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魯迅先生軼事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魯迅先生去世，是現(xiàn)代文學界大損失，不但我國人這樣說，就是日本與蘇聯(lián)的文學家也這樣說，可說是異口同聲了。魯迅先生的事跡，除自傳外，各報發(fā)表的也不少，無取乎復(fù)述。我現(xiàn)在記他的幾件軼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覺得學德語的困難，與留學東京之堂弟國親通信時，談到這一點。國親后來書，說與周豫才、豈明昆弟談及，都說“最要緊的是有一部好字典”。這是我領(lǐng)教于先生的第一次。后來，國親又寄給我《或外小說集》一部，這是先生與豈明合譯的，大都是北歐的短篇小說，譯筆古奧，比林琴南君所譯的，還要古奧，只要看書名“域外”寫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時候于小學的熱心了。

先生進教育部以后，我們始常常見面。在南京時，先生于辦公之暇，常與許君季茀影抄一種從圖書館借來的善本書。后來先生所發(fā)表的有校訂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書，想就是那時期工作之一斑了。

先生于文學外，尤注意美術(shù)，但不喜音樂。我記得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教育部廢去洪憲的國歌，而恢復(fù)《卿云歌》時，曾將兩份歌譜，付北平中學練習后，在教育部禮堂唱奏，除本部職員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細聽，選擇一份。先生與我均在座，先生對我說：“余完全不懂音樂。”我不知道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實，以為非學過音樂不可；還是對教育部這種辦法，不以為然，而表示反抗？我后來沒有機會問他。

我知道他對于圖畫很有興會，他在北平時已經(jīng)搜羅漢碑圖案的拓本。從前記錄漢碑的書注重文字，對于碑上雕刻的花紋毫不注意。先生特別搜輯，已獲得數(shù)百種。我們見面時，總商量到付印的問題，因印費太昂，終無成議。這種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檢出來，設(shè)法印行，于中國藝術(shù)史上很有關(guān)系。先生晚年提倡版畫，印有凱綏珂勒惠支及E蒙克版畫選集等，又與鄭君振鐸合選北平南紙鋪雅馴的信箋印行數(shù)函，這都與搜輯漢碑圖案的動機相等的。

先生在教育部時，同事中有高陽齊君壽山，對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職后，齊君就聲明辭職，與先生同退。齊君為人豪爽，與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習法政，并不喜歡文學，但崇拜先生如此，這是先生人格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