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明朝的對外關系

一　明朝與南洋各地的關系

明朝與南洋各地的關系 在明朝，我國和亞洲各國之間，特別是與鄰近的朝鮮、越南、日本、緬甸、柬埔寨、暹羅、印度以及南洋各國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與政治接觸比以前更加頻繁了。當時，除去與明朝毗鄰的國家以外，和其余各國的往來，都要靠海上的交通。

唐宋以來東南沿海地區(qū)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日益繁榮，羅盤針的發(fā)明，造船技術的提高，氣象的測量，地圖的繪制以及航路的勘探，都給海外貿(mào)易事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明代江浙閩廣地區(qū)的土地兼并十分激烈，而福建是“三山六海，田居其一”，浙江南部也是“山多田少”，可供開墾的荒地不多 。失掉土地的農(nóng)民經(jīng)常流離失所，出海謀生成為農(nóng)民的一條重要的出路。出海的人，一小部分是富豪巨商，大多數(shù)都是小商人、手工業(yè)者和農(nóng)民。

出海謀生的人到南洋去的最多。明朝初年，在舊港一地居留的中國人約有數(shù)千人，在爪哇的杜板、蘇魯馬益和新村等地也有中國人數(shù)千家。除去舊港、爪哇等地外，在美洛居、浡泥、文萊、呂宋都有大批的中國人 。到了明朝中葉，在南洋的中國人更為增多，其中呂宋已多至數(shù)萬人，他們“往往久住不反，至長子孫” 。

明朝的商人把瓷器、絲綢、鐵器和金屬貨幣帶到了南洋，同時收買當?shù)氐暮?、谷米和棉花，發(fā)展了中國和南洋的商業(yè)關系。留居南洋的中國人，從中國帶去了鐵鋤、鐵犁、制糖和采礦的工具，帶去了茶種和培植胡椒的方法，并且還和南洋的居民共同開發(fā)了大量的農(nóng)田和礦場。遷移到南洋的中國人，對南洋的開發(f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明朝的中國是當時亞洲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它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對亞洲各國都有較深遠的影響。明朝政府在洪武年間就確立了睦鄰友好的對外政策，先后派使臣30次對周邊12個國家進行訪問，有17個國家的使臣也先后135次訪問中國。永樂、宣德時，明政府更派遣大批使臣出使亞、非各地，當時的朝鮮、日本、呂宋、暹羅、文萊、馮嘉施蘭、蘇祿、苗合里、美洛居、古麻剌朗、彭亨、占城、滿剌加、爪哇、阿魯、真臘、三佛齊、浡泥、蘇門答臘、南渤利、忽魯謨斯、柯枝等國都與明朝保持政治和外交關系，并派人來華貿(mào)易。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各國使臣和商人到南京的一次就有一千二百多人，一時朝廷為之盈滿 。滿剌加、浡泥、尼八剌、蘇祿、古麻剌朗等國八位國王九人次訪問中國，受到明政府的禮遇，其中浡泥國王、蘇祿國東王和古麻剌朗國王在訪問中國時不幸病故，分別葬于南京安德門外、山東德州北郊、福建福州西湖南面的茶園山。他們的墓葬是明朝與上述國家友好關系的歷史見證。明朝政府又在廣州、泉州、寧波三地設立了市舶司，專門管理對外貿(mào)易的事務。

明朝和南洋各國之間的經(jīng)濟和文化的聯(lián)系雖然日益發(fā)達，但明朝政府對各國使節(jié)來華貿(mào)易卻加以種種的限制，明朝政府嚴格限制各國使節(jié)來華的日期、人數(shù)和船數(shù)，并且還要呈驗“勘合”和“金葉表文”，才能入境。尤其是明朝政府屢次頒布禁止民間私自下海的命令，把出國的人看成為“無父無君之輩”和“化外之民”，這就使明朝和南洋各國之間的商業(yè)活動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fā)展。這種情況到穆宗隆慶年間有了比較大的改變。

鄭和下西洋 從永樂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間，中國杰出的航海家鄭和曾率領船隊7次下“西洋” ，前后經(jīng)歷了亞、非30多個國家。這是一件聞名中外的大事。

鄭和到過的地方有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滿剌加、吉蘭丹、彭亨（以上今馬來亞），蘇門答臘、舊港、爪哇、阿魯、南勃里（以上今印度尼西亞），錫蘭山、溜山（以上今斯里蘭卡），榜葛剌、瑣里、加異勒、柯枝、古里、南巫里（以上今印度），忽魯謨斯（今波斯灣口），祖法兒、阿丹（今阿拉伯半島），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麻林（今非洲的東岸） 。

鄭和最后一次出使的船隊擁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yī)士以及鐵錨匠、木艌匠、搭材匠、水手、民稍人等二萬七千多人，共乘坐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長44.4丈（合138米）、闊18丈（合56米），有9桅、12帆，可容1000余人 ，當時人形容“體勢巍然，巨無與比，篷帆錨航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 。這是當時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鄭和船隊每次總是滿載著貨物往返，攜出物品有金銀、絲綢、瓷器、鐵器、銅錢，等等。攜歸的是各國土特產(chǎn)品，其中不少是奇貨重寶及珍禽異獸等。與鄭和同行的馬歡在《紀行詩》中說：“歸到京華覲紫宸，龍墀獻納皆奇珍?！?

鄭和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本姓馬，云南昆陽州（今晉寧縣）人 ，回族，世代信奉伊斯蘭教。洪武時被閹入宮，是歷任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的太監(jiān)。世傳鄭和為“三寶太監(jiān)”，“三寶”可能是鄭和的小名。他是奉明朝皇帝的命令出使西洋的，出使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擴大明王朝的政治影響，提高明王朝在國外的地位和威望，同時也用中國的貨物去換取海外的奇珍，所以乘坐的船只又叫做“寶船”。鄭和每至一地，就表示中國愿意和各國通好，然后與他們進行貿(mào)易，約請他們派遣使臣到中國來。這種交往大都是和平進行的，只有極個別的地方發(fā)生過武裝的沖突。

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國與南洋各地的聯(lián)系，很多國家都在和他接觸之后派使臣來中國貿(mào)易。鄭和下西洋也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在他的影響下，中國人到南洋去的也日益增多。鄭和的歷史功績是不能磨滅的。

二　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qū)的騷擾　萬歷時期的援朝戰(zhàn)爭

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qū)的騷擾　戚繼光領導的御倭戰(zhàn)爭 14世紀以來，日本已進入南北朝分裂的時期，日本西南的封建諸侯組織了一部分武士、浪人和商人，經(jīng)常在中國沿海進行武裝的掠奪和騷擾，他們搶劫中國的商船，掠殺中國沿海的居民，歷史上稱之為“倭寇”。

從元末明初開始，倭寇就不斷在中國沿海各地出沒。永樂時，明朝政府一方面允許日本諸侯十年一次來華貿(mào)易，并讓他們停止武裝騷擾；一方面又整飭軍備，加強海防，對來犯的倭寇予以沉重的反擊。永樂十七年（1419年），明軍在總兵劉江的領導下，于遼東望海堝的戰(zhàn)役中，一舉殲滅了全部登陸的倭寇 ，倭寇從此不敢再作大規(guī)模的騷擾。

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間，日本進入了“戰(zhàn)國”時期。這時，日本分裂為更多的諸侯國，各諸侯都爭來通商，有限制的貿(mào)易已不能滿足其要求，嘉靖二年（1523年）就發(fā)生日本諸侯大內(nèi)氏與日本將軍足利氏的管領細川氏在寧波的爭貢事件 ，他們通商不遂，就用武力搶掠。由于東南沿海一帶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豪富地主下海經(jīng)商的也日益眾多，其中有的人與倭寇勾結(jié)，狼狽為奸，于是中國沿海地區(qū)的倭患又達到了高潮。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以朱紈為浙江巡撫，兼督備倭。朱紈認為亂源所在不僅是倭寇，更主要是由于“閩浙大姓”的通倭。他逮捕了一部分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積極訓練海防軍，堵?lián)糍量?。朱紈的這些措施，觸犯了“閩浙大姓”的利益，受到在朝的閩、浙官吏的阻撓，不能順利執(zhí)行，反被明朝政府“落職按問”，終于被迫自殺。至此，明朝“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 ，倭寇更加猖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濱海千里，同時告警，倭寇先后攻我上海、蘇州以及江北南通、泰州各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又深入徽州、南京，他們在沿途燒殺淫掠，許多工商業(yè)市鎮(zhèn)受到兵火的洗劫。明朝政府從西南各地調(diào)來由苗、瑤、壯各族組成的軍隊在各地邀擊倭寇。同年四月，壯、苗、瑤各族的軍隊在嘉興王江涇鎮(zhèn)大敗倭寇，這是繼望海堝以來的又一次大勝利。

在倭寇入侵時，沿海各城的居民都紛紛起來組織武裝，保衛(wèi)家鄉(xiāng)。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攻掠福建長樂，城崩二十余丈，居民數(shù)千“列棚拒戰(zhàn)”，“少壯守陣，老稚婦女運磚石” ，終于擊敗倭寇。在同一時期，沿海一帶的漁民、鹽民、商民也都駕船出海參戰(zhàn)，迎擊倭寇。

到了嘉靖末年，明朝的一部分愛國將領如俞大猷、戚繼光、劉顯等人，在粵、閩、浙等地的御倭戰(zhàn)役中，領導軍民，屢次擊敗倭寇，其中戚繼光率領的由農(nóng)民和礦夫組成的“戚家軍”最為英勇。他們大小八十余戰(zhàn)，戰(zhàn)無不勝，浙江臺州之戰(zhàn)，福建橫嶼、平海衛(wèi)之戰(zhàn)，都給來犯的倭寇以殲滅性的打擊。戚繼光等統(tǒng)率的軍隊前后殺倭萬余人，基本上蕩平了倭寇之患，保障了東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

戚繼光（1528—1587年），山東牟平人，深通兵法，號令嚴明，他從事御倭戰(zhàn)爭達十余年之久，用兵“飚發(fā)電舉，屢摧大寇” ，在抗擊倭寇的戰(zhàn)爭中他的功績最大。

明代抗倭戰(zhàn)爭的勝利具有重大意義。倭寇長期侵擾東南沿海，使這里的經(jīng)濟受到摧殘，人民生命財產(chǎn)蒙受莫大損失。平定倭寇之后，東南沿海一帶才得安寧，社會生產(chǎn)得以正常進行，同時也為明朝的開放海禁創(chuàng)造了條件。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明政府調(diào)整海外貿(mào)易政策，開放海禁，允許民間與東西“諸番”進行貿(mào)易，史稱“隆慶開關” 。

萬歷時期的援朝戰(zhàn)爭 與戚繼光肅清倭寇的同時，日本國內(nèi)也發(fā)生了重大的政治變化。日本的“關白”（“關白”是豐臣秀吉的官銜）豐巨秀吉戰(zhàn)勝了其他割據(jù)的諸侯，統(tǒng)一了日本，日本的經(jīng)濟又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商業(yè)的發(fā)展尤為迅速。豐臣秀吉為了滿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貪欲，積極從事對外擴張。萬歷二十年（1592年），豐臣秀吉發(fā)動了侵略朝鮮的戰(zhàn)爭。

明朝和朝鮮之間長期保持著友好的關系，沒有發(fā)生過戰(zhàn)爭。在邊境上，兩國的商人絡繹不斷，兩國政府之間的正式貿(mào)易年達四五次之多 。朝鮮向我國輸出耕牛、苧布、紙張和藥材，我國的絲織業(yè)與棉紡織業(yè)的技術和工具在朝鮮也有一定的推廣。

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目的是要占領和統(tǒng)治全部朝鮮，并以朝鮮為根據(jù)地，進一步侵略中國。早在日本天正五年（1577年），豐臣秀吉就向織田信長提出平定九州后，“進軍進入朝鮮，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為皇國版圖” 。明朝的大臣也指出：“倭得朝鮮以為巢穴，退可以守，進可以寇，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 當時日本軍十萬從釜山登陸，很快便攻陷王京，占平壤，朝鮮八道幾盡沒。在這個緊急的時候，朝鮮國王李昖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明朝以與朝鮮有唇齒相依的關系，不能坐視不救，立即派兵援助朝鮮。

日本侵略朝鮮，引起朝鮮人民無比的憤恨，各地的義軍紛起抵抗。萬歷二十年（1592年）年底，明朝以宋應昌為經(jīng)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率南兵大舉援朝。明軍與朝鮮軍民配合作戰(zhàn)，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進圍平壤，打垮日本最精銳的小西行長的軍隊，光復了平壤。繼而又攻克了開城，日本軍隊被迫放棄王京，退據(jù)釜山、漢江以南千余里之地復歸朝鮮所有。平壤之捷從根本上扭轉(zhuǎn)了朝鮮的戰(zhàn)局，士氣為之一振。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雖然失敗，但野心不死，為了準備卷土重來，乃假意與明朝講和，誘明撤兵，以便展開新的進攻。以兵部尚書石星為首的明朝主和派，亦主張對日本妥協(xié)，求得暫時的和平。于是明朝政府就墮入豐臣秀吉的陰謀之中，陷于被動地位。

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和議果然破裂，日本又再度大舉入侵朝鮮，明朝政府再派邢玠率兵援朝鮮，明朝將領劉綎、陳璘等人給了日本軍隊很大的打擊。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二月，豐臣秀吉死，明軍反守為攻，在朝鮮南海面上與日本軍隊決戰(zhàn)，日軍幾至全部被殲。在這場戰(zhàn)役中，朝鮮的杰出將領李舜臣、明朝將領鄧子龍也先后戰(zhàn)死。至此，豐巨秀吉發(fā)動的第二次侵略朝鮮的戰(zhàn)爭又宣告失敗。

日本侵略朝鮮的戰(zhàn)爭的失敗，主要是由于朝鮮人民的堅持抗戰(zhàn)。而明軍的兩次援助，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耶穌會士的東來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十六世紀時，歐洲的一部分國家，進入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時期。作為資產(chǎn)階級前驅(qū)的殖民主義者，已經(jīng)開始了海外的掠奪。首先來到東方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其次是荷蘭和英國。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滿刺加，隨即侵犯我東南海面，劫奪商旅，掠賣人口，販運違禁物品，甚至武裝襲擊廣東沿海地區(qū)。這種海盜的行為，立即遭到明朝的反擊。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明朝在廣東新會海面擊敗了葡萄牙商船，并繳獲其佛郎機炮 ，從這年起，明朝政府即嚴禁與葡人貿(mào)易，并封鎖了全部通商口岸。

葡萄牙人與倭寇勾結(jié)，又在中國浙、閩地區(qū)進行各種騷擾，在浙江雙嶼等地也受到明軍的打擊。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用欺騙賄賂的手段，買通了明海道副使汪柏，佯言商船遭遇風暴，請求準其在澳門居住，晾曬貨物。不到十年，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逐漸增多，以至于“筑室千區(qū)”，“夷眾萬人” 。

追隨葡萄牙人之后來到東方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于穆宗隆慶五年（1571年）侵占了呂宋。西班牙人對當?shù)氐木用癜艟釉趨嗡蔚闹袊嗽趦?nèi)，備加壓迫和凌辱。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西班牙總督郎雷從呂宋率艦隊侵美洛居，盡驅(qū)該地的華人為兵，“稍怠即鞭撻，有至死者”。為了反抗西班牙人的壓迫，華人潘和五號召水手起義，殺死郎雷，撕碎了西班牙海盜的旗幟 。以后西班牙人又在呂宋多次屠殺華人，但都遇到堅決的抵抗。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荷蘭殖民主義者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后率艦隊來到東方，先后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和天啟四年（1624年）偷襲我澎湖地區(qū)，但都被我福建軍民擊敗。荷蘭殖民者強占澎湖的陰謀不逞，又轉(zhuǎn)而侵我臺灣。

臺灣是我國的領土，早在東漢時期就與大陸有頻繁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元朝在臺灣正式設立了澎湖巡檢司。明朝建立以后，繼續(xù)保持著管理臺灣軍務的澎湖巡檢司。同時林道乾、袁進、李忠、顏思齊、鄭芝龍等人又先后對臺灣進行統(tǒng)治。明代后期在臺灣的漢人已有十余萬，他們和高山族人民一起對臺灣的開發(fā)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萬歷十八年（1590年），葡萄牙的商船經(jīng)過臺灣海峽，見其山川秀麗，稱之為“福爾摩薩”，這是西方人知道臺灣之始。

天啟四年（1624年）荷蘭人侵入臺灣，以后，在這里建立了赤嵌城。荷蘭殖民者在臺灣征收高額的人頭稅，把土地收歸東印度公司所有，無止境地搜刮臺灣的一切富源，還把大批的臺灣人民掠賣到爪哇當奴隸 。

但是臺灣人民從來沒有中斷過反對荷蘭殖民者的斗爭?？滴踉辏?662年），臺灣人民終于在鄭成功的領導下，把荷蘭殖民者趕出臺灣。

耶穌會士的東來 自從葡萄牙殖民者來到東方，西方傳教士也接踵而至。這些傳教士多為耶穌會士。萬歷八年（1580年），一部分耶穌會士來到了澳門，以后又陸續(xù)有教士來到中國，其中有利瑪竇、龐狄我、龍華民、熊三拔等人。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根據(jù)中國的情況，開創(chuàng)了新的傳教方式，主要有三條。第一，走上層路線，與官僚士大夫接交，并爭取皇帝的支持，從而在中國立足。第二，隨從中國風俗，以減少宣教阻力。如學習華語，讀儒家經(jīng)典，穿著儒服，力圖說明基督教義與儒家思想相通。第三，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以此作為門徑，取信于士大夫，見重于當?shù)溃_到引人入教、徐圖發(fā)展的目的。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利瑪竇來到北京，并得到神宗的允許在北京建立教堂。這些傳教士帶來的科學知識主要有天文歷法、數(shù)學、地理學、物理學、火器制造等。徐光啟是最早接受西學的官僚士大夫，他看到西學可為我所用，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 。正是在他的帶動下，一批西方的科學技術的書籍被翻譯過來。在天文學方面有《乾坤體》，在數(shù)學方面有《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在物理學方面有《遠西奇器圖說》，在水利方面有《泰西水法》，在地理學方面有《坤輿萬國全書》、《海外輿圖全說》、《職方外紀》，在火器方面有《則克錄》，等等。崇禎皇帝對西學采取了開放態(tài)度，先后任用徐光啟、李天經(jīng)主持歷局，吸收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傳教士參與修歷。崇禎八年（1635年）完成，十六年頒行。這就是有名的《崇禎歷書》。不過此時明朝即將滅亡，明朝的科研成果，后來被清代行用。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用的陰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