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滌玄記語

先生杖履余閑，玄隨侍，請其略述平生。師隨便談說，而即記之如次。

余先世士族，中衰。先父其相公學宗程朱，一生困厄，年亦不永。余年十歲，先父已患肺病，衣食不給。余為人牧牛，先父常嘆曰：此兒眼神特異，吾不能教之識字。奈何？乃強起授館，帶之就學。初授《三字經》，吾一日讀背訖。授“四書”，吾求多授，先父每不肯，曰：多含蓄為佳也。求侍講席，許之。時先父門下頗有茂才，余自負所領會出其上。父有問，即肅對，父喜而復有戚色。是年秋，吾即學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有法度，不易馳逞，先父頗異之。逾年，先父病深，竟不起。臨終撫不肖之首而泣曰：汝終當廢學，命也夫！然汝體弱多病，農事非所堪，其學縫衣之業(yè)以自活可也。余立誓曰：兒無論如何，當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廢學。父默然而逝。余小子終不敢怠于學，蓋終身不忍忘此誓也。先長兄仲甫先生讀書至十五歲，以貧，改業(yè)農。農作則帶書田畔，抽暇便讀，余亦效之。曾從游何先生半年，見《示要》二講。此外絕無師。年方弱冠，鄰縣有某孝廉上公車，每購新書回里，如《格致啟蒙》之類，余借讀，深感興趣。旋閱當時維新派論文與章奏，知世變日劇，遂以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一語書置座右。余少喜簡脫，不習禮儀，慕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之風，夏居野寺，輒裸體，時出戶外，遇人無所避。又喜打菩薩。人或言之長兄，長兄亦不戒也。有余先生者，先父門下士，呼余痛責曰：爾此等行為，先師有知，其以為然否？余悚然懼，自是不敢復爾。時國事日非，余稍讀船山、亭林諸老先生書，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舉，而投武昌凱字營當一小兵，謀運動軍隊。旋考入陸軍特別學堂，漸為統(tǒng)帥張彪所偵悉，將捕余，聞訊得遁走。張彪猶懸賞以購，余逃回鄉(xiāng)里。時兄弟六人，食指眾，饔飧每不繼。冬寒，衣不足蔽體，雖皆安之，而意興俱索。聞南潯鐵路開工，德安多荒田，兄弟同赴德安墾荒。然流民麇集，艱險又多出意外，日益憂懼。及民六七，桂軍北伐，余曾參預民軍。旋與友人天門白逾桓先生同赴粵，居半年，所感萬端，深覺吾黨人絕無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撥亂反正？吾亦內省三十余年來皆在悠悠忽忽中過活，實未發(fā)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潛伏，多不堪問。賴天之誘，忽爾發(fā)覺，無限慚惶。又自察非事功之材，不足領人，又何可妄隨人轉？于是始決志學術一途，時年已三十五矣。此為余一生之大轉變，直是再生時期。他日當為文，一述當時心事。未幾，兄弟喪亡略盡，余愴然有人世之悲，始赴南京問佛法于歐陽竟無先生。留寧一年余，深究內典，而與佛家思想終有所不能茍同者。讀吾《新論》當自知之。佛教中人每不滿于吾，是當付諸天下后世有識者之明辨。流俗僧徒與居士于佛法本無所知，吾總覺佛教思想之在吾國，流弊殊不淺，學者閱《讀經示要》第二講，當自思之。吾并非反對佛法，唯當取其長，汰其短耳。

余自卅五以后，日日在強探力索之中。四十左右，此工夫最緊，而神經衰弱之病亦由此致。五十后，病雖漸愈，然遇天氣熱悶，作文用思過緊，則腦中如針刺然，吾之性情即亂，或易罵人，不知者或覺吾舉動奇怪。其實，神經衰即自失控制力，偶遇不順意之感觸，即言動皆亂也。余平生不肯作講演，若說話多則損氣甚，而神經亦傷，言語將亂發(fā)，不知者聞之，又若莫明其妙也。余每日作文用思，必在天氣好及無人交接時行之，蓋神經舒適，頭腦清寧，而吾之神思悠然，義理來集，若不召而至矣。余四十后，大病幾死。余誓愿盡力于先圣哲之學，日以此自警，而精神得不墜退。余非無嗜欲者，余唯以強制之力克服之，到難伏時，則自提醒平生誓愿所在，而又向所學去找問題，于是而欲念漸伏。余自問非能自強者，唯在末俗中，差可自慰耳。余感今之人皆漠視先圣賢之學，將反身克己工夫完全拋卻，徒恃意氣與淺薄知見作主張，此風不變，天下無勘定之理。余視講學之急，在今日更無急于此者。今人只知向外，看得一切不是，卻不肯反求自家不是處，此世亂所以無已也。先圣賢之學，廣大悉備，而一點血脈，只是“反求諸己”四字。圣學被人蔑棄已久，此點血脈早已斷絕。余年逾六十，值茲衰亂，唯念反己工夫切要。汝曹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