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梁山工地

一九五九年冬，潘永福同志擔任沁水縣工會的主席，同時他又是中共沁水縣委會委員，被領導方面派往縣東鄉(xiāng)的蒲峪溝經(jīng)修水庫。

這年冬天，沁水縣要開兩個中型水庫——較大的一個是由省投資，名山澤水庫；其次一個就是這蒲峪水庫，原決定由專區(qū)投資，后來因為由專區(qū)經(jīng)修的水庫多了些，又改作由縣投資；兩個庫都由縣里派人經(jīng)修。

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務后，于十月二十七日隨同十三個下放干部來到蒲峪。這時候，各公社派來的民工，離得近的也來了一些；縣里早已通知水庫附近村莊給他們找下了住處。

潘永福同志先到技術(shù)員已經(jīng)畫下的庫址上看了一下，又上下跑了一跑，覺著庫址有點不合適，不如往下游移一移，找了一會技術(shù)員，有人說技術(shù)員已經(jīng)往其他小型水庫上去了，過幾天才能回來。

庫址沒有落實，壩基不能挖，只得先找一些別的活做。潘永福同志見工地附近有幾孔多年沒有住過人的舊土窯洞，就和同來的同志商量先撥些人收拾一下給將來的指揮部用；決定以后，就打發(fā)了幾個同來的同志到附近村里去找先到的民工，自己也拿了帶來的鐵锨參加了這項勞動。

他走到一孔破窯洞旁邊，見這孔窯洞的門面已經(jīng)塌了，塌下來的土埋住了口，只剩一個窟窿還能鉆進人去。他對這一類地下的土石工活也是老行家，認得該從哪里下手。他看準了土的虛實，就慢慢從上層挖虛土。一會，被撥來的民工也都陸續(xù)來了。有幾個民工見這里已經(jīng)有人動開手，也湊到這里來參加。一個民工問潘永福同志說：“你是哪個村人？”潘永福同志說：“嘉峰村的！”“參加過水庫工作沒有？”“還沒有！”那人見他說沒有參加過水庫，覺著不足以和他談水庫上的事，就轉(zhuǎn)問另一個民工說：“可不知道這庫是國庫呀還是私庫？”那個人回答說：“這樣大的庫，大概是國庫吧？”潘永福同志聽了莫名其妙，就問他說：“怎么還有私庫？”那人說：“你們沒有做過水庫工的人不知道：國庫是上級決定的，由上級發(fā)工資；私庫是縣里決定的，不發(fā)工資，只把做過的勞動日記下來，介紹回自己家里的生產(chǎn)隊里作為分紅工。我看這個庫是私庫！”“你從什么地方看出來的？”“山澤水庫是省里決定的。往山澤去的民工，都有公社干部參加帶隊；來這里的民工，沒有人帶隊，只讓各自來：不是私庫是什么？”“管他是不是國庫？把工介紹到隊里分紅還不一樣嗎？”“怎么會一樣？國庫的工資高！”潘永福同志覺著他這種看法傳播到民工頭腦中，對工作很不利，正想批評他一下，另一個民工替他說了話。這個人和原來說話的那個人認識，很不客氣地批評他說：“你這家伙思想有問題！把工給你介紹回隊里去分紅，還不和你在家勞動一樣嗎？你是來修水庫來了呀，還是來發(fā)財來了？”這個人不說話了。停了一陣，另幾個民工又談起到別的水庫上做工的事來——哪個水庫吃得好，哪個水庫有紀律，哪個水庫運輸困難，哪個水庫吃菜太少……好像他們都是不只在一個水庫上做過工的。

潘永福同志把他們談出來的事暗自記在心上，作為自己的參考，并且趁大部分民工還沒有發(fā)現(xiàn)他是縣里派來的領導干部之前，又到其他做零活的民工中參加了兩天勞動，訪得了更多的參考資料。

這時候，民工大部分來了——原調(diào)二千人實到一千四五百人；原調(diào)三十頭牛，實到十三頭。人來了就得組織起來干活。全體民工中只有一個公社來了個干部，其余都是各自來的，只好按地區(qū)民選干部，經(jīng)過動員、討論后，選出班、排、連、營、團各級負責人和司務長、炊事員等。

組織就緒，就應該開工了，只是技術(shù)員沒有回來，壩基遷移問題不能決定。潘永福同志這時候又想出新主意來。他想：民工住的村莊，離工地都有幾里遠，每天往返兩次，多誤一個半鐘頭，用在工作上的勞力就等于打了八扣，不如就附近打一些窯洞，讓全部民工都搬到里邊來住；窯洞里挖出來的土墊到壩上，也和取土墊壩一樣，并不賠工。主意一定，就從民工中選拔打窯洞行家，共選出四十個人，每人帶粗工二十余人，選定了地址，五十多孔窯洞同時開工。此外，牛要吃草，到附近公社去買，運輸不便，又決定選出人來在就近坡上割干白草——每割三百斤草算一個工，共割了三萬斤，一直喂到來年青草出來還沒有用完，改作柴燒了。

山澤和蒲峪兩庫都開了工，物資、工具、運輸力都感到不足。潘永福同志想盡可能靠自己解決一部分困難，就發(fā)動民工自報特技：計報出鐵匠十人（用五人）、木匠二十六人、石匠十三人、編筐匠二十人（用十人）、修車三人、縫紉一人（愿自帶機）、剃頭三人、補鞋二人……所用工具、各自有的回家去取，沒有的買得來就買，買不到就借，也買不到也借不到的，等鐵木工人開了工就地打造。后來各個行業(yè)都配備成套，就地試驗取得定額，從此蒲峪水庫工地上，放牛、割草、割荊、編筐、自己打鐵、自己造車、理發(fā)店、補鞋攤、縫紉房、中藥鋪……各行各業(yè)，花花朵朵，在這荒無人煙的山谷中，自成一個小天地。有些民工說這里像個小梁山寨，比得有點道理，此是后話。

這樣雖然能把一大部分民工臨時用在為工程服務的工作上，但總還用不完，正經(jīng)工總得施。潘永福同志自己對這樣工程技術(shù)沒有學過，只得尊重技術(shù)員的安排，把其余工人調(diào)到已經(jīng)制定的壩基上去做清基工作。做了兩天，縣里派一位李思忠同志到這里來看開工情況。李思忠同志是一位水利工程的老技術(shù)員。潘永福同志把他領到工地上，向他說明自己的改變壩基的打算。潘永福同志說：“從這里修壩，庫容小，又是運土上坡；往下移一移，庫容要比這里大幾倍，又是運土下坡，臥管用的石頭又能就地起取，不用運輸。依我看是移一下合算，可是技術(shù)員不在，我自己又是外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李思忠同志上下察看了一會說：“你的看法完全對！應該移！”潘永福同志說：“要可以的話，早移一天少浪費好多工。責任完全由我自己負，在技術(shù)上我聽你一句話！你說可移我馬上就停了上邊的工，明天就移過來！”李思忠同志又答應了句肯定的話，第二天就移到下邊新決定的壩基上重新開了工。

又隔了兩天，技術(shù)員回來了。潘永福同志先向他說明了遷移壩基經(jīng)過，并問他還有沒有不同的意見，技術(shù)員表示完全同意。潘永福同志又請他測算一下兩個庫址投工、投資、容水等項的差別，計算的結(jié)果是：原來的需工四十三萬個，現(xiàn)在的是四十五萬個；原來的需資二十五萬元，現(xiàn)在的是三十萬元；原來的可容水八十萬方，現(xiàn)在的是三百萬方。潘永福對于土石方工程做得多了，一看到投工的數(shù)字，覺著和自己的見解有些出入。他向技術(shù)員說：“我看用不了那么多的工，因此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款。要知道原定的壩基是運土上坡，新改的壩基是運土下坡，一上一下，工效要相差兩三倍?！?

等到清完了壩基筑壩的時候，運起土來就是省勁，一個小車能推三百斤。取土的地形是開始走一段較平的坡，然后才是陡坡，可是到了陡坡邊不用再往下推，因為坡太陡，只要一倒，土自己就溜下來了。有人建議用高線運輸，潘永福同志說：“用不著！這種沒線往下溜，要比高線快得多?！薄澳鞘羌夹g(shù)革新！”“這比那還要新！”

在五十里外定購了些石灰。石灰窯上和工地定的條約是一出窯就得全部運走，因為他們怕停放下來遇上了雨淋化了?？墒撬畮旃さ厣现挥心鞘畮最^牛，每次全部撥去也不夠用，何況有時候還有別的運輸任務。調(diào)牲口調(diào)不來，自己燒石灰又沒有青石，也是個不好辦的事。有人說打窯洞打出來的土里，有一部分蠟姜石（是一種土色的石頭，形狀像姜，俗名蠟姜石），可以用來燒石灰。潘永福同志用做飯的小火爐試燒了幾塊，真可以燒成石灰，可是修成燒石灰的窯爐，就燒不成，試了幾次都失敗了。后來遍問民工誰見過蠟姜燒石灰，有一位姓孔的（忘其名）民工，原籍河南人，說他聽說過要在個兩頭透氣的窯洞里燒。潘永福同志根據(jù)老孔的啟發(fā)，捉摸著打了個窯洞又去試燒，結(jié)果燒成了。一連燒了幾次，取得的經(jīng)驗是一窯可燒一萬三千斤，需柴（草柴）六至七千斤，時間是兩晝夜零半天一次。一共燒成三十萬斤，足夠修這個水庫用。這一試驗成功后，附近各生產(chǎn)隊曾派好多人來學習，這時候，已經(jīng)到了一九六〇年春天，牛已經(jīng)有青草可吃，把割下來沒有喂完的干白草也作了燒石灰的柴。

種地的季節(jié)到了，潘永福同志見工地附近也有荒地，也有庫容里被征購來而尚未被水占了的地，又有人糞、牛糞，又有用渠道正往外排的水，就想到自己種菜以免收購運輸之勞，就又從民工中選出兩個種菜能手，自己也參加進去，組成個三人種菜小組——在忙不過來的時候，由下放干部臨時幫忙。后來生產(chǎn)的菜，除供全體員工食用外，剩下來的，每個下放干部還繳給縣里一千五百斤生產(chǎn)任務。家里沒有勞力的民工，有請假回去種自留地的，有特技的民工，因為工作離不開，不能回去種地，安不下心來，潘永福同志允許他們也在工地附近開墾小塊土地，利用工地水肥來種植，產(chǎn)品歸他自己。

有了這些安排，工程進行得相當順利。不料到了夏季，發(fā)生了點小小變故——請假回家的人逐漸增加，而且往往是一去不回頭。潘永福同志一調(diào)查，原因是從外邊來的。原來山澤、蒲峪兩個水庫都不是單純的攔洪庫而是有活水的，可是因為地勢不同，蒲峪的活水在施工期間可以由渠道排出，而山澤的活水則需要用臨時的小庫蓄起來。雨季來了，山澤的小庫蓄著幾萬方水，而且逐日增加，一旦來個山洪沖破小庫，說不定會把已經(jīng)做起來的半截壩完全推平。領導方面急了，把山澤未完成的土方分別包給各個公社，限期完成。各個公社怕到期完不成任務，只得增加民工，因為農(nóng)忙時候勞力難調(diào)，有些就把蒲峪請假回去的改派到山澤去。同時，蒲峪庫這時已經(jīng)改為由縣投資，“國庫”、“私庫”那種謠傳，也影響得一部分落后的民工，以回家為名，暗自跑往山澤。潘永福同志見這原因不在工地內(nèi)部，也想不出扭轉(zhuǎn)形勢的辦法，只好每天向各公社打電話討索請假回去的人。

有些公社，在潘永福同志去打電話向他們討人的時候，他們說人走不開，問派些牛來能不能代替。潘永福同志覺著這正是扭轉(zhuǎn)形勢唯一的希望，趕緊和他們搞好具體的頭數(shù)。一兩天后，果然來了百余頭牛，可是這些牛又都是骨瘦如柴，其中尚有一些帶瘟病的。有些民工，認得一些牛是他們村里派往山澤工地的，就向潘永福同志說：“潘部長（他們愛稱他這個老銜頭）！這都是山澤工地上拉車拉垮了的牛！快給他們退回去吧！”潘永福同志說：“可是退不得！在沒有勞力時候，這也是寶貝！”“一個也不能用，算什么寶貝？”“在他們那里不能用，到咱們這里就有用了！”“為什么？”“為什么？他們那里是運土上坡，路上又凈是虛土。牛上坡一發(fā)喘，再吸上些灰土，就吃不進草去，怎么能不瘦？到咱們這里是運土下坡，開頭拉得輕一點，每天少拉幾個鐘頭，還是能養(yǎng)過來的！”潘永福同志收到這批牛之后，先請獸醫(yī)檢查過，把有瘟病的挑出來隔離開治療，把其余的分為重病、輕病、無病三類：重病號除醫(yī)藥治療外只放不用，輕病號每天使用四個鐘頭，瘦而無病的每天使用六個鐘頭，卸了車以后，都著專人成群趕到附近草坡上放牧。結(jié)果是瘟病的死了四頭，其余的搶救過來；重病號養(yǎng)了一段時間又能拉車了；輕病號和瘦而無病的在使用中又都逐漸肥胖起來，恢復了正常的體力。原來是山澤把那些瘦牛病牛退還各公社以后，各公社聽民工們說蒲峪工地的牛養(yǎng)得很胖，就把這些牛派到蒲峪來養(yǎng)。這也可以說是“兩利”，這批牛對后來蒲峪工地的繼續(xù)施工，起到一部分主力作用。

因為民工減少，蒲峪水庫直至一九六〇年底，尚欠三萬工未得完成，可是投資、投工都比原來的預算節(jié)約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