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那一年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未五月間經西伯里亞往德國。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蓀先烈刺恩銘于安慶，及秋競雄先烈等在紹興遇害之事。上海報戴（）問官說：“汝受孫文指使么？”（）徐先烈說：“我運動革命，已二十年，還要受別人指使么？”駐德孫慕韓公使讀到此，有點寒心，乃強作解嘲語說：“革命黨真是大言不慚。”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間，差不多年年都有驚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間，孫先生有欽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鎮(zhèn)南關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慶起義。庚戌，有汪精衛(wèi)先生刺載灃之事。至于辛亥三月間，溫生才先生刺殺孚琦，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義，而告一大結束。我也于是年回國了。

辛亥八月中旬（），德國大學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學已開課。我因幾位德國朋友的介紹，往維鏗斯多中學參觀。這中學是私立的，是較為革新的，在課程上，重頓悟不重記誦；在訓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會食前，誦一條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禱；注重音樂，除平時練習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學生得舉行茶會，邀教員及男、女同學談話。我寄住在此校教員宿舍中，歷一星期，覺得他們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見德國報紙上，載有武漢起義的消息。有一德國朋友問我：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為革命黨預備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以武漢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轉機，我輩均當盡力助成（）。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總往同學會，與諸同學購報傳觀，或集資發(fā)電，大家都很熱烈的希望各省響應就是了。同學中，有一位劉慶恩君，稍稍做了一點可資談助的事：同學會中，本有兩面小龍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劉君把這龍旗扯破了，他去備了兩面五色旗來替它。又有一日，來了一位使館的秘書，帶笑帶說道：“袁宮保出來了，革命軍勢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樣子。劉君罵道：“放屁！”就打他一個耳光，別人趕緊勸開，那秘書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光景，接陳英士先生電報，催我回國，我就從西伯里亞回來。到上海，正是黃克強先生由漢口來上海的時候，孫先生還沒有到。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將于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蟄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適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討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但湯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于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xù)，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大元帥舉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并舉黎先生任之。”全體贊成。

那時候，又有一段新聞，關于辜湯生先生的事。自武昌起義以后，望平街各報館每日發(fā)好幾次傳單，并在館門口用大字謄寫，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狀。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通阻滯，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來校時，包圍而詰責之。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復到校。此為我回國以后所聞，未知確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