾新斯基(Alxinsky),講工團主義和財政;高爾基,講俄國文學史,還有其他等等。此外被請擔任該校演講的有樸列哈諾夫,他的架子擺得十足,對于聘請的信連答復(fù)都沒有;托羅資基雖答應(yīng)來,后因事不能來;考茨基的回信說他太忙了,不能來,而且說他用他的筆工作,比用他的嘴工作來得好;列寧雖不能來,卻和該校學生有長期的通訊。這確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學校,學生們都不愿囫圇吞棗地把各講師的知識接受下去,卻加以熱烈的辯駁和討論。這種未來的宣傳員,不但要熟悉革命組織的技術(shù),而且要知道怎樣對付別黨或別派的敵手。因為這個目的,這個學校里常舉行假的辯論會,由教授和學生假裝各種政黨的人物,參加辯論。高爾基被派為極端反動派的人物,假裝“黑色百人團”的一分子。最為學生所歡迎的講演里面,有一科要算是盧納卡斯基所主講的藝術(shù)史,后來他帶這班學生到羅馬去旅行過一次。學生也很歡迎高爾基的講演,尤其是關(guān)于古閣爾和普希金的講演。還有一件事也有提起的價值,那就是這班普羅列塔利亞利用這個機會,和那些常到高爾基的別墅里的各種天才橫溢的專家接近,由此所得到的驚喜的情緒。
高爾基對于他的賓客(指該校的師生)的熱誠是沒有再高的了。高爾基因被強迫住在俄國的外面,現(xiàn)有這樣的機會和祖國的這班勇敢的青年接觸,和這班將來的光明前途的中堅份子接觸,在他實感覺到無限的愉快。但是不幸得很,毫無政治成見的高爾基,此時卻卷入了黨爭的漩渦,這種黨爭竟毒害了這個學校的快樂的空氣,甚至于毀滅了這個學校的快樂的空氣。此事的轉(zhuǎn)變,全由于列寧的手段:他在對付敵人的方法上面,常是特具天才,而且?guī)缀鯚o次不獲勝利的,現(xiàn)在他竟把喀普里的學校視為他的仇敵了。該校請他講演,被他毅然拒絕,說他不能和那些引人趨入歧途的講師同在一處旅行。該校的學生都是粗魯直率的工人,看見布爾希維克的領(lǐng)袖間有這樣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不同的意見,弄得莫名其妙,對于列寧的拒絕都不免懷恨。他們里面有七個由莫斯科來的,用該黨的莫斯科委員會的名義,給列寧一個正式的命令,叫他到喀普里來,并加恫嚇,說他如再固執(zhí)地拒絕,將在中央委員會告發(fā)他破壞黨紀。列寧當時對于這班幼稚的孩子們玩著布爾希維克的戰(zhàn)術(shù)老套,大概付之一笑,因為他只回復(fù)一封長信,老實指摘博達諾夫一班人的錯誤,和他們對于黨的經(jīng)驗。他告訴他們,說他們都是良好的青年,但是對于政治的斗爭仍缺乏經(jīng)驗,并說倘若他們愿意到巴黎來,他很愿意教他們。兩方往來寫信討論,為時頗久,后來列寧的“勾結(jié)”竟發(fā)生了效力:這班學生決定在喀普里的五個月課程完畢之后,即到巴黎來。
可是列寧對于這個勝利還不滿足:他恐怕博達諾夫的異說輸入了那些天真的腦里之后,受毒已深,后來的療治,已不免太遲了。他認為這種異說的傳播,有立用激烈手段鏟除的必要。于是他設(shè)法使布爾希維克的中央會議通過一個議案,說喀普里學校的創(chuàng)辦人,尤其是博達諾夫,組織該校來反對《普羅》報,這些創(chuàng)辦人并不能代表布爾希維克黨的全部,只不過代表博達諾夫一派人,所以該黨對該校不能負責。換句話說,該黨由此正式否認該校是合法的機關(guān)。除了這個步驟之外,列寧又繼續(xù)寫信給該校的學生,結(jié)果該校學生里面也分裂了,有五個學生立即離開喀普里,到巴黎來。但是有一部分信仰博達諾夫的學生仍在喀普里繼續(xù)就學,等到五個月各科完畢后,才加入巴黎的學校。
高爾基看見黨內(nèi)的這樣的糾紛,異常覺得痛心。他所注重的目的,只是要啟迪那些工人,使他們受得相當?shù)慕逃阉艿慕逃龓Щ刎毞Φ谋緡h(huán)境里面去。至于黨內(nèi)各派意見的分歧,在他覺得和全部的計劃沒有什么重大的關(guān)系。雖以強硬激烈的列寧,對于高爾基的這種心理,也不能不表示敬佩,尤其是后來維洛諾夫親到巴黎,把該校的詳細情形當面告訴了列寧。列寧聽到維洛諾夫的報告后,特寫一封很誠懇的信,向高爾基和瑪利亞表示歉意,他雖認為喀普里確被新起的一派人利用為中心機關(guān),但對于高爾基在工人運動方面的努力,不能不表示敬意。
同時《普羅》報和《前進》報仍繼續(xù)不斷的大打其筆墨官司,黨外的各報對于布爾希維克這種內(nèi)部分裂,視為可以轟動一時的消息,大登而特登,他們尤其興高采烈地宣傳的,是關(guān)于高爾基已被布爾希維克黨開除的謠言。列寧看到這個消息之后,曾在柏林一家報上否認高爾基被該黨開除的這件事,但其他報上卻拒絕登載他的這種聲明。于是他即在《普羅》報上發(fā)表一篇短文,題為《布爾喬亞報上關(guān)于開除高爾基的神話》,他說這件造謠毀謗的運動,是全出于布爾喬亞有意煽動該黨的內(nèi)爭,并樂于看見高爾基遺棄該黨。(其實高爾基從未正式入黨,我們在上面已經(jīng)提及,但關(guān)于這一點,列寧和他的政敵卻都沒有說起。)這篇短文的末了有這樣的幾句話:“布爾喬亞報紙的這種努力是徒勞而無功的。高爾基同志,由于他的偉大的著作,已使他自己和俄國乃至全世界的勞工運動發(fā)生了極密切的關(guān)系,他對于這般報紙的胡鬧,除了鄙視之外,不會有別的什么反應(yīng)的?!?
到一九一〇年的時候,博達諾夫一班所謂“左派”的人都沒有了力量,他們的文字上的努力都顯露了失望的征象,他們最后關(guān)于信仰的宣言都充滿了矛盾,無意中都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這在列寧,當然是躊躇滿意的事情。列寧認為在這一班人里面只有高爾基是個人物。他說:“高爾基無疑地是普羅列塔利亞的藝術(shù)的最偉大的代表,他對于這個藝術(shù)已有很多的貢獻,而且在將來還要有更多的貢獻?!钡撬詾楦郀柣谄樟_列塔利亞的藝術(shù)上誠然是“無疑地一個權(quán)威”,如把他的名字硬放在政治的黨綱上面去,那卻是用非所長,反而湮沒了他在普羅列塔利亞的藝術(shù)上的貢獻。
在同年(即一九一〇年)的夏季,列寧親到喀普里來訪問高爾基,他們兩位的友誼又恢復(fù)了。有許多要點,他們兩位當面暢談一番,倒消除了誤解。高爾基表示對于列寧從前的緘默,不無遺憾——尤其是關(guān)于他所著的《懺悔錄》,沒有信給他,并拒絕到喀普里學校講演。列寧答應(yīng)他以后要更坦白地待他;從此后列寧寫給高爾基的信里看來,無論何時,遇著討論一個問題,需要老實話的時候,列寧確不客氣地直說,不管高爾基的過敏的神經(jīng)。又從他們的來往信件里看來,高爾基在實際上的確悔悟了博達諾夫和盧納卡斯基一派異說的錯誤,但是有的時候,仍不免有機會受到列寧的嚴厲的責備——雖則由于很友誼的態(tài)度——這是因為他往往易受別派中人的包圍,對于他的革命的忠實不能有絕對堅定的態(tài)度,尤其是高爾基屢次努力要使社會民主黨的各派開個全黨大會,旨在重新團結(jié)起來,卻始終受到列寧的嚴訓,說當時實需要更嚴的甄別,不必再亟亟顧慮到什么團結(jié)不團結(jié)的問題。但列寧雖是一個謹慎的人,對于高爾基的誠實卻很有信仰,關(guān)于很秘密的消息,無論是關(guān)于個人的,或是關(guān)于黨務(wù)的,都時常告訴給他知道,他尤其關(guān)心的是高爾基的健康,常在信的末了問起他的病狀,勸他要看好的醫(yī)生。
一九一三年二月,羅曼諾夫皇族舉行當朝三百周年紀念,實行大赦,凡僅文字上犯罪的政治犯也在被赦之列。高爾基打算這年的冬天回到俄國去。列寧很同情于他的思鄉(xiāng)病,勸他盡可回國去走走,不過叫他在事前要注意打聽帝俄當局會不會因為他辦過喀普里學校,要辦他的罪。除這一點要注意外,列寧還怕高爾基也許不愿意受沙皇的特赦,所以又寫信這樣勸他:“我希望你不要以為不該去領(lǐng)受大赦。這是一個錯誤的見解。在目前,一個革命家在俄國內(nèi)地能做更多的工作……一個革命的作家漫游全俄(新的俄國),這是一個良好的機會,要使‘羅曼諾夫公司’受到百倍激烈的打擊……”
高爾基決定在這年的冬天回到俄國去,但在這個時候,他的舊病——肺癆——復(fù)發(fā),病勢很劇,診視他的幾個醫(yī)生竟預(yù)料他“只有三星期”的時候可以活著!列寧聽到這個消息。大為著急,勸他在回國之前,先到瑞士或德國,入最好的醫(yī)院,請頭等醫(yī)生診治。后來有一個青年俄國醫(yī)生,名孟努欽(I. I.Manukhin),偶在這個時候來訪問高爾基,建議試用他所新發(fā)明的激烈X光線療治肺病法,高爾基認為試試并無損失,就答應(yīng)了,不料結(jié)果很好,于是在這年的十二月,高爾基便在回俄途中了,在一九一四年的一月,便到了俄國,他在俄國的時期中,弄得當?shù)罆r在恐慌中過生活,弄得他們走頭無路,這在上章里已記其梗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