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頌》非考父作

正考父相傳為孔父嘉之父，孔父嘉與殤公同為華父督所殺（桓王十年西歷前710年），下逮襄公之立（襄王二年西歷前650年），已六十年，時(shí)代不相接。故《史記》《韓詩》以《商頌》為襄公時(shí)者則是，以為即是正考父作者則非。戰(zhàn)國末漢初人好為《詩》尋作者，故以《周頌》一部分為周文公作（已見《國語》），《魯頌》為奚斯作，《商頌》為正考父作，無非于其國中時(shí)代差近之聞人，擇一以當(dāng)之。此是說《詩》者之附會(huì)，不暇詳考年代者也。

宋襄公之為如何人物，《春秋》家與《國語》《左氏》所記絕異。泓之戰(zhàn)，《公羊傳》以為“雖文王之師不為過”。凡記襄公事，無不稱之，襄公受窘，無不諱之?！豆颉酚邶R桓稱之甚矣，亦未至如此。故宋襄公者，公羊家之第一偶像。《論語》《孟子》無談及襄公者。然以孔子之稱管仲齊桓，孟子之論《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又曰“戎狄是膺”，諸義衡之，宋襄自是歷來儒家所傳之賢圣，為中國文化奮斗者也。儒與宋頗有關(guān)系，《國語》則出自晉，不與宋相涉，又非儒家之義，故其記襄公與《詩經(jīng)》《春秋》有異。劉子駿刺取《國語》材料以為《春秋左氏傳》，凡《公羊》之義彼可得而反者，無不設(shè)法盡力反之?！豆颉妨x之甚重者，如新周、故宋、王魯，《左氏傳》則全無以魯為王之義，而改《公羊》春王正月之王謂文王一義曰“王周正月”，更以周為絕對者，非溯統(tǒng)而述文王。至其抑宋，更不待說矣。

故《商頌》為宋襄公之頌，儒者所傳故說，與事實(shí)相合者也。引申而有正考父作之論，傳《詩》者之小傅會(huì)也。改正考父之作為校，而曰是商代之詩，劉子駿作偽時(shí)所取義，以抑宋之地位，以與三家《詩》立異，以與春秋家立異，于《魯語》中羼入一種不倫不類之言，以證其說者也。劉子駿蓋以自己校書之事加之古人，而忘時(shí)代之異，《商頌》說之三段遷移如此。

綜觀《魯頌》《商頌》，齊桓管仲事業(yè)之盛可見，宋襄魯僖皆叨桓公之光者耳。齊桓之霸，北伐山戎，以救邢封衛(wèi)，南伐楚，陳諸侯之兵于召陵，楚既受責(zé)，略東夷淮徐以歸。方厲宣之世，狁臨渭，徐淮犯雒，南北交侵中國，宣王能自保未能大定也，故幽王遂亡于犬戎。周既東之后，楚又張大，申、息、隨、鄧江漢諸姬，無不翦滅，進(jìn)迫河、洛之間。齊桓遂于北方功定之后，率諸侯之師以威之，雖未能戰(zhàn)而勝楚，楚不敢不受盟也。魯僖實(shí)躬與桓公歷年之盟會(huì)，伐楚之役，與師往焉；東略而歸，遵徐淮而反。疑《魯頌》中所言淮夷來同，徐方來同者，未必非由召陵班師之役，桓公助之開始經(jīng)營?；腹砟?，徐從諸夏，楚伐之，諸夏救之。桓公一死而宋魯哄，宋納齊孝公，魯亦納公子無虧，宋敗魯。從此宋東聯(lián)東夷，主諸夏之盟，以斗楚，魯則折而為楚（僖十九年，魯與楚盟。魯之折而為楚者，疑由子志切略地徐方。故遠(yuǎn)交楚而近攻徐。徐在桓公末年，已折為中夏，楚伐之，同時(shí)楚人入舒，舒亦淮上國也。楚魯夾攻徐，則魯之拓地徐方自易。魯僖為自己之利，忘諸夏之義矣）。宋襄之主盟不成者，恐亦由于恢復(fù)殷商之觀念甚熾，姬姓諸國所極不愿，然毅然抗楚之北上，為齊桓之所不敢為，繼齊桓之志，開晉文之業(yè)，誠春秋前半之最大事件。若魯僖則始追齊桓之后，繼背諸夏而為楚，終乃于泓之戰(zhàn)后受楚之獻(xiàn)宋俘。乃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亦顏之厚矣。若《商頌》之語，雖為辭近夸，就感情論，及誠真無隱。宋人質(zhì)直，故談?dòng)奕嗣吭凰稳耍ā肚f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孟子》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等），而太史公評魯公“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禮云禮云，樂云樂云，魯?shù)乐唬缡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