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避寇難于川時，常規(guī)設中國哲學研究所，卒無法募款，事遂罷。三十六年回北庠，頗有意商胡校長于北庠附設之。繼知其不必言，終未言。父親茲談及當時講學意思，記錄如左：今日各大學文科，皆習為雜碎考據(jù)，哲學與文學方面，既不足言思想。歷史為民族精神所系，前代大政治家，其涵養(yǎng)身心之道與經(jīng)綸世務之業(yè)，多由精研歷史、鑒觀往事資其觀感、益其神智、養(yǎng)其氣魄，而后能據(jù)既往以測方來，不迷于得失成敗之故，不失其因革損益之宜。其于古今人物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所以激揚其精神志氣而完成其偉大人格者，歷史教訓尤為重大。近世曾、胡、左諸公，皆深于歷史，甚至千軍萬馬中，日必讀史，其成為一代偉人決不偶然。今日各大學法科學政治經(jīng)濟者，只知讀外籍，玩空理論，而于本國人情及當世利弊曾不留心考索。至其憤激現(xiàn)狀，往往因自身利害之私而不自覺，乃自居公憤，實無《大易》所謂“吉兇與民同患”之心。吾在清末，見革命黨志士，實未有以反己之意去研經(jīng)史者。蓋清代漢學家，純是考據(jù)風氣，治學與其作人無關系，其治史不過以考定故事自務博雅而已，于世務素漠不關心，雖熟讀百代之史，終不能開啟其德慧，不能引發(fā)其精神志愿，故于歷史中不能得到政治經(jīng)濟等知識。其本既虧，一切無感觸。清末志士無救于國、無救于其自身，此事彰明，追原作俑，不能不歸咎于考據(jù)學風之為害烈也。此等學風深入社會，使人失其為學之本，而一般人終不悟也。今之學風士習比清儒尤變本加厲，治歷史者，形形色色，吾不欲言，即欲言之，亦無從說起。

余欲籌辦中國哲學研究所，以哲學為主課，而史學文學及政治社會諸科學皆須兼治。，，。哲學以中國哲學思想為主，而西洋與印度皆須兼治。文史政治社會諸學，并須中外融通不待言。

哲學方法，則思辨與體認須并重，余欲為《量論》一書明此義，茲不及詳。體認非修養(yǎng)不能臻，故余常以哲學為思修交盡之學。

哲學之至者，固期養(yǎng)成超世人物，如古所謂圣賢，而尤期養(yǎng)成各方面事功人才。舍事功而言理道，則理為空理、道為迂道。猶復須知，科學知識，其長在專門，而短亦在是，莊生所謂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不睹天地之純?nèi)?，科學家不免此病，唯哲學不限于某一部門的知識，故宜求通識。

史學以本國史為主，而外國史須旁考。治史必有哲學家作人之精神，經(jīng)世之志愿，而后可運用考據(jù)方法，搜集史料，以窮究民群治亂并運會推遷之故，與一切制度、法紀、風習沿革之由，及個人對歷史上人物覺感所系，在在運以精思，不可徒作故事玩弄。凡治史者，必以鄭所魚《心史》、方正學《正統(tǒng)論》、王洙《宋史質(zhì)》、顧亭林《日知錄》、王船山《黃書》《讀通鑒論》《宋論》等書為根本，然后可博覽歷朝專史及諸編年史與《通典》《通志》《通考》等書，旁及歷代名臣文集之類。中國自漢以來，二三千年間長為夷狄與盜賊交相宰割之局，吾自受書以至衰年，常痛心于此。此事，漢以后之史家須負責任，民族、民主二種思想被歷史家毀棄盡凈，完全失去《春秋》經(jīng)旨?！洞呵铩啡懒x歸趣太平，國界種界終于泯除，人類一切平等，互相生養(yǎng)，猶如一體，無有相陵奪相侵害者；然在未入太平之前，則國家思想、民族思想必須涵養(yǎng)純摯，不容舍棄。但其所謂民族，亦以同一國土、能敦義禮，而認為同一族類，并非狹隘之血統(tǒng)觀念，此所以為人道之隆也。國各自愛自立，族各自愛自立，則無強凌弱、智欺愚、眾暴寡之事，而世界乃大同，人類始太平。倘有一國一族不自愛不自立者，則人間世無可望平等，而弱者必見奪于強，愚者必見害于智，寡者必見侮于眾，世界惡乎大同？人道惡乎太平？《春秋》最高之蘄向在太平，而必以國家民族思想為達到太平之階梯，此義無可易也。但國族思想不容狹隘，自愛其國而不可侵他國，自愛其族而不可侵他族，若懷侵略之志，如今帝國主義者所為，則世界終無由大同，而人類將趨于自毀?！洞呵铩酚谇致哉?，斥之以夷狄，等之于鳥獸，其誅絕之嚴如此，圣人重人道而憂天下來世也無已，其仁矣哉！漢以后史家，受豢養(yǎng)于夷與盜之帝，即尊之如天，親之如父，為之謳頌其鳥獸之行，而何有乎國家民族思想？可痛哉！可恥哉！二十五史也。民族、民主諸思想不發(fā)達，漢以后史家賤狾，不容不負責也。二三千年間，有明圣間出焉，鄭所南《心史》，則民族思想上繼《麟經(jīng)》也；方公《正統(tǒng)論》，黜夷狄，民族思想也，黜盜賊，民主思想也；王洙《宋史質(zhì)》，以明朝贈皇，上承宋統(tǒng)，亦民族思想也；船山、亭林之書，并富于民族、民主思想，皆《春秋》經(jīng)之羽翼也。有此數(shù)部書端其本，而后治群史方可避史家污賤之惡毒，但取其材料而究明得失可也。史家之至鄙賤、至無知無恥者，無逾魏收。唐太宗雖得統(tǒng)于北庭之夷，而不直收之所為，此其所以為千古之英也。司馬溫公《資治通鑒》，昔人推尊備至，足見奴隸思想入人太深耳。溫公于民族、民主思想全無所有，純是以帝制思想為根據(jù)而造此書，其大旨不外希望為帝者鑒過去成敗興亡而致謹于用人行政之際，行政毋病民，用人唯賢，則以成以興，否則敗亡?！锻ㄨb》之書，予人主以鑒者如此，至于人臣事君之道，尤其所致詳。故此書純?yōu)榈壑浦畷?，揆之《春秋》，則圣人惡之，必不稍寬也。然其書終不可不讀。近世政體雖變，群治雖復雜萬端，然當一國行政之任者，于用人賢否、行政得失，必敬慎周詳而不敢忽，其可于歷史取鑒之處猶不少，凡夷與盜及愚賤官僚市儈等禍國禍民之奸謀與惡事，必不可容于今之世。能如是取鑒，則吾民國治定功成亦久矣，然則溫公是書可輕棄乎？吾國吾族經(jīng)二三千年夷與盜之摧殘，人民在暴力之下偷生，習于種種不幸之敗德，如效順外人為虎作倀而無恥，，、，？自私而不知有公，偷避而不能見義勇為，此皆在暴力下偷生必有之惡果。然中國人有唐虞迄春秋戰(zhàn)國之高深文化，民質(zhì)甚優(yōu)，其智力頗不低，高明俊偉之人物衰世猶不無，中華民族畢竟有優(yōu)點；但須領導者能寬大以養(yǎng)之，而勿操之過急、束之太嚴，須如慈母之扶育小孩然。如此，不數(shù)十年，中國人必為大地上最優(yōu)良之民族，吾敢斷言。吾望今后歷史家能以愛國愛族之心而治史，幸勿自毀！

政治社會諸學，須研西洋書籍，自不待言。然于六經(jīng)、四子、諸史及歷朝名人文集，雖不克全讀，總宜擇要熏習。一則感受先圣賢成己成物之精神志愿而不甘凡鄙，二則熟悉過去社會得失。如某家子弟對其家族先世至現(xiàn)在之一切情形，聞見愈親，關切益至，將如何興利除弊，如何革故鼎新，其下手必不鹵莽滅裂，而有實事求是之效矣。今各大學法科，教者學者，其心只為利祿而來，其生活又深染于都市惡習，其所讀之書又只是遠西學者之理論，而于本國社會一切脫離，欲其卒業(yè)從政、可以為治，不亦難乎？民國垂四十年，革命不知幾度，吾總覺革命不難，革命而能建設誠難之又難，此非注意養(yǎng)才不可也。猶復須知，吾國自清季以來，只是逐層崩潰，而實難言革命，吾人不可不自省。

文學自漢以后之詩文家，甚少有可道者。詩人除少數(shù)觸境抒情，表現(xiàn)其閑適、悠遠、沖澹之生活為不容菲薄者外，自余感遇之作，得君而喜，失官而戚。散文如序、傳、碑、志諸作，亦以記述職官、贊揚榮寵，居其大半。中國人卑鄙之官僚思想，由于漢以下愚賤詩文家之養(yǎng)成者為多。余于詩古文辭甚少嘗玩，魏晉人詩文華而無實，氣勢復薄，尤所不喜。學者宜熟讀《三百篇》《楚辭》《左傳》《國語》及于《史》《漢》，能味其質(zhì)實意味，亦大佳；至于練習著述之文，則諸子書、佛經(jīng)、宋明大師語錄，皆不可不讀，船山、亭林遺書，讀之意味深長。

余在川時，籌辦研究所，原想寫一文字詳述教學旨趣，后因其事不成，即不復寫。今閑談及此，殊略甚。當時意思自多，茲不盡憶。余年未二十，即投身兵營，以謀革命。三十左右，自審非事功之才，故專力于學術一途。老而感世變愈深，覺得今日中國人，過去之毒根未拔，一旦接觸外化，則又群習于浮淺混亂，依外力轉，而無自樹之道?？箲?zhàn)時，吾作《讀經(jīng)示要》一書，確甚重要，惜乎今人不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