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斯（死于前二八）

在秦始皇和李斯的鐵手腕之下，學術(shù)思想都遭遇很嚴厲的壓迫。我們看始皇的泰山刻石云：……治道運行，諸產(chǎn)得宜，皆有法式。

大義休明，垂于后世，順承勿革?！樞翱淌疲骸仗熘?，摶心壹志。

器械一量，同書文字。

日月所照，舟車所載，

皆終其命，莫不得意。

應(yīng)時動事，是維皇帝?！房淌疲骸帐┟鞣?，經(jīng)緯天下；永為儀則。

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圣意！……在這些刻石文字里，我們可以看出始皇帝的志得意滿的神氣。他們第一次做到一統(tǒng)的大功業(yè)，確有開辟一個新局面的感覺，難怪他們在這時候起一種“一勞永逸”的夢想。普天之下既是“摶心壹志，承順圣意”了，還有什么思想的必要呢？所以博士七十人，只有歌頌功德，鼓吹升平的用處；儒生術(shù)士幾百人，也只有議封禪禮儀，求神仙，求不死奇藥的用處。此外他們還有什么用處呢？

然而這般書生偏要不安本分，還妄想替始皇帝出主意。博士淳于越說：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這種口氣正觸犯了大丞相的忌諱。李斯是荀卿的弟子，韓非的學友，呂不韋的賓客，他的政治哲學正是要人不法先王。于是他提出了他的焚書政策：五帝不相復(fù)，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chuàng)大業(yè)，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nóng)工，士則學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當作儒）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此句《始皇本紀》有誤，從《李斯列傳》改），人聞令下則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六，參八七。）這一篇大文章受了兩千多年的咒罵，到了今日應(yīng)該可以得著比較公平冷靜的估價了。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的人，看了這篇宣言，并不覺得有什么可以驚異的論點。古來的思想家，無論是那一派，都有壓迫異己思想的傾向。儒家如孟子、荀子，都有過很明白的表示?！澳苎跃軛钅?，圣人之徒也”，這便是孟軻?！敖袷ネ鯖]，天下亂，奸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這便是荀卿。儒家不曾造出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嗎？墨家也要“壹同天下之義”，他們的理想政治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韓非也說：“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所以古代思想派別雖多，在壓迫異己的思想和言論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他們不幸“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只能說說罷了，都不曾做出秦始皇、李斯的奇跡。李斯是有勢有刑的帝國大丞相，故能實行當日儒墨名法所公同主張的壓迫政策。這叫做“一朝權(quán)在手，便把令來行”，孔丘、墨翟，荀卿、李斯，易地則皆然，有什么奇怪？后世儒者對于孔丘殺少正卯的傳說都不曾有貶辭，獨要極力丑詆李斯的禁書政策，真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

李斯的建議中的主要思想是根本反對“以古非今”、“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這個思想也不足奇怪。我們研究了《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的思想，應(yīng)該可以明白當時思想界的幾個重要領(lǐng)袖確是相信歷史演化的原則。韓非和《呂氏春秋》講的最透切。韓非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yǎng)足，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五蠹》）《五蠹》一篇全是這種歷史變遷的議論，而結(jié)論歸到“不期循古，不法?？?；論世之事，因為之備”?！秴问洗呵铩芬舱f：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鋾r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察今》）《呂氏春秋》的結(jié)論也歸到“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悲哉？”這種根據(jù)于歷史演變的事實而主張變法的哲學，便是李斯的議案的思想背景。

韓非早已說過了：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征于人。此人所以簡（輕慢）巫祝也。

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故不聽學者之言。（《顯學》）韓非要除去的《五蠹》，其中之一便是那“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的學者。韓非并且很明白的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同）韓非的書在秦國最流行，秦始皇早已熟讀了他的《孤憤》、《五蠹》之書（《史記》六三）；李斯也是熟讀《五蠹》、《顯學》之書的（《史記》六三，又八七）；連那昏庸的胡亥也能整段的征引《五蠹篇》的話（《史記》八七）。故韓非雖死，而韓非的主張卻成了秦帝國的政策。李斯焚書令中的話便是《五蠹》、《顯學》的主張，而“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竟是直用“顯學篇”的文句了。

平心而論，這種思想可算是中國古代思想中最大膽、最徹底的部分。古代思想家談?wù)瓮嗍莾?nèi)心冥想，而捏造堯舜先王的故事來作證據(jù)；內(nèi)心的冥想無窮，故捏造的堯舜先王故事也無窮。這種風氣有種種流弊。名為道古，其實是作偽；閉戶造證據(jù)，其實全無證據(jù)，養(yǎng)成懶惰詐偽的思想習慣，是一弊。什么事總說古昔先王怎樣好，“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養(yǎng)成迷古守舊的心理，是二弊。說來頭頭是道，而全不觀察現(xiàn)狀，全不研究制度，“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養(yǎng)成以耳為目的不曉事習氣，是三弊。故滿地是“先王之語”，其實大都是假歷史；遍地是“書簡之文”，其實大都是成見與瞎說。所以韓非發(fā)憤說：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jù)之者，誣也。故明據(jù)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顯學》）愚是不自覺的受欺，誣是有心欺騙。李斯的焚書政策只是要掃除一切“非愚即誣”的書籍，叫人回頭研究現(xiàn)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為教”，下“以吏為師”。他不是有意要“愚黔首”，只是如始皇說的“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翻成了今日的語言，這種政策不過等于廢除四書五經(jīng)，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點現(xiàn)代的法律、經(jīng)濟、政治的知識。這有什么希奇呢？我們至多不過嫌李斯當日稍稍動了一點火氣，遂成了一種恐怖政策，不僅是取締那應(yīng)該取締的“以古非今”，竟取消一切“私學”的權(quán)利，摧殘一切批評政治的自由了。但政治的專制固然可怕，崇古思想的專制其實更可怕。秦帝國的專制權(quán)威，不久便被陳涉、項羽推翻了。但崇古思想的專制權(quán)威復(fù)活之后，便沒有第二個韓非、李斯敢起來造反了。我們在二千多年之后，看飽了二千年“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的無窮毒害，我們不能不承認韓非、李斯是中國歷史上極偉大的政治家。他們采取的手段雖然不能全叫我們贊同，然而他們大膽的反對“不師今而學古”的精神是永永不可埋沒的，是應(yīng)該受我們的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