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既非五等，更無五等爵制

以上之分析與疏通，義雖不盡新，而系統(tǒng)言之，今為初步。其中罅漏甚多，惟下列結(jié)語頗可得而論定焉。

一、公伯子男，皆一家之內(nèi)所稱名號，初義并非官爵，亦非班列。侯則武士之義，此兩類皆宗法封建制度下之當(dāng)然結(jié)果。蓋封建宗法下之政治組織，制則家族，政則戎事，官屬猶且世及，何況邦君？如其成盟，非宗盟而何？周室與諸國之關(guān)系，非同族則姻戚，非姻戚則“夷狄”。蓋家族倫理即政治倫理，家族稱謂即政治稱謂。自戰(zhàn)國來，國家去宗法而就軍國，其時方術(shù)之士，遂忘其古者之不如是，于是班爵祿之異說起焉。實則“五等爵”者，本非一事，既未可以言等，更未可以言班爵也。

二、五名之稱，緣自殷商，不可以言周制。今于卜辭中侯伯具見，其義已顯，上文敘之已詳。若公則載于《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三葉者凡二，子、男二字亦均見，特文句殘缺，無從得知其確義耳。

三、《春秋》雖斷爛，其源實出魯國，故其稱謂一遵魯國之習(xí)慣，與當(dāng)時盟會之實辭，周室命圭之所命，各有不同。與其謂《春秋》有褒貶之義，毋寧謂其遵魯國之習(xí)耳。

四、男之對侯，子之對伯，一則有隸屬之義，一則有庶長之別。其有等差，固可曉然。若伯之于侯，侯之于公，實不可徒以為一系統(tǒng)中之差別。

殷周（指西周，下文同）之世，在統(tǒng)治者階級中，家即是國，國即是家。家指人之眾，國指土之疆。有人斯有土，實一事耳。然世入春秋，宗法大亂。春秋初年，可稱為列國群公子相殺時代，其結(jié)果或則大宗之權(quán)，落于庶支，例如宋魯；或則異姓大夫，得而秉政，例如齊晉。晉為軍國社會最先成立之國家，其原因乃由于獻公前后之盡誅公族。桓莊之族死于先，獻惠之子殺于后，故自重耳秉政，執(zhí)政者盡為異姓之卿。在此情景之下，家國之別，遂判然焉。孟子以為國之本在家者，仍以春秋時代宗法之義言之也。自家國判然為二事，然后一切官私之觀念生，戰(zhàn)國初年，乃中國社會自“家國”入“官國”之時期，顧亭林所謂一大變者也。前此家國非二事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贝酥^國君之公，非后世所謂公家之公。戰(zhàn)國人狃于當(dāng)時官國之見，以為古者之班爵整嚴，殊不知古時家、部落、國家，三者不分者，不能有此也。狃于當(dāng)時家國之分，殊不知殷周本無是也。狃于當(dāng)時君臣之義，殊不知古之所謂臣，即奴隸及其他不自由人。金文中時有錫臣若干人之說；《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將誰欺？欺天乎？且予死于臣之手也，毋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皆可為證。至春秋而王公之臣幾與君子同列（君子初誼本如公子）。至戰(zhàn)國而君臣之間義不合則去。此類家國之異、公私之分，皆殷周所不能有也。戰(zhàn)國所謂君臣之義，有時即正如殷周時家長與其一家之眾之義耳。吾辨五等爵之本由后人拼湊而成，古無此整齊之制，所識雖小，然可借為殷周“家國制”之證，于識當(dāng)時文化程度，不無可以參考者焉。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寫于北平）

按，此文主旨，大體想就于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時，后曾以大意匆匆寫投顧頡剛先生，為顧先生登于《國立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今思之較周，節(jié)目自異，然立論所歸仍與前同。附記于此，以標(biāo)同異。

校稿時補記——盂鼎，“隹殷邊候、田（甸）雩（越）殷正百辟，率于酒，古（故）喪 （師）?！痹弧斑吅颉保瑒t其為斥候之意至顯，而“邊候”之稱尤與markgraf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