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賀昌群

才發(fā)一信，附轉陶生求入院函。鹿場又送到惠書，文字甚好。馬先生過渝時，為吾稱美左右不已。得此函，益信其然也。所云簡章、細則等件均未見到，郵遞稽遲，尤以包封之件為甚，未是失落耳。吾與馬先生所商，不必就目前辦法而言，足下似未深察也。吾豈欲于此時弄一大的架子者乎？草創(chuàng)之初，不能多集生徒，吾何嘗不知耶？顧吾儕始事之精神，總不宜以寺院遺規(guī)為是，必務順時之宜，得羅高下大小之材，使一般人不以是為畏途而皆愿至。材之下與小者多至，而較高較大者，行將出于其間。天道不遺靡草薄物，化育所以宏也。觀佛家戒律，皆因人因事而制。從其所制之戒，察其犯戒之情，其門下猥雜，抑可謂賴耶含藏一切染污種矣？不如是，又焉得有菩薩出其間耶？吾欲予學生以研究院同等資格者，庶幾可以聚天下之才耳。即此時不欲遽更章則，要當蓄意徐圖之，否則如少數(shù)和尚住廟。吾雖老而顛沛，敢忘溝壑，不容不舍去也，誰復能于死灰中過活耶？雖曰此時不及拓開，要當宏茲意愿，具個萌芽，作始也簡，將畢斯巨。始之簡者，造端也，而所以造端之心，未始簡也，故畢也巨焉。如其始之之心也簡，則欲求將巨之效而不可得矣，是以舉事貴謀始也。夫精神所注，為廣為狹，影響便自天淵，吾舉一事證之可乎。陽明之才、之力、之智、之德，其大于曾滌生也，不甚懸遠乎？觀其接納群賢，隨機施化，量宏而能攝，教亦多方，更非滌生所敢?guī)滓?。滌生羅一世之才，陽明門下亦盡當時之彥矣。然滌生所造之才皆足濟時用，身死數(shù)十年而有清朝局，猶賴其支流以扶危濟困，如張文襄、劉坤一，或以后進向風興起，文襄。或以小校積資貴顯，坤一。皆曾氏之支流也。而其系清末大局安危，則人思之至今不能忘。文襄在鄂省之建設事業(yè)，民國以來，反摧毀而莫能復，其僅存者，如兵工廠，如平漢路，如張公堤，皆百世之利。吳汝綸在曾門下，號為小后生耳，及清末，獨以卓識為嚴又陵所倚重，開新學一線之光?？盗耗w淺嘩世，而吳公未曾假以辭色也。學風頹弊，于曾氏之門無罪焉。滌生造士之功，顧不偉耶？上窺陽明門下，人才輻湊，皆禪客耳。禪之下流，認意見為天理，為良知，于是而鄒元標之徒，構成吾家襄愍之禍，邊氓入主而文明俊庶盡為奴矣。乾隆嘗曰：明朝不殺熊廷弼，我家不得入關。百世下猶存茲公論。而當時心學派，不知其良知何在？黃宗羲，黨人而竊名理學者也，其大著《明儒學案》推尊元標甚重，猶故存元標之狗吠曰，熊廷弼欠一死字。此得為有人之心者乎？劉念臺非所謂圣賢一流耶，而其遺書中猶存一悖逆語，即以袁崇煥為罪應死也，何其良知受東林黨人之誣亂而不覺耶？衡陽之圣有云，及明之季，賣國者皆王學也。衡陽親見亡國之人，親嘗亡國之慘，其言豈得無據(jù)？《遺書》隨處詆陽明以洪水猛獸，謂非有激而然乎？陽明之智德才力高于滌生也，疑若天淵；其善于攝眾也，又非滌生所及，然而造士之效，相反若此。從來無人肯思其故者，實則欲說此故，亦甚簡單。陽明一生精神，畢竟理學家的意味過重，其所以自修而教人者，全副精神都只在立本，而不知本之不離末也；都只在明體，而不知體之不離用也；都只在修身，而不知身之不離家國天下與一切民物也。此其所以敝也?；蛟?，公所云云者，豈陽明所不嘗言耶？豈彼所不知耶？曰：子之難也固然。無通微之識者，可與論古今一切得失哉？陽明非不知本末、體用，乃至一身與民物皆不相離，然而其全副精神，畢竟偏注在立本，乃至偏注在修身。這里稍偏之處，便生出極大的差異。有人說，喜馬拉雅山一點雨，稍偏東一點，落在太平洋，稍偏西一點，可以落在印度洋去了。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亦是此意。此乃至微至微之辨，非具通微之識者，何足以知之？或又曰：陽明事功赫然，今置而不論，何耶？曰：陽明之神智，其措諸事業(yè)固有余，但其精神所注終在此，不在彼。故其承學之士，皆趨于心學，甚至流為狂禪，卒無留心實用之學者。若乃滌生《三十二圣哲畫像記》，以義理、考據(jù)、經濟、詞章四科并重，其為學規(guī)模，具見于此，其精神所注，亦具見于此。但雖主四科并重，而自己力之所及，終貴乎專。滌生于經濟，蓋用功尤勤。其詔諸子，恒以農桑、鹽鐵、水利或河工、海防、吏治、軍事、地理、歷史等等專門之業(yè)，諄諄然督之以博學。此皆屬社會科學的范圍，皆實用的知識，自其為諸生以至官京師，皆孜孜研討，并與其子弟以及朋友、學生互相淬勵。一旦領軍，又留心四方可造之士，置之左右，幕府而兼學校，將帥而兼師道，其全副精神都在致實用、求實學，故其成就者眾，足以康濟一時，而收效與陽明迥異者，唯其精神所專注不同故也。宋儒雖談政事，大抵食古不化。二程、朱子委之吏事，不患無濟，唯其能以誠心作實事故也。但欲其翻天動地，創(chuàng)制易俗，開物成務，以前民用，則其學與識皆不足。何以故？其精神所注終不在此。西洋改造之雄與夫著書立說、談群理究治術之士，皆以其活潑潑的全副精神，上下古今與歷觀萬事萬物，而推其得失之由，究夫萬變之則，其發(fā)明真理，持以喻人，初若奇說怪論，久而知其無以易也。如君民問題、貧富問題、男女問題乃至種種皆是也。中國獨有《春秋》公羊家言為得孔門宗旨，而宋儒何足語于是耶？雖辨王伯、明義利，未始不通太平義，然但誦法陳言耳，非精察群變之紛紜奇詭，終不足與言真常道理。宋儒反身工夫甚密，其于察世變，皆極膚也，至今誦其政談，鮮不感其迂鈍。有一王荊公較為奇特，而不能容。溫公執(zhí)拗無識，尤為可笑。二程、朱子皆不滿荊公，其識不足以及之故也。周元公嘗曰：天下勢而已矣?？芍^精識。然而其精神不屬于世務方面，故于群理終無所發(fā)抒。永嘉諸人雖談經制、抗程朱，然其細已甚，不能博以察物而窮其原，不能密以綜事而通其變，徒矜矜焉以事功虛侈于當世。同父雖狂，猶復天真可愛。陳傅良自視甚高，徒見其小耳。水心聰明，亦不奈伊小何。其他更何足論？永嘉，本理學派之反動，原動力欠活躍，反動力亦纖弱也。象山兄弟，天才卓越，頗有民治思想，惜其精神亦不屬此，終無所發(fā)明也。宋儒于事功方面，自是無足稱者。《論語》記曾點諸子言志一章，夫子于由、求、赤等，一一以為邦許之，可見孔門師弟精神，非如后儒忽略事功。而朱子《集注》釋此章，乃獨許曾點，而謂“三子規(guī)規(guī)于事為之末”。朱子此種意思，完全代表宋明理家，非特為其一人之見而已。孔子內圣外王的精神，莊子猶能識之。至宋明諸師而外王之學遂廢。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輩今日之殷鑒耶？夫以學業(yè)言之，人生精力自有限，長于此者短于彼。然識量所涵，則不當拘此而遺彼也。宋明諸師識量不免有所拘而有所遺。今茲書院，宜上追孔門之規(guī)，一切兼容并蓄。是在吾儕造端時，有此博大精神，方免后來流弊。前談陽明與滌生故事，至堪玩索。吾頗有許多意思，患精力不給，未得盡所欲言，拳拳之心，唯期賢者相與究心大業(yè)。馬先生道高識遠，吾非慮其有所拘也。前見所擬書院草案，歸本六藝。吾國諸子百氏之學，其源皆出六藝，馬先生所見甚諦。今后如欲新哲學及新文化之啟發(fā)，雖不得不吸收歐化，要當滋植固有根荄，方可取精用物。吾于馬先生大端上無甚異同。唯書院應采何種辦法始堪達到吾儕期愿，恐馬先生猶將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未得無礙耳。關于學生資格問題之諍，吾《答劉公純》一函，極為扼要，馬先生以世情議之，過矣。此信仍便陳馬先生一看。

附記：此書讀者切勿誤會。吾儕講學精神，立本不宜遺末，明體必須達用，修身必可以施之天下國家，卻非教人逐末而舍本，求應用而昧其大體也。曾滌生所以能造人才者，正以其宗法程朱，平生兢兢業(yè)業(yè)于躬行踐履之間，涵養(yǎng)本原，不敢放失，確然為不自欺之學，此所以能陶鑄一世之才而相與以有成也。陽明天資過高，他自己卻是本末一貫，體用兼?zhèn)?，但其教人確未嘗于實用方面留神。故王學之徒滿天下，非獨不堪濟世，而反以意見害天下事。船山諸儒之論，未可全抹煞也。陽明每謂良知是無所不知，只要良知不受私欲障蔽，其于天下事物自然無不通曉，這個意思并無不是處。昨在嘉州，蕭化之似曾疑及此。余語之曰：陽明未嘗非也，化之所疑亦未嘗非也。良知是心之本體，是一切知識之源，致此良知于事事物物，他良知。自然會明白事物之理，故陽明之說是也。然篤信良知學說者，若謂一切事物之理只求之吾心良知。而無不得，遂專守其孤明而不復推致此良知于事事物物上去，則謂事物之理自足于吾心，而吾人對于一切事物的知識，皆不待經驗，不待博征之事物也，如此畢竟是不通之論?；烧谑且?。其精思而善疑，可喜也。然陽明自己用功，卻未嘗遺棄事物，他常說為學要識得頭腦，所謂頭腦即致良知工夫是也。一般人確是以私意私欲種種壞的習氣障礙了良知，故作惡而不自知，自欺而反得意。陽明所痛在此，故平生教人，專著重在此。無奈對實用的知識方面不免于無形中有所忽視，緣此又生弊害。朱子說，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此言深可玩味。吾愿有志之士，于陽明所謂識頭腦的意思，宜終身痛切自警，于滌生注重實用知識的意思，亦終身精進不懈。如此則可為本末兼修、體用賅備之人物。

陽明深達治本。吾國歷來對于邊民，只知對其內侵時予以撻伐，絕不知注意教養(yǎng)。陽明于西南諸夷，汲汲為鄉(xiāng)約及學校以教之，又為區(qū)處其農田水利以養(yǎng)之；凡中朝被謫之官吏，皆訪其賢者而隨宜起用；凡地方敦品勵行之儒生，皆優(yōu)禮存問，以揚風化；凡廉吏告老在籍，貧不能存活，反為人所笑者，則命州縣官親臨致敬，并贍其生事，以勸廉節(jié)。陽明深知治起于下，故其鄉(xiāng)約，極有精意。世儒第知陽明善用兵，而不知其為吾國有數(shù)之政治家也。

今日各大學文科研究所，其課目純?yōu)闊o聊之考據(jù)，教者學者之間更無精神相貫注。國難至此，將有悟焉否耶？庚辰夏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