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行簡所著《李娃傳》現(xiàn)在的存本計有兩種：一種是繁本，即《太平廣記》卷四八四雜傳記類所收的《李娃傳》；一種是刪節(jié)本，即曾慥《類說》卷二六上所收的《汧國夫人傳》（羅燁《醉翁談錄》癸集卷一所收的《李亞仙不負(fù)鄭元和》雖少有異文，但其源即出《類說》）。而這兩種本子的來源就只有一個，那就是唐末屯田員外郎陳翰所編的《異聞集》。

《異聞集》所收唐人小說，以單篇為多，然率皆潤飾增刪，和原本恐有不同，《太平廣記》卷八三所收出自《異聞集》之《呂翁》，與《文苑英華》卷八八三所收沈既濟之《枕中記》，《太平廣記》所收出自《異聞集》之《太學(xué)鄭生》（卷二九八）、《邢鳳》（卷二八二），與《沈下賢集》所收之《湘中怨詞》，《異夢錄》，文字有異，是其一證。刪節(jié)本僅及原本十一，不足為據(jù)。但是《廣記》所收《李娃傳》，大概也因為經(jīng)過了潤飾增刪，還加上繕寫刊刻的錯誤，所以還是留下了好些令人置疑的地方。如已經(jīng)張政烺先生指出為陳翰手筆的本傳開端的三十一字：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jié)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jiān)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

以及我認(rèn)為頗有問題的結(jié)尾的：

貞元中，予為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等語，皆有使人懷疑到《李娃傳》不是白行簡作的可能。

關(guān)于前者，張政烺先生在他的《一枝花》那篇短文中已說得很清楚；關(guān)于后者，這里有一點說明的必要。因為唯有弄清楚這個寫作日期，我們才不會對本篇的作者有所懷疑，才可以對于古往今來偽托之說，得據(jù)以辨正。

主張《李娃傳》不是白行簡所著的說法，近年來頗為流行。如日本鹽谷溫博士，最近劉開榮先生，都曾這樣主張。鹽谷溫博士說：“這傳奇與那賦（按指《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固然都是假托的，但文筆非老手到底不能辦。”劉開榮先生說：“不過就《李娃傳》的形式及所反映的社會背景來看，很像是較晚的作品。假如說是另一作者，假托白行簡之名而寫《李娃傳》，倒有可能。”

鹽谷溫博士和劉開榮先生的論斷是相當(dāng)主觀的，這樣三言兩語就剝奪了白行簡的著作權(quán)，到底是不能令人心折的。言之似有理的，是遠(yuǎn)在宋朝劉克莊的意見。在他的《詩話》前集中，他說：

……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或為《李娃傳》誣亞為元和，畋為元和之子。小說因謂畋與盧攜并相不咸，攜詬畋身出娼妓。按畋與攜皆李翱甥，畋母，攜姨母也，安得如《李娃傳》及小說所云？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發(fā)千載一笑。亞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李娃傳》必白氏子弟為之，托名行簡，又嫁言天寶間事，且傳作于德宗之貞元，述前事可也。亞登第于憲宗之元和，畋相于僖宗之乾符，豈得預(yù)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如此……

鄭畋和盧攜不咸，不止互訴而已，甚至幾乎動手打起來，如《北夢瑣言》所記的那樣，可是這和《李娃傳》有什么關(guān)系？然而劉克莊卻固執(zhí)地認(rèn)定，傳中所說的滎陽公子，正就是誣指鄭亞，因而就牽出白敏中和李黨鄭亞父子的嫌隙，說這篇小說必是白氏子弟造作而托名于行簡。這是大前提的錯誤，這樣就一路錯到底。

附和劉克莊《詩話》的意見的，在清代有俞正燮，他雖然先對克莊之說表示懷疑，但終為曲為辯護，因而否定了《李娃傳》是白行簡的作品；當(dāng)代亦有一位杰出的教授，認(rèn)為，像《白猿傳》之嘲歐陽詢是猴子一樣，《李娃傳》的作者的用意是在嘲罵時宰是娼婦之子，因而斷定說，鄭亞和鄭畋的時代既后于傳中所偽稱的貞元乙亥十一年（七九五），而鄭畋顯貴之日白行簡早已在敬宗寶歷二年（八二六）逝世了，那么《李娃傳》便斷然不可能是行簡寫的了。

《李娃傳》意在誣鄭亞鄭畋之說是絲毫沒有事實根據(jù)的猜測之辭，我們可以置之不辯。我們要來討論的，倒是那個大可置疑而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的傳中所說的“貞元乙亥秋八月”這個年代。貞元乙亥是貞元十一年?！独钔迋鳌肥欠裾媸窃谶@一年寫的？白行簡是否有可能在這個時候?qū)憽独钔迋鳌罚?

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那時以古文筆法寫小說的風(fēng)氣尚未大開，白行簡和其兄居易丁父憂，居喪于襄陽，決無認(rèn)識那鼓勵他寫小說的李公佐的可能，說這二十歲的白行簡會獨開風(fēng)氣之先，背了居喪之禮而會友縱談而寫起小說來，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說來，是否我們也同意于《李娃傳》是偽托作品之說呢？并不。我認(rèn)為“乙亥”二字，是一個繕寫或刊刻的錯誤，或多半是《異聞集》編者的誤改。那么原文是什么年份呢？什么理由會錯成“乙亥”呢？

原文上應(yīng)該是“乙酉”。乙酉是順宗永貞元年（八〇五）亦即貞元二十一年。那時行簡之兄白居易已在京師做著校書郎那份閑散的卑官，行簡也已經(jīng)“驅(qū)車迤邐來相繼”和白居易一起交友，游賞，飲酒，玩女人，寫文章。那個時候白行簡寫小說便是可能的了。

可是“乙酉”有什么理由會誤作“乙亥”呢？這里是我們的解釋：我們知道，德宗是在貞元乙酉正月癸巳（二十三日）駕崩的，太子于同月丙申（二十六日）即位，是為順宗。可是順宗在位之日并沒有改元，而仍沿用貞元的年號。到了這年八月庚子（初四），順宗下詔內(nèi)禪憲宗，自稱太上皇，于九日冊皇帝于宣政殿，并將貞元二十一年改為永貞元年以志慶。（這次的改元，雖出于順宗之意，然而永貞這年號，照理卻是屬于憲宗的，而一般史家均把它歸在順宗名下，這是欠妥的。）可是順宗的太上皇亦沒做了多久，次年正月甲申（十九日），他就駕崩了，而在他駕崩之前十七日，即正月丁卯（初二），憲宗就已經(jīng)改元為元和了。所以永貞這個年號，實際上只用了不到五個月，在當(dāng)時人看來，那一年還是貞元二十一年，可是在后代讀史的人看來，那年卻是永貞元年了?！懂惵劶返木幷吆芸赡芤彩沁@些人中的一個，以為貞元中并無乙酉年，而貞元元年乙丑年又似乎太早了一點，便把傳中的“乙酉”自作聰明地改為“乙亥”了。

這便是“乙酉”之所以誤成“乙亥”的理由，而《李娃傳》寫作的年代，是應(yīng)該放在貞元二十一年，即永貞元年的八月初，而且必然是在初一至初三這三天之中的。

這個寫作年代的推定，如果沒有更確切的證據(jù)來作依傍，那么要駁倒《李娃傳》非白行簡作之說，辨正它并不是寫來誣鄭亞鄭畋父子理由，總還是顯得薄弱的。

《李娃傳》為白行簡作的有力的證據(jù)，卻并不在什么罕見的書上，那就是元稹的《元氏長慶集》。在該集卷十《酬翰林白學(xué)士代書一百韻》中，我們看到這兩句詩：

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

而在這兩句詩下面，又有元稹自注云：

樂天每與予游，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于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已，猶未畢詞也。

元稹的這篇詩，是酬答白居易的那篇《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而作，兩篇皆作于元和五年（八一〇）。在這篇追緬舊游，特別是念念不忘于從貞元十九年（八〇三）至元和元年（八〇六）元白二人均任校書郎那一段時期的生活的詩和詩注中，正如以前我們曾提出過的，最可注意的是“話”、“一枝花”這幾個字眼?！霸挕笔鞘裁矗繀菚遭徍蛷堈R二先生都認(rèn)為是“說話”，即現(xiàn)在的“說書”，可是我認(rèn)為還是僅僅解作“故事”也就夠了，原因就為了“自寅至巳”（自上午三至五時至上午九至十一時）這個時間。我以為與其說半夜里請了說書人來一直講到早晨，不如說自己朋友間宵談遣夜更為合理一點?！耙恢ā笔鞘裁茨?？就是汧國夫人李娃。宋曾慥《類說》卷二十六上有陳翰《異聞集》，其中《汧國夫人傳》末有注云：“舊名《一枝花》”；元羅燁《醉翁談錄》癸集卷一《李亞仙不負(fù)鄭元和》條，開端即云“李娃，長安娼女也，字亞仙，舊名一枝花……”；明梅禹金《青泥蓮花記》卷四載《李娃傳》，題下有注云：“娃舊名一枝花。元稹詩注?！标惡?、羅燁、梅禹金等都一致認(rèn)為一枝花為李娃舊名，當(dāng)非皆從“光陰聽話移”那句詩的注憑空附會出來，而必有現(xiàn)在已經(jīng)失傳了的根據(jù)的，尤其是去白元時代不遠(yuǎn)的唐末的陳翰。

這里我想附帶說到的，就是詩注中的“新昌宅”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常被人忽略了或誤解了。新昌宅當(dāng)然不是元稹的住所，因為元稹當(dāng)時住在靖安里。那么是不是白居易的住所呢？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昭國坊》條按語云：“按白居易始居常樂，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國，又次居新昌……”現(xiàn)在我們且從《唐兩京城坊考》來看一看白居易住在這些坊里的時期：

一，常樂里　《養(yǎng)竹記》云：

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于長安求假居，得長樂里故關(guān)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

可見白居常樂里始于貞元十九年（八〇三），迄于何年則尚待考。

二，宣平里　《舊唐書》《白居易傳》云：

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nèi)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yǎng)薄，乞為公輔例?！薄谑浅┱赘畱舨軈④?。

白居易《襄州別駕府君事狀》云：

夫人潁州陳氏……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

按居易于元和五年（八一〇）五月除京兆戶曹參軍，奉母居京，當(dāng)為移居宣平里之始，至元和六年（八一一）母卒，乃離京喪居渭村。計在宣平里居約一年。

三，昭國里　居易居昭國里當(dāng)始于元和九年（八一四）入朝拜太子左贊善大夫時（有《昭國閑居》詩），迄于元和十年（八一五）居易貶江州司馬時，（白氏《與楊虞卿書》云：“仆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保┚蛹s一年。

四，新昌里　居易為主客司郎中知制誥的次年即長慶元年（八二一）二月初，始買宅新昌，《竹窗》詩云：“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又有《新居早春》、《新昌新居書事》等詩。

除了這四個住所以外，徐松還說：“樂天始至長安，與周諒等同居永崇里之華陽觀。”這里我們要補充說：那時候是貞元十九年的春天，白居易的《重到華陽觀舊居》詩“憶昔初年三十二，當(dāng)時秋思已難堪”等可證?？梢娫谪懺荒晗?，他也在華陽觀住過，可能是短時間的寄居。

從上面看來，白居易居新昌里始于長慶元年（八二一），而元稹在元和五年（八一〇）所寫的回憶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八〇三～八〇六）的生活詩中，竟會說到白居易十幾年后的住所，豈不大大的荒唐嗎？

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在徐松不知道白居易在新昌里買宅之十余年前，即在居常樂里和宣平里之間，也曾經(jīng)在新昌里住過，而且住了相當(dāng)長久。白居易在元和三年所寫的那篇《醉后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zhí)Z二十四先輩昆季》詩中，我們看到有：

晚松寒竹新昌第，職居密近門多閉，日暮銀臺下直回，故人到門門蹔開。

等語，可證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居新昌里；白居易在元和五年所寫的《和答詩十首》詩序，有：

五年春，微之從東臺來，不數(shù)日，又左轉(zhuǎn)為江陵士曹掾，詔下日，會予下內(nèi)直歸，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過于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

等語，可證元和五年春（八一〇）白居易尚居新昌里；而元稹的《酬翰林白學(xué)士代書一百韻》又為我們證實了居易為校書郎時住在新昌里。那么我們假設(shè)白居易第一次居新昌里的時代為貞元二十年（八〇四）至元和五年春（八一〇），大約不會差得很遠(yuǎn)吧。

我之所以要提到新昌宅的問題，是為了說明元稹詩注所說的他們從而聽說一枝花話的新昌里，確實就是白氏的住所，而白氏住新昌里的時期，也包括白行簡寫《李娃傳》的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在內(nèi)，聽故事和寫小說，可能就在同一個短時期之內(nèi)。

既然聽講故事和寫小說是在先于鄭畋顯貴之日數(shù)十年，那么《李娃傳》刺鄭亞鄭畋父子之說，便不攻自破了。在另一方面，那處處追隨著其兄的白行簡，聽到這個瑰奇的故事，又經(jīng)友人李公佐的慫恿，而將它寫了出來，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這是《李娃傳》為白行簡作之證一。

其次，在宋代許 的《彥周詩話》中，我們見到這樣的一則：

詩人寫人物態(tài)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fēng)?！贝硕ㄊ擎綃D。

而在任淵的《后山詩注》卷二《徐氏閑軒》一詩的注里，我們又看到：

元微之《李娃行》：“平常不是堆珠玉，難得門前暫徘徊。”

元稹的《李娃行》全詩已佚，所剩下的就只有這短短的四句詩，前二句已經(jīng)《全唐詩》采輯，而后二句卻從來也沒有人注意到過?？墒沁@短短的幾句殘詩，卻替我們對于《李娃傳》的時代和作者的可信，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證據(jù)。

現(xiàn)在我們可以看到，元稹和李娃故事的關(guān)系，不只是在新昌宅聽了人講而已，而且還寫了詩來歌唱這個奇特的娼女了。貞元末至元和間，在白居易兄弟、元稹、李紳、李公佐、陳鴻以及其他青年的文士們之間，我們顯然看到有一種新的文體在那里流行出來。那就是當(dāng)他們遇到瑰奇艷異或可歌可泣的事的時候，便協(xié)力合作，一人詠為歌行，一人敘作傳記，一詩一文，相偶而行，這樣地創(chuàng)造了一種以前所沒有的新體，如楊貴妃故事有陳鴻的《長恨歌傳》和白居易的《長恨歌》，鶯鶯故事有元稹的《鶯鶯傳》和李紳的《鶯鶯歌》；以后的無雙故事有薛調(diào)的《無雙傳》和無名氏的《無雙歌》，汜人故事有韋敖的《湘中怨》和沈亞之的《湘中怨辭》。所以李娃故事之有白行簡作傳，元稹作詩，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元稹在白氏家中聽到講李娃故事是確實的了，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來說白行簡不會把這個故事寫成小說呢？《李娃傳》之確為白行簡所作，這是第二個證據(jù)。

我們已把白行簡在哪一年，哪一個地方，由于什么原故，跟什么人合作寫了這篇《李娃傳》說明白了，那么所謂《李娃傳》是托行簡之名以誣謗鄭亞鄭畋之說，便不攻自破；至于主張傳中滎陽公子系指元和十一年狀元鄭澥之說，當(dāng)然也不值一提了。

二

《李娃傳》中有一段文字，常為讀者所注意而且加以懷疑的，那就是記述滎陽公子床頭金盡之后，中了李姥姥計，和李娃求孕嗣回來，途經(jīng)宣陽里，止于娃之姨宅，忽有人報姥暴疾，李娃先行，生為娃所留，日晚始往平康里李氏宅，則李已他徙，生將馳赴宣陽里以詰其姨，然已日晚，計程不能達，乃賃榻而寢的那一段。

凡是略知當(dāng)時長安坊里的細(xì)心讀者都會覺得，宣陽平康二里毗鄰，路途邇近，即便日晚，也可以連夜趕去，何至于計程不能達？

清代的大學(xué)者俞正燮對于這一段文字也抱著同樣的懷疑。在他所著的《癸巳存稿》卷十四《李娃傳》條中，我們可以看見他這樣說：

……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堕L安圖志》，平康為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陽；以丹鳳街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里北門東轉(zhuǎn)小曲，即宣陽?！笔瞧娇敌柭方灾蹦媳?，其街則直東西。傳又云：“日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职浮侗崩镏尽吩疲骸捌娇道锶氡遍T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又“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從這些話里，我們可以看出：俞正燮認(rèn)為作者是錯誤了的，然而他卻曲為回護，說“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

然而，實際上作傳者并沒有錯誤，也并沒有漫筆書之。像白行簡那樣熟悉于長安靜坊小曲的人，還會把那有名的平康里的地理弄錯嗎？俞正燮之所以這樣說，正就是因為他自己對于長安坊里的組織完全沒有明白。他據(jù)《長安圖志》來數(shù)平康宣陽二里的次第有沒有數(shù)錯，我們這里不必提，因為這還無關(guān)重要?？墒蔷驮谟嵴频倪@幾句短短的話中，我們就看到了三個錯誤：第一，他說平康里北門東轉(zhuǎn)小曲即宣陽里；第二，他說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第三，他說宣陽平康二里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關(guān)于第一點，俞正燮的誤解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所見到的《李娃傳》是《太平廣記》本，文中有脫漏之處，因而看去不很明白。所謂“至里北門”者，初看上去好像是指平康里，然而仔細(xì)看下去，就明白是指宣陽里。如果傳中說“至宣陽里北門”，那么俞正燮就不會誤解了。按平康里宣陽里均在長安東城，其西為朱雀街東第二街，其東為朱雀街東第三街，隔街對著東市；平康里在北，宣陽里在其南，故宣陽里的北門，正面對著平康里的南門。滎陽公子和李娃求孕嗣歸，原擬自平康里南門入，所以當(dāng)他們到了平康里的南門前的時候，也就是到了宣陽里北門。李娃所謂“此東轉(zhuǎn)小曲”是指宣陽里北門內(nèi)東轉(zhuǎn)小曲，因《太平廣記》本“里”字前漏了“宣陽”兩字，致俞氏有此誤。

關(guān)于第二點，俞氏之所謂路和街，不知其分別何在，不知是否以里內(nèi)的街道稱路，里外的官街稱街?？墒菬o論如何，俞氏總是錯誤。因為唐代長安各坊里，除了皇城之南的三十個里內(nèi)只有東西橫街以外，其余各里之內(nèi)，均有自東至西及自北達南的十字街。十字街是在坊內(nèi)的，因其形如十字，故稱，這是俞氏所沒有理解的。

關(guān)于第三點，俞氏的話是十分武斷的。查唐代長安各坊里，都是互相隔絕的，坊里的四周是里垣，垣外為官街，非三品以上和坊內(nèi)三面皆絕者，不得向官街開門的，坊里和官街的交通，非經(jīng)里門不可，如果我們以現(xiàn)在對于那些熱鬧的大街的觀念來理解唐代長安的官街，那就大錯了。所以俞氏的“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之說，完全是毫無根據(jù)之談，其原因是沒有看懂《北里志》，以為其中所謂十字街就是官街。

現(xiàn)在，我們來看一看從李娃宅到李娃姨所稅宅的路程吧：李娃宅是在平康里內(nèi)橫街西南的鳴珂曲，而李娃姨所稅的空宅，是在宣陽里內(nèi)直街東北方的小曲中。所以，要從平康里西南的鳴珂曲到宣陽里東北的小曲，我們必須走平康里中的橫街（其全程長六百五十步），向東，至十字交叉點，然后向南走直街（其全程長三百五十步），出平康里南門，過朱雀門南之第二橫街（寬四十七步），入宣陽里北門，走直街，東轉(zhuǎn)，始抵小曲。這就是最捷近的路，算起來大約有五六百步左右，路并不算近。

可是這樣解釋了之后，讀者之疑仍不能明，因為從平康里到宣陽里，雖則要經(jīng)過我們前面所說的路徑，但是兩坊究竟還是鄰坊，何至于會像傳中所說的那樣“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這里，我們除了要了解唐代長安街里組織之外，還要知道唐代京師的夜禁之律。

當(dāng)時長安是京畿之地，帝皇之居，為了治安起見，有執(zhí)行很嚴(yán)的夜禁的必要。這夜禁是由金吾掌執(zhí)的。天晚晝漏既盡，順天門（神龍元年以后改稱承天門）擊鼓，各坊里閉里門，官街上就斷絕交通，不聽人行，只許在坊里之內(nèi)來往。直到五更三籌，順天門再擊鼓，坊門復(fù)開，官街上始聽人行。夜禁中還在官街上走的，就是犯夜，按律就得處罰。

在《李娃傳》中，當(dāng)滎陽公子初至李娃家，推說住處路遠(yuǎn)，想賴在那里的時候，姥曰：“鼓已發(fā)矣，當(dāng)速歸，無犯禁”；在沈既濟的《任氏傳》中，當(dāng)鄭六在妖狐任氏那里宿了一宵出來的時候，“及里門，門扃未發(fā)。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薛用弱《集異集》的《裴通遠(yuǎn)》條（《太平廣記》卷三四五引），記裴通遠(yuǎn)自通化門歸來，有白頭嫗隨之，“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zhuǎn)速，嫗亦忙遽而行”；而牛肅《記聞》的《張無是》條（《太平廣記》卷一百引）也記“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跧”等事。這些記載，都可以作為唐朝嚴(yán)厲執(zhí)行夜禁的旁證。

夜禁的法令，在《唐律疏義》上說得更明白。該書卷二十六《雜律上》《犯夜》條律云：

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注曰：“閉門鼓后，開門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故，謂公事急速及吉兇疾病之類?！笔枇x曰：“宮衛(wèi)令，五更三籌，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盡，順天門擊鼓四百槌訖，閉門。后更擊六百槌，坊門皆閉，禁人行，違者笞二十。故注云：‘閉門鼓后，開門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故，謂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須行，及私家吉兇疾病之類，皆須得本縣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驗，雖復(fù)無罪，街鋪之人不合許過?！奔仍啤啊]門鼓后，開門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內(nèi)行者，不拘此律。”

律又云：

其直宿坊街，若應(yīng)聽行而不聽，及不應(yīng)聽行而聽者，笞三十；即所直時有賊盜經(jīng)過而不覺者，笞五十。

《疏義》曰：

諸坊應(yīng)閉之門，諸街守衛(wèi)之所，有當(dāng)直宿，應(yīng)合聽行而不聽及不應(yīng)聽行而聽者，笞三十。若分更當(dāng)直之時，有賊盜經(jīng)過所直之處，而宿直者不覺，笞五十；若覺而聽行，自當(dāng)主司故縱之罪。

這兩條律文和注疏，把唐代夜禁令的施行方法解釋得明明白白?！独钔迋鳌分欣钔抟淌现砸鹊饺胀聿艑铌柟诱f“郎驟往覘之，某當(dāng)繼至”，就是利用了這犯夜的禁令，算定滎陽公子到了平康里之后，坊門即閉，不能即刻再回到宣陽里來質(zhì)問李娃何以遷居，而她又可以從容收拾器物，退了稅屋而去；而滎陽公子之所以“計程不能達”，至于弛其裝服，質(zhì)饌而食，賃榻而寢，及質(zhì)明始策蹇而赴宣陽，也就是為了這個夜禁?？傊?，我們應(yīng)該注意，娃姥施行她的奸計，其最大關(guān)鍵全在于利用這個犯夜律，使滎陽公子兩面撲空，而金蟬脫殼之計始遂。

白行簡在寫這一段文章的時候，是確實有他的理由，而且也完全出于實情，決不是“漫筆書之”的，只是時移代轉(zhuǎn)，當(dāng)時人盡皆知的事，便不再為后人所理解了。后世的人不明白當(dāng)時坊里的組織，不明白當(dāng)時夜禁的法令，便至于不了解這一段文章的用心之處，反而懷疑到作者的錯誤了。

三

這里，我想對于作者白行簡的生卒來作一番考察。但是，要想確定他的生卒，卻并不是一件容易著手的事。

關(guān)于他的卒年，除了一個不可靠的異說以外，白居易的《祭弟文》、《舊唐書》、《新唐書》、《唐詩紀(jì)事》等，都一致說他是卒于唐敬宗寶歷二年丙午（八二六）冬。這是確實可靠的。

可是他活了多大歲數(shù)呢？他是在哪一年生的呢？關(guān)于這一點，在我的狹窄的閱讀范圍中，至今還沒有見到明確的記載。白居易在《祭弟文》中沒有提到，而他的常常說到自己的年歲的詩里，又極少說到他弟弟的年齡。

然而，在白居易的詩章中，卻有一首詩可以作為我們探測白行簡的年齡的線索，那就是《白香山詩集后集》卷七中的《聞行簡恩賜服章，喜成長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發(fā)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榮傳錦帳花聯(lián)萼，彩動綾袍雁趁行。大抵著排宜老大，莫嫌秋鬢數(shù)莖霜。

而在“官銜俱是客曹郎”一句下面，還有他的自注，說：

予與行簡俱年五十始著緋，皆是主客郎中

白居易對于官銜和服章都看得很重，“著綠”、“賜緋”，在他的詩中都被視為一件大事般地記下來。弟弟升官賜服章，自然也是可慶的大事，所以亦見于他的詩章?？苛诉@首詩，我們知道，白行簡到了五十之年方才升任那“從五品上，著緋”的主客郎中。這也是確實可靠的。

可是，他是在哪一年升任的這個官職的，他在哪一年是五十歲呢？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一下《舊唐書》卷一六六，《列傳》卷一一六，《白居易傳》附的《白行簡傳》：

十五年，居易入朝，為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

《新唐書》卷一一九，《列傳》卷四四，《白居易傳》附的《白行簡傳》也說：

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按進郎中。

根據(jù)新舊兩個《唐書》的《白居易傳》，我們知道了：白居易是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戊戌（八一八）“量移忠州刺史”的；元和十四年己亥（八一九）三月，白居易和元稹在入蜀的途中相會，“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同行”；當(dāng)年的冬天，白居易又被“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所以《舊唐書》所記的“十五年”應(yīng)該是元和十五年庚子（八二〇），白行簡是隨著哥哥一同入都的，而且，也和哥哥同時升了官，做了左拾遺。這個，白居易還寫了一首《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的詩作紀(jì)念。至于白行簡的遷司門員外郎是哪一年的事，現(xiàn)在我們還無法知道，可是關(guān)于他在任主客員外郎的時間，我們卻在《唐會要》卷五十九的《度支員外郎》條看到如下的記載：

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員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簡，前以當(dāng)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韋詞，近差使京西勾當(dāng)和糴，遂請白行簡判案。今韋詞卻回，其白行簡合歸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員，伏請更置郎官一員判案，留白行簡充。敕旨：依奏。

從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知道，一直到唐穆宗長慶三年癸卯（八二三）十二月止，白行簡尚任“從六品上”的主客員外郎，那么，他的遷升主客郎中，必然是在長慶四年甲辰（八二四）唐敬宗寶歷元年乙巳（八二五）和寶歷二年丙午（八二六）這三年之中了?？墒?，白行簡到底是在這三年之中的哪一年做了主客郎中呢？

我們應(yīng)該重新提出白居易的那首《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贈之》的詩來研究一下：

白居易在那首詩的題目上既然是說“聞”又說是“寄”，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白氏兄弟二人并沒有住在一起。長慶四年甲辰（八二四）初，白居易在杭州，同年五月離開杭州，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于洛中；次年，寶歷元年乙巳（八二五）授蘇州刺史，五月至任；又在寶歷二年丙午（八二六）秋冬之交去任之洛。在白居易轉(zhuǎn)徙無定的這三年間，白行簡卻一直居京未動。同時《白香山詩集》所收的詩章是按著寫作時日的先后次序排列的，而后集卷七所收的詩章則都是白居易在蘇州的時候?qū)懙?。《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贈之》一詩的寫成，正是白居易到任蘇州刺史第一年的秋天，也就是寶歷元年乙巳（八二五）的秋天；那么，五十歲的白行簡擢遷主客郎中一定是在同年的夏秋之交。從這年向上推到唐代宗大歷十一年丙辰（七七六），白行簡生，比白居易小四歲。我們已經(jīng)知道他死在唐敬宗寶歷二年丙午（八二六），因之也可以計算出來他得年只有五十一歲。他的生卒應(yīng)當(dāng)是：七七六～八二六。這樣，拿來和白居易的活了七十五歲比較，我們對于這位“文筆有兄風(fēng)，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的《李娃傳》作者的萎謝得那么快、那么早，真是感到無限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