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我們要說這五六年的文學革命運動了。

中國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經(jīng)成了一種死文字。所以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稱“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那時代的小吏已不能了解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了。但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政府不能不提倡這種已死的古文；所以他們想出一個法子來鼓勵民間研究古文：凡能“通一藝以上”的，都有官做，“先用誦多者”。這個法子起于漢朝，后來逐漸修改，變成“科舉”的制度。這個科舉的制度延長了那已死的古文足足二千年的壽命。

但民間的白話文學是壓不住的。這二千年之中，貴族的文學盡管得勢，平民的文學也在那里不聲不響的繼續(xù)發(fā)展。漢，魏，六朝的“樂府”代表第一時期的白話文學。樂府的真美是遮不住的，所以唐代的詩也很多白話的，大概是受了樂府的影響。中唐的元稹，白居易更是白話詩人了。晚唐的詩人差不多全是白話或近于白話的了。中唐，晚唐的禪宗大師用白話講學說法，白話散文因此成立。唐代的白話詩和禪宗的白話散文代表第二時期的白話文學。但詩句的長短有定，那一律五字或一律七字的句子究竟不適宜于白話；所以詩一變而為詞。詞句長短不齊，更近說話的自然了。五代的白話詞，北宋柳永，歐陽修，黃庭堅的白話詞，南宋辛棄疾一派的白話詞，代表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詩到唐末，有李商隱一派的妖孽詩出現(xiàn)，北宋楊億等接著，造為“西昆體”。北宋的大詩人極力傾向解放的方面，但終不能完全脫離這種惡影響。所以江西詩派，一方面有很近白話的詩，一方面又有很壞的古典詩。直到南宋楊萬里，陸游，范成大三家出來，白話詩方才又興盛起來。這些白話詩人也屬于這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南宋晚年，詩有嚴羽的復古派，詞有吳文英的古典派，都是背時的反動。然而北方受了契丹，女真，蒙古三大征服的影響，古文學的權(quán)威減少了，民間的文學漸漸起來。金元時代的白話小曲——如《陽春白雪》和《太平樂府》兩集選載的——和白話雜劇，代表這第四時期的白話文學。明朝的文學又是復古派戰(zhàn)勝了；八股之外，詩詞和散文都帶著復古的色彩，戲劇也變成又長又酸的傳奇了。但是白話小說可進步了。白話小說起于宋代，傳至元代，還不曾脫離幼稚的時期。到了明朝，小說方才到了成人時期；《水滸傳》，《金瓶梅》，《西游記》都出在這個時代。明末的金人瑞竟公然宣言“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傳》右者”，清初的《水滸后傳》，乾隆一代的《儒林外史》與《紅樓夢》，都是很好的作品。直到這五十年中，小說的發(fā)展始終沒有間斷。明清五百多年的白話小說，代表第五時期的白話文學。

這五個時期的白話文學之中，最重要的是這五百年中的白話小說。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書，并不是“四書”，“五經(jīng)”，也不是性理的語錄，乃是那幾部“言之無文行之最遠”的《水滸》，《三國》，《西游》，《紅樓》。這些小說的流行便是白話的傳播；多賣得一部小說，便添得一個白話教員。所以這幾百年來，白話的知識與技術(shù)都傳播的很遠，超出平常所謂“官話疆域”之外。試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話小說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吳沃堯是廣東人，便可以想見白話傳播之遠了。但?。―ante），鮑高嘉（Boccacio）的文學，規(guī)定了意大利的國語；嘉叟（Chaucer），衛(wèi)克烈夫（Wycliff）的文學，規(guī)定了英吉利的國語；十四五世紀的法蘭西文學，規(guī)定了法蘭西的國語。中國國語的寫定與傳播兩方面的大功臣，我們不能不公推這幾部偉大的白話小說了。

中國的國語早已寫定了，又早已傳播的很遠了，又早已產(chǎn)生了許多第一流的活文學了，——然而國語還不曾得全國的公認，國語的文學也還不曾得大家的公認：這是因為什么緣故呢？這里面有兩個大原因：一是科舉沒有廢止，一是沒有一種有意的國語主張。

科舉一日不廢，古文的尊嚴一日不倒。在科舉制度之下，居然能有那無數(shù)的白話作品出現(xiàn)，功名富貴的引誘居然買不動施耐菴，曹雪芹，吳敬梓，政府的權(quán)威居然壓不住《水滸》，《西游》，《紅樓》的產(chǎn)生與流傳：這已經(jīng)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徼幸又最光榮的事了。但科舉的制度究竟能使一般文人鉆在那墨卷古文堆里過日子，永遠不知道時文古文之外還有什么活的文學。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

一九○四年以后，科舉廢止了。但是還沒有人出來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文學。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這些人難道不能稱為“有意的主張”嗎？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tài)度是不行的。

一九一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與那些白話報或字母的運動絕不相同。第一，這個運動沒有“他們”，“我們”的區(qū)別。白話并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chuàng)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nèi)珖硕荚撡p識的一件好寶貝。第二，這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quán)威，認他做“死文學”。從前那些白話報的運動和字母的運動，雖然承認古文難懂，但他們總覺得“我們上等社會的人是不怕難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人上人”大發(fā)慈悲心，哀念小百姓無知無識，故降格做點通俗文章給他們看。但這些“人上人”自己仍舊應該努力模仿漢，魏，唐，宋的文章。這個文學革命便不同了；他們說，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孫瞞住大家，不肯替他發(fā)喪舉哀；現(xiàn)在我們來替他正式發(fā)訃文，報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兩千年了！你們愛舉哀的，請舉哀罷！愛慶祝的，也請慶祝罷！”

這個“古文死了兩千年”的訃文出去之后，起初大家還不相信；不久，就有人紛紛議論了；不久，就有人號咷痛哭了。那號咷痛哭的人，有些哭過一兩場，也就止哀了；有些一頭哭，一頭痛罵那些發(fā)訃文的人，怪他們不應該做這種“大傷孝子之心”的惡事；有些從外國奔喪回來，雖然素同死者沒有多大交情，但他們聽見哭聲，也忍不住跟著哭一場，聽見罵聲，也忍不住跟著罵一場。所以這種哭聲罵聲至今還不曾完全停止。但是這個死信是不能再瞞的了，倒不如爽爽快快說穿了，叫大家痛痛快快哭幾天，不久他們就會“節(jié)哀盡禮”的；即使有幾個“終身孺慕”的孝子，那究竟是極少數(shù)人，也顧不得了。

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方才正式在雜志上發(fā)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胡適對于文學的態(tài)度，始終只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tài)度。故他這一篇的要點是：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云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后來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的更詳細：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后之關(guān)系，而決不容完全鈔襲；其完全鈔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v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于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M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為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為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jīng)營造作之?！虿灰匀本裨煳膶W而望文學之發(fā)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菴，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毅力，能以全力為之耳。……

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yè)。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后，發(fā)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六年二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shè)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shè)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shè)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特別性質(zhì)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那時胡適還在美洲，曾有信給獨秀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六年四月九日）

可見胡適當時承認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他那時正在用白話作詩詞，想用實地試驗來證明白話可以作韻文的利器，故自取集名為《嘗試集》。他這種態(tài)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tài)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jīng)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獨秀答書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shù)發(fā)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馀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種態(tài)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反對即是注意的表示。

民國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許多討論文學的通信，內(nèi)中錢玄同的討論很多可以補正胡適的主張。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六人輪流編輯。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話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適的《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大旨說：

我的“建設(shè)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chuàng)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國語。

這篇文章名為“建設(shè)的”，其實還是破壞的方面最有力。他說：

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jīng)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chǎn)出活文學?！唵握f來，自從《三百篇》到于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于白話的。……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這就是上文說的替古文發(fā)喪舉哀了。在“建設(shè)的”方面，這篇文章也有一點貢獻。他說：

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袊鴮淼男挛膶W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制定標準國語文學的人。

這篇文章把從前胡適，陳獨秀的種種主張都歸納到十個字，其實又只有“國語的文學”五個字。旗幟更明白了，進行也就更順利了。

這一年的文學革命，在建設(shè)的方面，有兩件事可記，第一，是白話詩的試驗。胡適在美洲做的白話詩還不過是刷洗過的文言詩；這是因為他還不能拋棄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盡量表現(xiàn)白話的長處。錢玄同指出這種缺點來，胡適方才放手去做那長短無定的白話詩。同時沈尹默，周作人，劉復等也加入白話詩的試驗。這一年的作品雖不很好，但技術(shù)上的訓練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北歐的Ibsen, Strindberg, Anderson；東歐的Dostojevski, Kuprin, Tolstol；新希臘的Ephtaliotis；波蘭的Seinkiewicz：這一年之中，介紹了這些人的文學進來。在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盡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仿效，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

民國七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周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he Renaissance, 本義即是歐洲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這時候，文學革命的運動已經(jīng)鼓動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象力，故大學學生有這樣的響應。《新潮》初出時，精采充足，確是一支有力的生力軍。民國八年開幕時，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之外，北京的《國民公報》也有好幾篇響應的白話文章。從此以后，響應的漸漸的更多了。

但響應的多了，反對的也更猛烈了。大學內(nèi)部的反對分子也出了一個《國故》，一個《國民》，都是擁護古文學的。校外的反對黨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來壓制這種新運動。八年二三月間，外間謠言四起，有的說教育部出來干涉了，有的說陳，胡，錢等已被驅(qū)逐出京了。這種謠言雖大半不確，但很可以代表反對黨心理上的愿望。當時古文家林紓在《新申報》上做了好幾篇小說痛罵北京大學的人。內(nèi)中有一篇《妖夢》，用元緒影北大校長蔡元培，陳恒影陳獨秀，胡亥影胡適；那篇小說太齷齪了，我們不愿意引他。還有一篇《荊生》，寫田必美（陳），金心異（錢），狄莫（胡）三人聚談于陶然亭，田生大罵孔子，狄生主張白話；忽然隔壁一個“偉丈夫”

趫足超過破壁，指三人曰，“汝適何言？……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田生尚欲抗辯，偉丈夫駢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丈夫笑曰，“爾之發(fā)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干。爾可鼠竄下山，勿汙吾簡?！魻栆再构碚D?！薄?

這種話很可以把當時的衛(wèi)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這篇小說的末尾有林紓的附論，說：

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

這話說的很可憐。當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來作荊生，但荊生究竟不可多得。他們又想運動安福部的國會出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后來也失敗了。

八年三月間，林紓作書給蔡元培，攻擊新文學的運動；蔡元培也作長書答他。這兩書很可以代表當日“新舊之爭”的兩方面，故我們摘鈔幾節(jié)。林書說：

……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近者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苣甏蛊呤桓毁F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死灰；今篤老，尚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為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將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

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shù)，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衊古。矧吾國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且天下惟有真學術(shù)，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則凡京、津之稗販皆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圣，并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坷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傊?，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ㄒ韵抡摗靶碌赖隆币还?jié)，從略）

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為是?！藭虾螅刹槐厥靖?；唯靜盼好音，為國民端其趨向。……林紓頓首。

蔡元培答書對于“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一點，提出三個答案。但蔡書的最重要之點并不在駁論，——因為原書本不值得一駁，——乃在末段的宣言。他說：

至于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

（一）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瓱o論有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悉聽其自由發(fā)展。

（二）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蔡元培自己也主張白話，他曾說：

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 ……雖現(xiàn)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決不可錯了這個趨勢。（在北京高等師范國文部演說）

他又說：

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yōu)勝。……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shù)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演說）

林，蔡的辯論是八年三月中間的事。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和會的消息傳來，中國的外交完全失敗了。于是有“五四”的學生運動，有“六三”的事件，全國的大響應居然逼迫政府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這時代，各地的學生團體里忽然發(fā)生了無數(shù)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nèi)容全用白話。此外又出了許多白話的新雜志。有人估計，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內(nèi)中如上海的《星期評論》，如《建設(shè)》，如《解放與改造》（現(xiàn)名《改造》），如《少年中國》，都有很好的貢獻。一年以后，日報也漸漸的改了樣子了。從前日報的附張往往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現(xiàn)在多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了。北京的《晨報》副刊，上?！睹駠請蟆返摹队X悟》，《時事新報》的《學燈》，在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個最重要的白話文的機關(guān)。時勢所趨，就使那些政客軍人辦的報也不能不尋幾個學生來包辦一個白話的附張了。民國九年以后，國內(nèi)幾個持重的大雜志，如《東方雜志》，《小說月報》，……也都漸漸的白話化了。

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于全國，這是一大關(guān)系；況且“五四”運動以后，國內(nèi)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于新潮流，或采取歡迎的態(tài)度，或采取研究的態(tài)度，或采取容忍的態(tài)度，漸漸的把從前那種仇視的態(tài)度減少了，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fā)展，這也是一大關(guān)系。因此，民國八年以后，白話文的傳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話詩的作者也漸漸的多起來了。民國九年，教育部頒布了一個部令，要國民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又令：

凡照舊制編輯之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其供第一第二兩學年用者，一律作廢；第三學年用書，準用至民國十年為止；第四學年用書，準用至民國十一年為止。

依這個次序，須到今年（一九二二），方才把國民學校的國文完全改成國語。但教育制度是上下連接的；牽動一發(fā)，便可搖動全身。第一二年改了國語，初級師范就不能不改了，高等小學也多跟著改了。初級師范改了，高等師范也就不能不改動了。中學校也有許多自愿采用國語文的。教育部這一次的舉動雖是根據(jù)于民國八年全國教育會的決議，但內(nèi)中很靠著國語研究會會員的力量。國語研究會是民國五年成立的，內(nèi)中出力的會員多半是和教育部有關(guān)系的。國語文學的運動成熟以后，國語教科書的主張也沒有多大阻力了，故國語研究會能于傅岳芬做教育次長代理部務(wù)的時代，使教育部做到這樣重要的改革。

還有一件事，雖然與文學革命的運動沒有多大的關(guān)系，卻也是應該提及的。民國元年，教育部召集了一個讀音統(tǒng)一會，討論讀音統(tǒng)一的問題。讀音統(tǒng)一會議定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這一副字母，本來不過用來注音，“以代反切之用”的。當初的宗旨，全在統(tǒng)一漢文的讀音，并不曾想到白話上去，也不曾有多大的奢望。七年十一月，教育部把這副字母正式頒布了。八年四月，教育部重新頒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吳敬恒定的）。八年九月，《國音字典》出版。這個時候，國語的運動已快成熟了，國語教育的需要已是公認的了；所以當日“代反切之用”的注音字母，到這時候就不知不覺的變成國語運動的一部分了，就變成中華民國的國語字母了。

民國九年十年（一九二○——一九二一），白話公然叫做國語了。反對的聲浪雖然不曾完全消滅，但始終沒有一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對論。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種《學衡》雜志，登出幾個留學生的反對論，也只能謾罵一場，說不出什么理由來。如梅光迪說的：

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蚬盼呐c八股何涉？而必并為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為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云，則古文之后，當無駢體；白話之后，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為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者乎？……

這種議論真是無的放矢。正為古文之后還有那背時的駢文，白話已興之后還有那背時的駢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后無駢體，白話之后無古文”，那就用不著誰來提倡有意的革命了。又如胡先骕說的：

胡君（胡適）……以過去之文字為死文字，現(xiàn)在白話中所用之字為活文字；……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比字上兩個以字，皆依原文）?！圆幌囝愔拢嗵岵⒄?，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于英，德，法，外國文也。茍非國家完全為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與字所字皆依原文），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理。至意大利之用塔斯干方言為（原作之）國語之故，亦由于羅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轉(zhuǎn)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為國語之必要也。希臘，拉丁文之于英，德，法文，恰如漢文與日本文之關(guān)系。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于日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其實胡適的答案應該是“正是如此”。中國人用古文作文學，與四百年前歐洲人用拉丁文著書作文，與日本人做漢文，同是一樣的錯誤，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學。至于外國文與非外國文之說，并不成問題。瑞士人，比利時人，美國人，都可以說是用外國文字作本國的文學；但他們用的是活文字，故與用拉丁文不同，與日本人用漢文也不同。

《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chǎn)了。從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時期。

至于這五年以來白話文學的成績，因為時間過近，我們還不便一一的下評判。但是我們從大勢上看來，也可以指出幾個要點：第一，白話詩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詩體初解放時，工具還不伏手，技術(shù)還不精熟，故還免不了過渡時代的缺點。但最近兩年的新詩，無論是有韻詩，是無韻詩，或是新興的“短詩”，都很有許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預料十年之內(nèi)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第二，短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這一年多（一九二一以后）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chuàng)作”的小說的重要機關(guān)，內(nèi)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chuàng)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托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第三，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fā)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第四，戲劇與長篇小說的成績最壞。戲劇還有人試做；長篇小說不但沒有人做，幾乎連譯本都沒有了！這也是很自然的現(xiàn)象?，F(xiàn)在試作新文學的人，或是等著稿費買米下鍋，或是天天和粉筆黑板做朋友；他們的時間只夠做幾件零碎的小作品，如詩，如短篇小說。他們的時間不許他們做長篇的創(chuàng)作。這是一個原因。況且我們近來覺悟從前那種沒有結(jié)構(gòu)沒有組織的小說體——或是《儒林外史》式，或是《水滸》式，——已不能使人滿意了，所以不知不覺的格外慎重起來。這個慎重的現(xiàn)象，是暫時的，也許是很好的。平心而論，與其多出幾集無窮無盡的《官場現(xiàn)形記》一類的小說，倒不如現(xiàn)在這樣完全缺貨的好了。

以上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至于詳細的舉例和詳細的評判，我們只好等到《申報》六十周年紀念時再補罷。

（十一，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