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勝利與聲譽

高爾基自從他的兩卷小說集出版以后，他的聲譽之日隆，傳播之日廣，實有空前之概。在他這兩卷小說集第一次出版后，不到一年，“高爾基”這個名字已為全俄所知道了，甚至于被人藉為招搖欺騙的資料！無論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見關于他的肖像的圖畫——在明信片上，在香煙和糖果的盒子上，以及無窮盡的漫畫上。高爾基是由漂泊者出身，這是大家知道的，因此便有一般流氓藉他的名義來干求強索，往往有行為可疑的腳色，在街頭巷尾攔住行人，向他請求，或甚至向他強索，說：“看著高爾基的面上，給一瓶俄國麥酒喝喝?！边@種漂泊者里面，有些還更進一步。竟向人要錢，說是“要用來買一枝手槍對付惡棍——國務大臣”，也加上“看著高爾基的面上”，因為他們都把高爾基視為漂泊者和叛徒的保護者。在各城里面，甚至發(fā)現冒充高爾基的人，自稱是真的高爾基，要想利用他的名望，來干他們的自私的事情。高爾基的服裝——一件俄國式的寬大的外套，一雙長統(tǒng)的皮靴——成為盛行一時的裝束；就是社會上講交際的太太小姐們，也以夾著幾句不清不楚的法國話來談談這班下流人物，視為漂亮的行為。

高爾基的最初的聲譽洋溢，不僅是由于他所著的小說的特質，大半還因為他所采用材料和他的生平的經過。他把下流人物引進俄國的文學里面去——不僅僅是視為用來喚起我們憐憫的不幸人物，卻是視為好勝的人物，明目張膽的宣言他們老實看不起一般自命上流人物的臭架子——這件事在當時即不至使人認為大逆不道，至少也令人聽了為之驚駭詫異。況且于此事之外，又加上一種消息，就是這位作家的自身也是才由第五階級里面升上來的，更使大家的好奇心為之增強起來。誠然，在高爾基以前，已有過兩三位作家描寫下層社會的情形，但是他們描寫的時候，總含有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憐憫他們的意思，或是出以申斥他們的教訓的口氣。高爾基卻不然，他乃是下流社會的代言人。在他所著的小說中有一個人物說過這樣的幾句話：“我是由污穢黑暗的下層里面出來的……我是宣述他們的生活之真實的聲音，是生活在這下層里的人們的啞聲，是他們叫我出來證實他們的滄海桑田的變遷經歷。”其實這些話可算是高爾基的夫子自道了。反對民粹派最激烈的批評家波士，曾屢次援救過高爾基。他很知道高爾基的個人狀況，曾經說過這位青年作家的著作“是用他的心血寫成的”。

高爾基的文名日盛之后，文學批評家對于他的批評紛紜，或譽或毀，發(fā)生種種不同的意見。但是對于高爾基的天才的批評，大概對于他沒有什么益處。他最同情于柴霍甫，曾引證柴霍甫說過的這幾句話：“批評家好像馬身上的蒼蠅，只會阻礙馬的耕田工作……在已往的二十五年內，我已看過不少關于我所著的小說的批評，但是我竟不記得曾經看到一句有價值的評語，或一句有指教價值的話。只有一次有一位名叫史喀比柴維斯基（Skabichevsky）寫過一些使我留著印象的東西……他說我要醉醺醺地死在溝里?！?

高爾基在他的事業(yè)正在開始的時候，需要有人指教和批評，這是很顯然的。在他的早期的作品里，讀者可以感覺到他是由勞動的苦役忽而轉到著述的專業(yè)——因為缺乏技術上的成熟和堅定。他有許多話要說，但是他卻沒有受過作文的訓練。在這個重要關頭，高爾基很幸運的得到兩位厚于友誼的批評家——柯洛倫科和柴霍甫。柯洛倫科對于高爾基的殷勤指示，我們在前面已略有敘述。柴霍甫比起柯洛倫科來，是一位更優(yōu)越的更難取悅的文藝家，但是對于他的同伴及同時的作家，卻比較的緘默和淡漠，他對于高爾基所以肯加以指教，全是因為高爾基自己來請求他的。一八九八年的十一月，高爾基把他所著的書寄給柴霍甫看，并寄了一封信給他。柴霍甫于同年十二月三日復他一信，從此他們兩位便開始通訊，友誼日增，可惜在這位青年作家方面看來，他們的為友時間太短，因為柴霍甫于一九〇四年便逝世了。柴霍甫給他的第一信，可以代表他（柴霍甫）的銳利的判斷和循循善誘的溫和態(tài)度，這是和柯洛倫科的直率態(tài)度不同了。茲撮述該信中數語如下，以見一斑：

“你問我對于你所著的小說有何意見。我的意見嗎？我以為你在這方面是具有無可懷疑的天才，一種真的，偉大的天才。例如在你的《在草原上》（“On the Steppe”）那篇小說里，寫得那樣的有聲有色，我看了恨不得這篇東西是我自己寫的，竟懷著不勝妒羨的意思。你是一個藝術家，一個具有聰明眼光的人；你對于事物能有銳利的感覺，你是個寫生能手，再說得具體些，當你描寫一物的時候，好像你看見，并用你的手去接觸它似的。這是真正的藝術……

“我現在可以談談你的缺點嗎？這卻是沒有這樣容易的一件事。要說出一個具有天才的人的缺點，好像要說出生長在花園里一棵大樹的缺點一樣；此處的真相不在這棵樹上，卻在望著這棵樹的人心里所被喚起的情緒。你以為是嗎？

“我開頭要說的是依我的意見，你在文章里缺乏自制的能力。你好像戲院里的一個看客，他看得手舞足蹈的喧嚷著，一點不稍隱藏地表現他的快樂，以致使他自己以及別人都聽不見舞臺上的聲音。在你的作品里，這種自制力的缺乏，尤其顯然的是你對于自然的描寫，你往往用這樣的描寫穿插打斷了談話。讀者看到你這樣的描寫，每覺得冗長，以為還是緊湊些，短些來得好，例如只須兩三行就夠了……”

早年的高爾基對于別人的批評他的文字，往往神經過敏，感覺不快，關于這一層，在他從前和柯洛倫科的關系上面，我們已經看出的了?，F在他對于柴霍甫的批評，似乎也不免發(fā)了煩惱的感覺，因為我們可以看見柴霍甫在他的第二信里，極力解釋并未責高爾基的文字里患了“粗率”的毛病，不過覺得他用了無需要的生硬的字眼。他接著解釋道：“當然，這也是由于各人所好的不同，這也許不過是我自己過于苛求的一個符號?！憋@然的他覺到高爾基之感到不安是他（高爾基）自覺缺乏了教育，所以他在信里鄭重的說，從他（高爾基）所著的小說看來，覺得“他是一個真正受過教育的人”。他這樣的贊許他安慰他之后，乃進而給他下面的勸告，但仍是曲折的說，好像把醋和蜜糖混合在一起給他吃：

“說到粗率，這卻是很能說出你的特點；你的感覺是很聰明靈敏而易受感觸的。你的最有精彩的文字是在《在草原上》和《在木排上》里面——我不曾寫信給你說起的嗎？這兩篇小說是佳品，杰作；這兩篇小說表示作者是一位曾進過一個極好的學校的藝術家。我深信我的這種見解是不會錯誤的。你的唯一的缺點是‘限制’的缺乏。是‘精練’的缺乏。一個人對于某種準確的動作，能用最少數量的活動來表現，那便是‘精練’?？茨愕男≌f的人，感覺到你有詞費的地方……”

柴霍甫和高爾基的友誼一天一天的愈益濃厚起來，他屢次勸高爾基離開尼斯尼諾伏格拉，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去住，因為該處的文學的環(huán)境對他也許更有裨益，但是他在一九〇四年以前，仍住在他的故鄉(xiāng)，只每隔幾時到別的地方去旅行。他在本城的時候，除替《尼斯尼的一頁》日報撰文外，對于本地的種種社會事業(yè)，只須在當道所允許的范圍里面，他總是很起勁的參加，而且常居發(fā)起的地位。他很殷勤的和他人合作，設法幫助在各大學里肄業(yè)的本地青年。他回想到自己從前要想進大學的空愿，看到那些處境貧寒，且在社會上身份低下的青年，仍能努力掙扎入大學肄業(yè)，不勝同情。俄國的學生對于革命運動熱心參加的很多，尤其是一八九八年以后，他們加入工人里面去組成革命運動的先鋒隊。此事當然更能喚起高爾基的同情，增高他對于幫助學生的熱心。此外他對于窮苦兒童的輔助，也算是他所樂為的另一件事。他回想到他自己兒童時代的苦楚，對于增進在家和在校兒童幸福的事情，無不盡力的贊助。他對于本地的博物院及公共圖書館等公益機關，也有很大的貢獻。

就一個初出茅廬的作家而論。高爾基頭兩卷小說集的勝利可謂空前的了。他這兩卷小說集的銷行，已給他不少的金錢，但是仍是不敷他的異常浩大的費用。他要應付醫(yī)藥的費用，幾次往克里米亞，烏克蘭，以及其他地方的旅行，買了許多書畫作贈品，對于各種方式請求資助，總是有求必應：因此種種，他的支出大大的增加，版稅總是急急忙忙的預支著用。他的家里又設備得很華貴，處處注重美術的價值。不像托爾斯泰和柯洛倫科一樣，他們的書房都是設備得異常的簡單，高爾基卻不惜工本的把美的東西圍繞著他自己，這是他多年所十分缺乏的。他對于賓客的殷勤招待，又可算是真正俄國式的寬宏大量，據和他同時的人所傳述，“從早晨到夜里，有各種各色的人充滿了他的寓所。每在飯桌上，除了高爾基和他的家屬以外，常有一打或十五個外人在座，其中有些人，主人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道。這一家是以慷慨招待賓客著聞于時，主人和嫵媚的女主人待客的親善態(tài)度，也是很著名的?！边€有別的同時的人說起，當時倘非有高爾基的夫人費盡許多氣力，常使訪問者離開她的丈夫的書房，那高爾基簡直沒有機會寫出一行的文字！

高爾基在尼斯尼諾伏格拉的家，此時竟成為許多敬仰他的人和好奇的人所常到的“圣地”。游閑好事者往往在他家的窗前踱來踱去，或在那里立著，希望能窺見這位已被人攝著不少相片的，長發(fā)的，大鼻子的，穿著黑色的寬大外套的高爾基，或得窺見他屋里一些有名的來賓。

高爾基不但是殷勤招待他的同時作家的主人，而且在他初登文壇后，即以常在無名的后進的作家里面發(fā)現天才為己任。這種責任，他直至今日未曾拋棄。在他當時所發(fā)現的天才里面，后來成為俄國名小說家的安得列夫（Leonid Andreyev）便是其中的一人?！赌崴鼓岬囊豁摗啡請蠛推渌ち业膱蠹堃粯樱Ｊ墚數赖姆N種責罰。責罰的許多方法里面，有一種是每遇被當道認為措辭不當的時候，即令暫行?？舾蓵r。有一次遇著這樣罰令暫行?？臅r候，該報當局另行設法出版一種《莫斯科》日報，送給訂戶。高爾基就在這個日報的基督復活節(jié)出版的一期里，看到安得列夫第一次所著的小說，覺得有特殊的精彩，就寫信查詢這篇小說的作者。于是他們兩位就開始通訊，結果彼此發(fā)生了友誼，雖則中間不無夾有不和的意見，尤其是在后來的幾年，當世界大戰(zhàn)革命的時候。安得列夫在他的自傳里，也承認他對于高爾基銘感不忘的意思，因為他（高爾基）鼓勵他著作，并替他設法登載他所著的小說。他對于誘掖后進的熱誠，于此可見一斑。

高爾基第一次到圣彼得堡是在一八九九年。他在該處住波士的家里，波士很殷勤的把他介紹給這個首都的知識份子。當時波士正在新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月刊名叫《生活》（“Zhizn”）擔任主筆，就在該報的編輯室里設宴請高爾基，當時的最著名的作家，大多數都被請去作陪。這個宴會卻很使波士感到很難為情，因為這位上賓在座上竟缺乏禮貌，呆頭呆腦的。當時名作家如密爾海洛維斯基，柯洛倫科，以及其他藝術界領袖們，對于他都表示熱烈的歡迎，盛贊他的天才，他對于這種熱烈的歡迎，竟報以鹵莽的答詞！他當時為各人注意的中心，無疑地因此覺得羞怯和不舒服，卻把好爭的口吻來掩藏他的羞怯。他用著尋常的話乃至土語，對眾人解釋他的勝利并不是由于他個人有什么天才，卻是由于“在沒有魚的地方，就是一只蝲蛄（蝦屬，較蝦為?。┮彩且恢霍~了”。這在許多知識分子聽了，認為是永不能忘的侮辱。但是他此行卻有一事頗為重要，那就是他慨允擔任波士所主持的《生活》報的文藝欄主筆，他和這個報發(fā)生關系之后，他的政治主張便有了歸宿，他雖未加入做個嚴格的黨員，但是他顯然地贊成馬克思主義，卻是從那時候開始。馬克思主義給了他所長期苦覓而未得到的“公式”。他原來希望能長期在此報服務，忘卻這樣的刊物，在當時的政府一定要使它短命的。

高爾基在當時，除官吏及妄自尊大之徒外，一致的敬仰他，他是青年一代所崇拜的人物——尤其是一般青年學生——這是不消說的，下等階級，工人和那些流浪的人們，也都認他是他們里面的一分子，當然對于他的聲譽和勝利，都覺得與有榮焉。至于一般革命家，也都大大地利用他對于他們的主義的同情以及對于現狀的痛恨。他對于這般革命家，卻也很慷慨的盡力的贊助，用他的金錢，用他的筆，用他的忠告，對他們作種種的協助，雖常受警察的嚴重監(jiān)視，他都不管。

洋溢的聲譽，大眾的推崇，對于孤寂冷酷身世的人，原有慰安的效用，但是有的時候，因過分的煩擾，也很使他難受。高爾基名聞遐邇之后，關于他的肖像的相片和漫畫，散布各處的不可勝數，他的面貌大家都看得很熟，所以每遇他在街上，或是在公共的處所，總要被人認識，被人指出，被人很不客氣的評長論短，好像他是一只白色的烏鴉，看個不了！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時候，群眾對于他的好奇心，似乎比在他的本鄉(xiāng)的人更不體諒。高爾基曾記述幾件有趣的故事，說他自己在大城市里被路人相聚察看和批評的情形。一般平民對于他的詢長問短，使他感覺煩惱，大概還不及那些受過教育的群眾使他更覺難堪。新聞界的訪員簡直使他沒得休息的時候，到處探查他，對于他的一舉一動都有描述的文字，甚至關于他吃沙丁魚的樣子，也可以供給他們作一期報上的材料！有一次莫斯科藝術劇院正在演著柴霍甫所著的名劇《范尼亞叔叔》（“Uncle Vanya”），柴霍甫和高爾基同坐在一個包廂里聽戲，觀客竟成群的圍著這個包廂，等到休息時候，他們甚至成群的擁著他，弄得他不勝其煩，不得不用頗為嚴厲的話來責備他們。事后各報便把這個消息視為可以轟動一時的新聞材料，有意張大其詞，添油加醬，寫出各種各式的狂妄歪曲的事實，表示這位從前做過漂泊者的不懂禮貌，不能寬恕，徒有驕慢的表現。高爾基最后看得耐不住了，不得不寫一封更正的信給“Severny Courier”報的主筆，里面有這幾段話：

“……最近有一天有人在“Novoye Vremya”報上發(fā)表了一節(jié)文字，說起我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里對回廊上的人所說的幾句話。據這一節(jié)文字的作者說當時他親自在場，但是這大概是不確的，或他雖親自在場而并未聽得清楚，因為他所稱為是我所說的話，完全依照莫斯科日報“Novosti Dnya”上所完全捏造的說法。

“當時我對群眾說的時候，我并未曾用過這樣的話，例如‘你們張大著嘴表示驚奇’，‘你們對著我的嘴里望’；我也未曾說過他們阻擋我和柴霍甫共同喝茶。當我對群眾說話時，柴霍甫正在舞臺后面。

“我當時對群眾所說的話是這樣：

“‘你們的注意使我愧不敢當——謝謝你們！但是我卻覺得莫名其妙。我不是麥第奇的維納斯（Venus of Medici，希臘愛神），也不是一場大火燒，也不是一個舞女，也不是一個溺死的人：一個著小說的人，他的外表有什么趣味可言！……’

“‘我說完之后，對他們道歉，雖則我本來無須這樣做。我的這封信，是對于有意把我的話亂改的行為提出抗議，也不是道歉的意思。至于新聞記者小題大做，把這個微小的事件竟鬧得天翻地覆，我要誠懇的問他們：諸君耗費時間于這種無意義的舉動，不覺得羞愧嗎？’”

高爾基的這封信仍不能使這個鬧得滿城風雨的事件安靜下來。群眾還是憤怒著，而“報界的君子們”仍是吹毛求疵，推波助瀾，迎合他們的心理。這件事使高爾基對于“捧場”或“宣傳”嘗到一種不能忘的滋味。這件事表現給他看，群眾的彩聲究有多少價值。他后來著了一篇小說，叫做《關于一個受欺騙的作家》，在這里面，他對于讀者說了這樣的幾句話：“依我看來，似乎你們所以喜歡我，不過因為我不穿著大禮服，并在我所著的小說里用了粗俗的語句。有的時候，我甚至于想，假使我能學習用我的左腳來寫抒情詩，也許你們對我更覺得愛好，更覺得有趣吧?！?

高爾基的生平和他的工作似乎注定不能避免引起人們的驚異，激烈的反應，乃至毀謗。他“到這世界來，是來反對的”。無論是在未用“高爾基”筆名的以前或以后的時期中，他對于尼斯尼諾伏格拉的小市民，或是對于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大驚小怪的自命知識分子的人們，對于在紐約的自命的清教徒，對于俄國專制時代的警察，或是對于列寧和薛諾維哀夫（Zinoviev）的一班心腹，都是倔強得很，他的這樣倔強的態(tài)度當然使他到處碰壁，到處引起糾紛。這在當時也就是新聞紙上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