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偕張君于十二月五日夜里離開都伯林，所乘的輪船于當夜八點鐘開，六日上午六點鐘到利物浦，張君因該處有美國友人約談，須稍作勾留，我獨自一人先由利物浦乘八點三十分鐘的火車回倫敦。離輪船時天剛漸漸黎明，于灰暗渺茫冷氣襲人中，提著衣箱乘輪船公司所備的公共汽車直達車站，于當日下午一點半鐘到倫敦。我暫時以倫敦為“家”，所以這段經(jīng)歷算是從愛爾蘭的歸途中。

在這歸途中，陸陸續(xù)續(xù)看完了一本英文的凡勒拉傳記，覺得現(xiàn)在他在實際上雖似乎漸成了過去時代的領袖人物（參看上節(jié)），但是在他盡著使命的那個階段間，英勇赴義，浩然置生死于度外的激昂悲壯的犧牲精神，和每遇大難當前，都能處以冷靜鎮(zhèn)定的態(tài)度，也很足以使我們感到興奮，所以在此處不妨略談他的奮斗生涯。

凡勒拉今年五十一歲了，他的父親，據(jù)說是個西班牙的醫(yī)生，因做了政治犯而亡命到美國，他的母親是愛爾蘭人而生長于美國的，他便在美國紐約產生。他出生才兩歲，便成了孤兒。后來他的母親改嫁，把才三歲的他送到愛爾蘭她的兄弟——一個小農夫——處養(yǎng)育。這時愛爾蘭的一八八六年《自治議案》 （Home Rule Bill） 剛被英國國會否決，愛爾蘭自由的希望正在無限期的黑暗中，這三歲的凡勒拉便在這黑暗的國難中長大起來，應時代的要求，在那個階段的民族解放斗爭中，擔起他的領袖的職責。但是他這領袖不是突然間從天空中掉下來的，讀他的歷史，便知道他這領袖是由實際斗爭中——繼續(xù)不斷的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他受過初等教育之后，考得大學公費，性喜算學，原想研究天文學，畢業(yè)后任算學教員，很得學生的崇敬，他們都說：“凡勒拉先生教授算學的時候，算學不再是算學，卻成了一件令人快樂的東西！”這樣看來，他原來是個好教員，但是愛爾蘭國難的緊迫，不容許他繼續(xù)弄這件“令人快樂的東西”，一九一三年十月，負起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使命的新芬黨（Sine Fein原義為“我們自己”）創(chuàng)辦愛爾蘭義勇軍，私買軍械，對英國作實力斗爭，這位“凡勒拉先生”慨然投粉筆而從戎，由課堂而兵房，用全副精神加入這個運動，不久即因戰(zhàn)績升任指揮官。這是距今二十年前的事情。他在這兩年的（指在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戰(zhàn)爭以前）軍事的實際斗爭中，也就好像受了兩年的實際軍事訓練。我們知道在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戰(zhàn)爭里面，凡勒拉的英勇血戰(zhàn)，震動了全世界，但是我們要注意，他并不是由課堂里的算學教員，一躍而為兵房里的指揮官，在此時以前還受了兩年的實際軍事訓練，換句話說，這個指揮官也是從實際的革命斗爭中產生出來的。他在行動上表現(xiàn)他是個組織者，是個戰(zhàn)士，在每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危難，或是生死俄頃的關頭，他總是沉靜而勇敢。

他當時有了七個子女，一九一六年在都伯林革命起來的那一天，他受命統(tǒng)率百人（當時義勇軍全數(shù)不過千人），守一個要隘名叫博蘭彌爾斯（Boland's Mills），他先和妻子訣別，下決心作殊死戰(zhàn)，身先士卒，軍官對他說指揮責重，請他審慎些，他喊道：“已有比我好的人犧牲了生命的啊！”他還是拚死的向前作戰(zhàn)。英國大軍奔臨，凡勒拉的軍士以一敵二十，雖后來義勇軍全部以眾寡不敵而終于失敗，但英軍始終未曾沖破凡勒拉所死守的陣地。他的死守博蘭彌爾斯是愛爾蘭一九一六年革命史中最光榮的一頁，好像我國翁照垣將軍和他的軍士死守吳淞一役是一二八抗日血戰(zhàn)史中最光榮的一頁。

當時大勢已去，他隨著若干革命領袖被捕入獄，在軍事法庭上很鎮(zhèn)定而尊嚴地聽受死刑的宣判。好幾個革命領袖都被今天槍決一個，明天槍決一個，死刑就要輪到他了。但是說也奇怪，反因為他是血戰(zhàn)最英勇的一人，死守到最后的一人，震動了英國全國的輿論，英國國會里面也有人提出抗議，于是他的死刑宣判竟被臨時改為終身徒刑，但是當時有人把這個消息告訴在獄中的“凡勒拉先生”的時候，他正在看一本書，他的頭由書上仰起來靜聽了之后，對這個人道了一聲謝，仍很鎮(zhèn)定而靜默地繼續(xù)看他的書。他由課堂而兵房，現(xiàn)在是由兵房而牢獄了。

他是當時若干革命領袖死著剩下來的唯一的一個，在牢獄里還在計劃并主持外面的革命運動，同時暴露牢獄中對政治犯的虐待情形，一九一七年，英首相路易喬治正想運動美國加入世界大戰(zhàn)，并要召集愛爾蘭會議以求和平解決愛爾蘭問題，對這些使英國丟臉的事很感到棘手，遂無條件釋放一九一六年事變的政治犯，凡勒拉才同被放了出來。但后來他還好幾次被捕入獄。

我們承認在他盡著使命的那個階段內，他的確有過他的光榮的斗爭史，但現(xiàn)在他似乎已漸成了過去時代的領袖人物，這理由我在上節(jié)里已說過，不再贅。

五日夜里在船上吸煙室里和張君談話的時候，他談起加拿大人對種族成見很深，兩年前他在美國有位中國朋友當醫(yī)生的，娶了一個美婦，同往加拿大旅行，上岸時移民廳官吏依向例要使白種和有色人種分成兩列問話，不許混合，這位朋友隨前聲明說“I am her husband. She is my wife.”（“我是她的丈夫。她是我的妻子。”）這個官吏很沒有禮貌地板著面孔說道：“I don't care whether husband or wife. I only look at your face!”（“我不管是丈夫還是妻子，我只看你的面孔！”）我聽了很難過。我們可以想象此君當時的苦痛，但這豈僅是此君一人的苦痛！

（廿三，一，二十，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