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九日下午參觀布爾穴俘公社（Bclshavo Commune）——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個公社。

這個公社成立于一九二四年，最初由一個做醫(yī)生的黨同志帶了二十四個青年罪犯——都是由大饑荒時期所逼迫養(yǎng)成的犯罪習慣，其中大多數(shù)好幾次被判決了偷竊和其他的罪名——到布爾穴俘這個鄉(xiāng)間來，共同努力于生產(chǎn)的工作，組成了一個小小公社，荏苒十年，居民咸集，在公社的周圍竟成了四萬余人的大村鎮(zhèn)，這公社中由罪犯而造成良好公民者達三千人；有一個大農(nóng)場，有合作社商店，有幾個工廠，有紡織、木工、電料、金工、運動器械等部門。

這公社離莫斯科約兩小時汽車的距離。我們的汽車達到的時候，但見馬路廣闊清潔，新屋隱約散立于森林間，竟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模范村，絕想不到是容納罪犯的地方！我們到后先看到的是一個制造雪鞋（在積雪山上滑溜著運動用的）和網(wǎng)球拍的工廠。用的當然都是新式的機器，每年造出的網(wǎng)球拍有七萬五千只，其中四萬五千只是輸出到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六百個。每人每月工資平均約一百八十羅布。經(jīng)理和有些教師的月薪則為四百余羅布。

其次看到的是公社的大食堂，分做兩大廳，一個是尋常的社員用的，一個是新社員（即新到的罪犯）用的，每日在這大食堂里用膳的達四千人。食堂里的布置，四人一桌，桌上有清潔的白布罩著，四個直背椅圍著，食堂的四圍有大玻璃窗，望去好像學校里的食堂（我在中國學校里做學生時用的食堂還遠不及此，因為沒有白臺布，椅子是板凳），或旅館或餐館里的食堂，總之不像罪犯吃的地方。此外還有一個特別膳食（diet），是預備病人療養(yǎng)用的，菜單由醫(yī)生依病人特殊情形審定的，每日有五百人在這里面吃著特別有益于他們的健康上需要的食料。這大食堂里每日供給四餐，每月工資不逾一百羅布的，每月出膳費三十五羅布；逾一百羅布的，酌加百分之幾。

隨后我們看了幾處社員的住宅。這住宅也是特建的，和我以前談過的工人住宅的情形差不多，也是好幾層的鋼骨水泥的洋房，有著充分的陽光和空氣。這住宅分兩種：一種是獨身住的，我們所看的是專備女子住的，在大房間里排著若干小鐵床，上面鋪著雪白的被單。床頭排著白布套的松軟的大枕頭，床旁小幾上有的還排著一小盆的鮮花，每房間里還有無線電播音，好像學校里的寄宿舍。還有一種是有了家庭的社員住的。我們闖進了一個房間，里面住的是一個母親和她的一個小孩，房間雖不大，布置得很整潔，母親睡的是單身的大鐵床，小孩睡的也有一個小鐵床，椅桌衣櫥俱備，每月出租金十八羅布。既而匆匆地又闖進了另一個房間，是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孩住的，房間很大，兩面有玻璃窗，夫婦各占一個單身鐵床，小孩也有一個小鐵床，床上被單枕頭也都是雪白的，鋪得很整齊。我們進去的時候，那個妻子正坐在一個長沙發(fā)上（英文叫Settee），年約二十七八歲模樣，長得頗體面；她的小兒子約四五歲，倚在母親的膝前，是個很清潔的紅潤面孔的可愛孩子。母子看見我們這一大堆人，像強盜似的不問三七二十一，涌進去睜大著眼睛東張西望，弄得他們有點羞答答的面孔，對著我們微笑著發(fā)怔！那位父親也剛巧在家，生得矮矮的怪老實的樣子，據(jù)他說，住這里已十年了，從前是個扒手！他很自然地說出這句話，我們這班“孩子們”突然聽了，不禁大笑，他也笑，他那一副忠厚坦白的容態(tài)，實在可敬，而又十分有趣。不但他笑，他的妻和孩子也笑了起來。他欣然接下去說：“現(xiàn)在是做汽車夫?！蔽覀兟犃藸幹退帐值蕾R，弄得他應接不暇，忙得什么似的！據(jù)說每月收入三百羅布，付租金三十羅布，每月家用一切共為二百羅布，可省下一百羅布。我們臨行時又爭著和他握手道別。

這個公社有它自己的“七年學?！保ǔ醯冉逃?，現(xiàn)有六百五十個兒童就學；有實業(yè)學校，現(xiàn)有九百八十個工人就學；有各種研究班，為再求深造或升大學的準備，現(xiàn)有五百以上的工人參加。此外有五個軍樂隊和合唱隊，一個歌唱俱樂部，一個戲劇俱樂部，各種運動俱樂部，以及其他許多娛樂的組織。

這公社完全是自治的組織。由全體社員大會公舉各種委員會，主持各部的事務；有個“沖突委員會”（照原文譯，為易懂些，似可意譯為“執(zhí)法委員會”），由各委員會的主席組成，遇有社員違背社規(guī)時，決定懲罰的處置，遇有重大事件，則開社員大會決定（最重的懲罰為出社）。

罪犯初來時，須經(jīng)過身體和神經(jīng)檢驗，如有缺憾，即加以療治。嘗試約兩個月，對該處生活情形熟悉后，每月得三次請假回莫斯科城內(nèi)去勾留一天一夜；一年以后，每年得回家一個月的例假；三年后得加入工會為會員，完全恢復公民資格。罪犯如不愿留社，隨時得出社，并不勉強；據(jù)說在初來幾個月的罪犯里面，曾有一百分之十六因過不慣有規(guī)律的生活而脫離的，其中有不少去后又回來請求收納的。至于已入工會的社員，滿三年后仍愿居留工作（其中離去的迄今不過五六人），因為他們既能安居樂業(yè)，娶妻生子，有工作，有家庭，有娛樂，不愿離去。

這公社最初有國庫補助，成立一兩年后，即完全自給，現(xiàn)在為全體社員謀福利的種種建設，一天一天地增加。據(jù)說在莫斯科有兩個這樣的公社。

公社辦公處的主任和幾組的主席，還請我們?nèi)ラ_了一個談話會，報告工作的大概情形，據(jù)說該社有四大原則：（1）勞動，人人須有一種工作做；（2）教育，人人須學習，就自己已有的程度再向前研究；（3）文化，設有種種俱樂部，注重有益文化的娛樂；（4）自治，成立自治的機關，共同執(zhí)行公意所定的社規(guī)。最有趣的是當談話的時候，主席指給我們看：坐在這邊的這位委員會主席從前是做過賊伯伯的；坐在那邊的那位某廠經(jīng)理從前是做過扒手的。被指出非但不以為忤，而且欣然覺得好笑。我們隨著主席的手指而注目的人，也都欣然覺得好笑。

我們不要以為這類的組織不過是什么“新村”——在別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也曾有“新村”或“新居留區(qū)”（newsettlement）的運動——卻是在新社會的大制度下的“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種組織。換句話說，以上所談的這個公社，不過是蘇聯(lián)待遇罪犯的全部工作中的一部分。

到蘇聯(lián)考察的人們，對于他們的處置罪犯的方法——這是指不涉他們認為反革命或破壞社會財產(chǎn)的罪犯——也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革新工作，認為“有許多方面是在全世界中最人道的、最科學的、最有良效的?！保ㄒ栔姓Z見于到我國演講過的艾迪博士所著的“Russia To-Day”1934，雖則這書含有宗教的和小資產(chǎn)階級的偏見。）他們處置罪犯的制度，目的不在懲罰或報復；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救出來，使能重新做好人，不是替社會除去這個人，是替社會救回這個人；其次的目的乃在犯人還在試驗期內(nèi)，保障社會，使社會勿受到他的牽累。因此已逐漸用下列的種種組織來代替監(jiān)牢：改造罪犯的新村（本文所述的便是一例）、農(nóng)場、農(nóng)業(yè)工作營、精神病醫(yī)院、試驗室，以及分期扣除一部分工資等等的辦法。這種制度，并不養(yǎng)成懷恨社會的以犯罪為業(yè)的人（所謂“professional criminal”）；卻在努力創(chuàng)造新人。

我在上面所談的那個新村的情形：聽說即一般監(jiān)獄在蘇聯(lián)已沒有監(jiān)獄這名稱，只有所謂“益斯普拉夫東尼”（isporavdoni），意思是“挽救院”（house of redemption），也有類似的情形。英國拉斯基教授（Harold J. Laski）游俄后，在他最近所著的《蘇俄的法律和正誼》 （“Law and Justice in SovietRussia”1935） 曾說起：“我遇著幾個犯人，他們在工作余暇，都在大學里上課。他們由監(jiān)獄到大學，由大學回到監(jiān)獄，并沒有人監(jiān)視著，不怕他們逃走。我還遇著兩個人，他們?nèi)栽谝乐门凶O(jiān)，還未滿期，但同時卻在莫斯科大學里修得了兩種資格，一個是律師，一個是化學工程師。”（見該書第廿八頁。）

他們認為犯罪的可能原因不外三種：一是無知，二是經(jīng)濟的壓迫，三是身體上或神經(jīng)上的缺憾。他們努力用教育來消滅無知；努力造成人人有業(yè)的環(huán)境，并為人人逐漸增加適當?shù)墓べY（根本當然是在生產(chǎn)工具的社會化）；至于第三種的缺憾，則利用科學的測驗，分別處置。

（一九三五，三，四，上午。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