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到今天整二十八年了，許多人都不記得“五四”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我要簡單的說說那一天的情形。

在那年五月一日至二日之間，從巴黎和會傳來的秘密消息說：日本代表團在和會提出的關于山東問題的集中強橫要求全都勝利了，威爾遜總統(tǒng)讓步了，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利都要交給日本接管了。

這個消息傳出之后，北京的十幾個學校的幾千學生就在那個星期日（五月四日）在天安門開了一個大會，人人手里拿著一面白旗，寫著“還我青島”，“還我山東”，“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與章宗祥”，等等字樣。他們在大會上決定整隊游行。

他們整隊出中華門，沿途散了許多傳單，其中一張“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有這些話：現(xiàn)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他們到美英法意四國使館遞了說帖之后，學生大隊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走到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門緊閉了。有幾個學生爬上別人的肩頭，爬上墻，跳進去，把大門打開，大隊學生就擁進去了。他們尋不著曹汝霖，只碰到了駐日公使章宗祥，打了他一頓，打的皮破血流。這時候，不知怎樣屋子里有一處起了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帶隊趕到，大眾已散去了，警察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后的三十三個人，這是“五四”那天的經過。

北京政府最初采用壓迫的手段，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監(jiān)視晨報與國民公報，下令褒獎曹陸章三人的功績。學生更憤激了，他們組織了許多露天講演隊，勸國人買國貨，宣傳對日本的經濟抵制。全國各地的學生也紛紛響應，各地都組織了宣傳抵制日貨的講演團。日本政府來了幾次抗議之后，北京政府決心作大規(guī)模的壓迫。六月三日，警察開始捉拿街上講演的學生，一日之中，捉了一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京大學法科。六月四日，街上講演的學生更多了，警察又捉了一千多人。北大法科容不下了，于是北大理科也成了臨時拘禁所。北河沿一帶，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駐扎圍守。從東華門直到北大第三院，全是兵士帳篷。

六月四日上海天津得著北京拘捕幾千學生的消息。學生當日全罷課了。上海的商人一致宣布罷市三天。南京，杭州，武漢，九江，天津，濟南，安徽，廈門各地的商人也都起來響應上海，宣布罷市，要求釋放學生，并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興，章宗祥三個親日的領袖。上海罷市的消息傳來，北京政府才驚慌了。六月五日的下午，北河沿的軍隊悄悄的撤退了。學生都出來了，又上街講演了。

六月十日，政府罷免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本公使章宗祥，□制局總裁陸宗興三人之職。

自從五月四日以后，全國各地與海外的學生會與公共團體都紛紛發(fā)電報，警告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不許他們在對德國的和約上簽字。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組織了糾察隊，日夜監(jiān)守中國代表的住宅，不許他們去簽字。

對德的和約本決定在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凡爾賽故宮簽字的。那天下午，中國代表沒有到場，并通告和會主席，聲明中國拒絕簽字。

“五四”事件在當時的結果，第一，使北京政府罷免曹陸章三人，第二，使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凡爾賽和約的簽字。這個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后來大家都叫做“五四運動”。

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長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與學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運動。五四之后，有全國知識青年熱烈參與的新文藝運動，新思潮運動，和各種新的政治活動。

孫中山先生在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寫信給海外同志，曾有這一段議論：自北京大學學生發(fā)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yè)之預備，于是蓬蓬勃勃，發(fā)抒言論，國內各界興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于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興論界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fā)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中山先生這一番議論，寫在“五四”之后的第八個月，最可以表示當時一位深思遠慮的政治家對于五四運動的前因后果的公平估價。他說的“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就是指“新青年”“新潮”幾個刊物。他說的“學潮彌漫全國，人皆誓死為愛國之運動”，“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就是指五四運動的本身。他說的“一般愛國青年，蓬蓬勃勃，發(fā)抒言論，各種新出版物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就是指五四以后各種新文藝，新思潮的刊物?！皳?jù)當時的統(tǒng)計，民國八九年之時，全國各地的白話新期刊至少有四百種之多”中山先生把當時的各種潮流綜合記來，叫做“新文化運動”，他承認“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孫中山先生的評判是很正確，很平允的。五四運動在兩個月之中，轟動了全國的青年，解放了全國青年的思想，把白話文變成了全國青年達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數(shù)青年感覺用文字來自由發(fā)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不是極少數(shù)古文家專利的事。經過了這一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贊嘆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這是五四運動的永久的歷史意義。

中山先生是個革命領袖，所以它最能了解這個“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在革命事業(yè)上的重要性。他對他的同志們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

我們在二十八年后紀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細想想我們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成功”是否還“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