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恒先生

有恒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于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xiàn)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并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于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fā)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dāng)作兒戲。

但現(xiàn)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jīng)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fā)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jīng)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xì)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jīng)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F(xiàn)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于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于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并不是急進(jìn)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于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jì)的人群中是不應(yīng)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后腦上么？結(jié)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游戲已經(jīng)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二，我發(fā)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么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jīng)說過：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xiàn)在發(fā)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xiàn)在發(fā)一個問題：看了之后，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zāi)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shè)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xué)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于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么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xì)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shè)是不錯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于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么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只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jīng)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yuǎn)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xiàn)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yīng)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xué)生。

他們什么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并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xiàn)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和“現(xiàn)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后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xué)生來談?wù)?。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么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么？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fā)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fā)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里不舒服。這還是根據(jù)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斗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于沒有被做成為共產(chǎn)黨。曾經(jīng)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chǎn)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chǎn)。退一步，“親共派”罷，終于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xué)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jìn)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后，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F(xiàn)在是，似乎沒有什么頭銜了，但據(jù)“現(xiàn)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lǐng)”。這和生命大約并無什么直接關(guān)系，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么“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yuǎn)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jīng)嘆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fā)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xiàn)在倘再發(fā)那些四平八穩(wěn)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shù)不識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并不下于學(xué)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于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yán)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chǎn)主義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義卻須數(shù)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于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jīng)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tài)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fā)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并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癥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dāng)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么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么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面掙扎著，還想從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