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宋奇

大半年功夫，時時刻刻想寫封信給你談談翻譯。無奈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這種神經質的脾氣不但對身體不好，對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來信，正好在我工作結束的當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復。一本La Cousine Bette花了七個半月，算是改好謄好，但是還要等法國來信解答一些問題，文字也得做一次最后的潤色。大概三十萬字，前后總要八個半月。成績只能說“清順”二字，文體、風格，自己仍是不愜意。大家對我的夸獎，不是因為我的成績好，而是因為一般的成績太壞。這不是謙虛的客套，對你還用這一套嗎？談到翻譯，我覺得最難應付的倒是原文中最簡單最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 est charmante=She is charming，讀一二個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譯成中文，要傳達原文的語氣，使中文里也有同樣的情調、氣氛，在我簡直辦不到。而往往這一類的句子，對原文上下文極有關系，傳達不出這一點，上下文的神氣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龍井，清新雋永，譯出來變了一杯淡而無味的清水。甚至要顯出She is charming那種簡單活潑的情調都不行。長句并非不困難，但難的不在于傳神，而在于重心的安排。長句中往往只有極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間夾入三四個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譯文中統(tǒng)統(tǒng)拆了開來，往往賓主不分，輕重全失。為了保持原文的重心，有時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頭上，到末了再譯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一個弊病，即重復字往往太多。譯單字的問題，其困難正如譯短句。而且越簡單越平常的字越譯不好，例如virtue，spiritual，moral，sentiment，noble，saint，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詞，在中文中無法成立，例如la vraie grandeur d'ame=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譯成“心靈真正的偉大”，光是這一個短句似乎還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間就不成，而非變成“真正偉大的心靈”不可。附帶的一個困難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中有“這個”兩字，隔一二字馬上有“個別”二字，兩個“個”的音不說念起來難聽，就是眼睛看了也討厭。因為中文是單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單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國文凡是the，that都是短促的音，法文中的ce，cet更其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與noun在音量上相差很多，因此賓主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這又是一個輕重不易安排的癥結。

以上都是談些瑣碎的實際問題，現(xiàn)在再提一個原則性的基本問題：

白話文跟外國語文，在豐富、變化上面差得太遠。文言在這一點上比白話就占便宜。周作人說過：“倘用駢散交錯的文言譯出，成績可以較有把握：譯文既順眼，原文意義亦不距離過遠”，這是極有見地的說法。文言有它的規(guī)律，有它的體制，任何人不能胡來，詞匯也豐富。白話文卻是剛剛從民間搬來的，一無規(guī)則，二無體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結果就要亂攪。同時我們不能拿任何一種方言作為白話文的骨干。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即是一種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雜種語言。凡是南北語言中的特點統(tǒng)統(tǒng)要拿掉，所剩的僅僅是一些輪廓，只能達意，不能傳情。故生動、靈秀、雋永等等，一概談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與靈魂，用在譯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國人變了中國人豈不笑話！不用吧，那么（至少是對話）譯文變得生氣全無，一味地“新文藝腔”。創(chuàng)作文字犯這個毛病，有時也是因為作者不顧到讀者，過于純粹的方言要妨礙讀者了解，于是文章就變成“普通話”，而這普通話其實是一種人工的，artificial至極的話。換言之，普通話者，乃是以北方話做底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分全部去掉的話。你想這種語言有什么文藝價值？不幸我們寫的正是這一種語言。我覺得譯文風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們的語言是“假”語言。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遠。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卻是綜合的、詩的。這兩個不同的美學原則使雙方的詞匯不容易湊合。本來任何譯文總是在“過與不及”兩個極端中蕩來蕩去，而在中文為尤甚。

《泰德勒》一書，我只能讀其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對照的部分。其余只有鍾書、吳興華二人能讀。但他的理論大致還是不錯的。有許多，在我沒有讀他的書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堅信的?？梢娭灰嬲逻^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說，凡是idiom，倘不能在譯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么只能用平易簡單的句子，把原文的意義說出來，因為照原文字面搬過來（這是中國譯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辦法），使譯法變成intolerable是絕對不可以的。這就是我多年的主張。

但是我們在翻譯的時候，通?？偸悄懽犹?，遷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時候太多。要避免這些，第一要精讀熟讀原文，把原文的意義、神韻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膽子。煦良有句話說得極中肯，他說：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學符號，某個英文字，譯成中文某字，等于水是H2O，我們在譯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并不是說原文的句法絕對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無論如何，要教人覺得盡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為中文。這一點當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譯者的taste極高，才有這種判斷力。老舍在國內是惟一能用西洋長句而仍不失為中文的惟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張不光是為傳達原作的神韻，而是為創(chuàng)造中國語言，加多句法變化等等，必要在這一方面去試驗。我一向認為這個動作尤其是翻譯的人的工作。創(chuàng)作的人不能老打這種句法的主意，以致阻遏文思，變成“見其小而遺其大”；一味地只想著文法、句法、風格，絕沒有好的創(chuàng)作可能。

由此連帶想到一點，即原文的風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像Gide之流，甚至再早一點像Anatole France之流，你不在原文的風格上體會，譯文一定是像淡水一樣。而風格的傳達，除了句法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傳達。

關于翻譯，談是談不完的。今天我只是拉七拉八地信口胡扯一陣。你要譯的書，待我到圖書館去找到了，讀了再說。但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British Literature Between Two Wars中也找不到這作家的名字。我的意思只要你認為好就不必問讀者，巴金他們這一個叢書，根本即是以“不問讀者”為原則的。要顧到這點，恐怕Jane Austen的小說也不會有多少讀者。我個人是認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嵭?，對國內讀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處。以我們對art的眼光來說，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西禾我這兩天約他談，還想當面與巴金一談。因西禾此人不能負什么責任。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這一晌我忙得不可開交。La Cousine Bette初版與Eugénie Grandet重版均在看校樣，三天兩頭都有送來。而且每次校，還看出文字的毛病，大改特改（大概這一次的排字工友是很頭疼的）。同時《高老頭》重譯之后早已謄好，而在重讀一遍時又要大改特改：幾件工作并在一起，連看旁的書的時間都沒有，晚上常常要弄到十二點。此種辛苦與緊張，可說生平僅有。結果仍是未能滿意，真叫作“徒喚奈何”！我個人最無辦法的，第一是對話——生長南方，根本不會說國語，更變不上北京話?，F(xiàn)在大家用的文字上的口語都是南腔北調，到了翻譯，更變得非驢非馬，或是呆板得要死。原作的精神一點都傳達不出。第二是動作的描寫，因為我不善于這一套，總沒法安排得語句流暢。長句的分拆固然不容易，但與原作的風格關系較小，能做到理路清楚，上下文章貫穿就能交代。我覺得你對我的的第一、二點困難差不多不成問題，至于第三點，只能盡量丟開原作句法。我舉個例告訴你，使你可以大大地放膽。亞侖·坡的小說，句子不算不長。波特萊譯本，的確精彩，可是長句句法全照法文，純粹的法文（當然，波特萊的法文是極講究的），決不遷就英文，他就是想盡方法，把原作意義曲曲折折地傳達出來，絕對不在字面上或句子結構上費心。當然這種功夫其實比顧到原文句法更費心血，因為對原作意義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你初動筆時恐怕困難極多，希望你勿灰心，慢慢地干下去，將來你的成績一定超過我，因為你本來的文格句法就比我的靈活。麻煩的是十八世紀人士的談話，與現(xiàn)代的中國話往往格調不合，顧了這個顧不了那個，要把原作神味與中文的流利漂亮結合，決不是一蹴即成的事。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來信批評《貝姨》各點，我自己亦感覺到，但你提出的“騷動”，西禾說是北方話，可見是南北方都有的名詞。譯文純用北方話，在成長南方的譯者絕對辦不到。而且以北方讀者為惟一對象也失之太偏。兩湖、云、貴、四川及西北所用語言，并非完全北方話，倘用太土的北京話也看不懂。即如老舍過去寫作，也未用極土的辭藻。我認為要求內容生動，非雜糅各地方言（當然不能太土）不可，問題在于如何調和，使風格不致破碎，斯為大難耳。原文用字極廣，俗語成語多至不可勝計，但光譯其意思，則勢必毫無生命；而要用到俗語土話以求肖似書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則我們南人總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話。你說我請教過許多人倒也未必。上年買了一部國語辭典（有五千余面，八冊，系抗戰(zhàn)時北平編?。?，得益不少。又聰兒回來后，在對話上幫我糾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與北京同學相處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上⊥?，回來后無機會應用，已忘掉不少。又原文是十九世紀的風格，巴氏又不甚修飾文字，濫調俗套在所不免，譯文已比原作減少許多。遇到此種情形，有時就用舊小說套語。固然文字隨各人氣質而異，但譯古典作品，譯者個人成分往往并不會十分多，事實上不允許你多。將來你動手后亦可知道。煦良要我勸你在動手Emma之前，先弄幾個短篇做試筆，不知你以為如何？我想若要這樣做，不妨挑幾篇近代的，十九世紀的、十八世紀的各一篇做試驗。

再提一提風格問題。

我回頭看看過去的譯文，自問最能傳神的是羅曼·羅蘭，第一是同時代，第二是個人氣質相近。至于《文明》，當時下過苦功（現(xiàn)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問對原作各篇不同的氣息還能傳達。即如巴爾扎克，《高老頭》《貝姨》與《歐也妮》三書也各各不同。鄙見以為凡作家如巴爾扎克，如左拉，如狄更斯，譯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順，因原文冗長迂緩，常令人如入迷宮。我的譯文的確比原作容易讀，這一點可說做到了與外國譯本一樣：即原本比譯本難讀（吾國譯文適為相反）。如福祿貝爾，如梅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別注意風格。我的經驗，譯巴爾扎克雖不注意原作風格，結果仍與巴爾扎克面目相去不遠。只要筆鋒常帶情感，文章有氣勢，就可說盡了一大半巴氏的文體能事。我的最失敗處（也許是中國譯者最難成功的一點，因兩種文字語匯相差太遠），仍在對話上面。

你譯十八世紀作品，楊絳的《小癩子》頗可作為參考（楊絳自稱還嫌譯得太死）。她對某些南方話及舊小說辭匯亦不避免，但問如何安排耳。此乃譯者的taste問題。

像你這樣對原作下過苦功之后，我勸你第一要放大膽子，盡量放大膽子；只問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風格之保持，絕非句法結構之抄襲（當然原文多用長句的，譯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紀的文章）。有些形容詞決不能信賴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義之后另找。處處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寫作，則某種意義當用何種字匯。以此為原作，我敢保險譯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

（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最近楊必譯的一本Maria Edgeworth：Rackrent（譯名《剝削世家》——是鍾書定的）由我交給平明，性質與《小癩子》相仿，為自敘體小說。分量也只有四萬余字。我已和巴金談妥，此書出版時將《小癩子》重印。屆時必當寄奉。平明初辦時，巴金約西禾合編一個叢書，叫作“文學譯林”，條件很嚴。至今只收了楊絳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爾扎克與《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擠進去（他還是平明股東之一），也被婉拒了。前年我鼓勵你譯書，即為此叢書。楊必譯的《剝削世家》初稿被鍾書夫婦評為不忠實，太自由，故從頭再譯了一遍，又經他們夫婦校閱，最后我又把譯文略為潤色?，F(xiàn)在成績不下于《小癩子》。楊必現(xiàn)在由我鼓勵，正動手薩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時看看譯稿，提提意見。楊必文筆很活，但翻譯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點才行。普通總犯兩個毛?。翰皇橇骼е谔杂桑床恢覍崳?，即是忠實而文章沒有氣。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氣息不貫，則每節(jié)即無氣息可言，通篇就變了一杯清水。譯文本身既無風格，當然談不到傳達原作的風格。真正要和原作銖兩悉稱，可以說無法兌現(xiàn)的理想。我只能做到盡量的近似。“過”與“不及”是隨時隨地都可能有的毛病。這也不光是個人的能力、才學、氣質、性情的問題，也是中外思想方式基本的不同問題。譬如《紅樓夢》第一回極有神話氣息及mysticism，在精神上與羅曼·羅蘭某些文字相同，但表現(xiàn)方法完全不同。你盡可以領會，卻沒法使人懂得羅曼·羅蘭的mysticism像懂《紅樓夢》第一回的那種mysticism一樣清楚。因為用的典故與image很有出入，寄興的目標雖同，而寄興的手段不同。最難討好的便是此等地方。時下譯作求能文通字順已百不得一，欲求有風格（不管與原文的風格合不合）可說是千萬不得一；至于與原文風格肖似到合乎藝術條件的根本沒有。一般的譯文，除開生硬、不通的大毛病以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即最大的缺點）是句句斷、節(jié)節(jié)斷。連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欣賞原作？你說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倘如一杯清水，則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沒有詩意的東西，在任何文字內都不能稱為詩。非詩人決不能譯詩，非與原詩人氣質相近者，根本不能譯那個詩人的作品。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

我最后一本《克利斯朵夫》前天重譯完，還得從頭（即第四冊）再改一遍（預計二月底三月初完工）。此書一共花了一年多功夫。我自己還保存著初譯本（全新的）三部，特別精裝的一部，我預備除留一部做樣本外，其余的一并燒毀。你樓上也存有一部，我也想銷毀，但既然送了你，事先還須征求你同意。原譯之錯，使我不敢再在幾個好朋友眼里留這個污點。請來信“批準”為幸！這一年來從頭至尾只零零星星有點兒休息，工作之忙之緊張，可說平生未有。加以聰兒學琴也要我花很多心，排節(jié)目，找參考資料，對interpretation提意見（他一九五三年一共出場十四次）。除重譯《克利斯朵夫》外，同時做校對工作，而校對時又須改文章，挑舊字（不光是壞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頭疼至極?。?，初二、三、四校，連梅馥也跟著做書記生，常常整個星期日都沒歇。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氣了。但第三、四冊的校對工作仍須繼續(xù)。至此為止，每部稿子，從發(fā)排到裝訂，沒有一件事不是我親自經手的。印封面時（封面的設計當然歸我負責）還得跑印刷所看顏色，一忽兒嫌太深，一忽兒嫌太淺，同工友們商量。

以后想先譯兩本梅里美的（《嘉爾曼》與《高龍巴》）換換口味，再回到巴爾扎克。而下一冊巴爾扎克究竟譯哪一本迄未決定，心里很急。因為我藏的原文巴爾扎克只是零零星星的，法國買不到全集（尤其是最好的全集本），所以去年春天我曾想托你到日本的舊書鋪去找。再加寄巴黎的書款如此不易，更令人頭疼。

最近我改變方針，覺得為了翻譯，仍需熟讀舊小說，尤其是《紅樓夢》。以文筆的靈活，敘事的細膩，心理的分析，鏡頭的變化而論，我認為在中國長篇中堪稱第一。我們翻譯時句法太呆，非多多學習前人不可（過去三年我多學老舍）?！?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

楊絳譯的《吉爾·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載《譯文》），你能與原作對了幾頁，覺得語氣輕重與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處。足見水平以上的好譯文，在對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終存在“見仁見智”的問題。譯者的個性、風格，作用太大了。聞楊譯經鍾書參加意見極多，唯鍾書“語語求其破俗”，亦未免矯枉過正。

《夏倍上?！烽喓笳埵咀鹨?。我自己譯此書花的時間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別難，而是自己筆下特別枯索呆滯。我的文字素來缺少生動活潑，故越看越無味；不知你們讀的人有何感覺。我很怕譯的巴爾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語句。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講到一般的翻譯問題，我愈來愈感覺到譯者的文學天賦比什么都重要。這天賦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內。而這些大半是“非學而能”的。所謂“了解”，其實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發(fā)掘與培養(yǎng)。翻譯極像音樂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沒有Schumann的氣息，無論如何彈不好Schumann。朋友中很多談起來頭頭是道，下筆卻無一是處，細揀他們的毛病，無非是了解歪曲，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

時下的譯者十分之九點九是十棄行，學書不成，學劍不成，無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譯的路。本身沒有文藝的素質、素養(yǎng)；對內容只懂些毛皮，對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的全摸不到。這不但國內為然，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單以克利斯朵夫與巴爾扎克，與服爾德（Candide）幾種英譯本而論，差的地方簡直令人出驚，態(tài)度之馬虎亦是出人意料。

我在五月中寫了一篇對“文學翻譯工作”的意見書，長一萬五千余言，給樓適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的籌備會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問題都分析得很詳盡，另外也談了許多問題。據(jù)報告，周揚見了這意見書，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訂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來，說“還要仔細校過”。

平時談翻譯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幾十頁他譯的Moby Dick來，不料與原文一對之下，錯得叫人奇怪。單看譯文也怪得厲害。例如“methodically knocked off hat”譯作“慢條斯理的……”“sleepy smoke”譯作“睡意的炊煙”。還有許多絕對不能做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談理論與實際動手完全是兩回事，否則批評家也可成為大創(chuàng)作家了。

此外，Moby Dick是本講捕鯨的小說，一個沒海洋生活經驗的人如何敢著手這種書？可是國內的譯本全是這種作風，不管題材熟悉不熟悉，拉起來就搞，怎么會搞得好？從前魯迅譯日本人某氏的《美術史潮》，魯迅本人從沒見過一件西洋美術原作而譯（原作亦極偏，姑不論），比紙上談兵更要不得。魯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來還有人間接托我的熟朋友來問我翻譯的事，有的還拿些樣品來要我看。單看譯文，有時還通順；一對原文，毛病就多了。原來一般人的粗心大意，遠出我們想象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譯書！或者是想藉此弄幾個錢，或者想“脫離原崗位”，改行靠此吃飯！

趙少侯前年評我譯的《高老頭》，照他的批評文字看，似乎法文還不壞，中文也很通；不過字里行間，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譯了一本四萬余字的現(xiàn)代小說，叫作《海的沉默》，不但從頭至尾錯得可以，而且許許多多篇幅，他根本沒懂。甚至有“一個門”“喝我早晨一杯奶”這一類的怪句子。人真是“經不起考驗”，拆穿西洋鏡，都是幼稚園里拖鼻涕的小娃娃。至于另有一等，專以冷門唬人而骨子里一無所有的，目前也漸漸地顯了原形（顯了原形也不相干，譯的書照樣印出來?。铒@著的是羅念孫。關于他的卑鄙勾當，簡直寫下來也叫人害臊。卞之琳還吃了他的虧呢。

還有一件事，我久已想和你說。就是像你現(xiàn)在這樣的過dilettenti的生活，我覺得太自暴自棄。你老是膽小，不敢動手，這是不對的。你是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即便目前經驗不足，至少練習一個時期之后會有成績的。身體不好也不成為理由。一天只弄五百字，一月也有一萬多字。二年之中也可弄出一部二十余萬字的書來。你這樣糟蹋自己，走上你老太爺?shù)呐f路，我認為大不應該。不知你除了膽小以外，還有別的理由沒有？

我素來認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須有“不計成敗，不問效果”的精神；而這個條件你是有的。你也不等著賣稿子來過活，也不等著出書來成名，埋頭苦干它幾年，必有成績可見！朋友，你能考慮我的話嗎？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

致傅聰

這幾日開始看服爾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強，全靠文章內若有若無的諷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懼，覺得沒能力表達出來。那種風格最好要必姨、錢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實”，不夠俏皮，不夠輕靈。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最近西禾譯了一篇羅曼·羅蘭寫的童年回憶，拿來要我校閱，從頭至尾花了大半日功夫，把五千字的譯文用紅筆畫出問題，又花了三小時和他當面說明。他原來文字修養(yǎng)很好，但譯的經驗太少，根本體會不到原作的風格、節(jié)奏。原文中的短句子，和一個一個的形容詞，都譯成長句，拼在一起，那就走了樣，失了原文的神韻。而且用字不恰當?shù)牡胤?，幾乎每行都有。毛病就是他功夫用得不夠；沒吃足苦頭決不能有好成績！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午）

說到“不完整”，我對自己的翻譯也有這樣的自我批評。無論譯哪一本書，總覺得不能從頭至尾都好；可見任何藝術最難的是“完整”！你提到perfection（完美），其實perfection根本不存在的，整個人生、世界、宇宙，都談不上perfection。要就是存在于哲學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理想之中。我們一輩子的追求，有史以來多少世代的人的追求，無非是perfection，但永遠是追求不到的，因為人的理想、幻想，永無止境，所以perfection像水中月、鏡中花，始終可望而不可即。但能在某一個階段求得總體的“完整”或是比較的“完整”，已經很不差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 上午）

"After reading that, I found my conviction that Handel's music, specially his oratorio is the nearest to the Greek spirit in music更加強了。His optimism, his radiant poetry, which is as simple as one can imagine but never vulgar, this directness and frankness, his pride, his majesty and his almost physical ecstasy. I think that is why when an English chorus sings 'Hallelujah' they suddenly become so wild, taking off completely their usual English inhibition, because at that moment they experience something really thrilling, something like ecstasy…"

“讀了丹納的文章，我更相信過去的看法不錯：韓德爾的音樂，尤其神劇，是音樂中最接近希臘精神的東西。他有那種樂天的傾向、豪華的詩意，同時亦極盡樸素，而且從來不流于庸俗，他表現(xiàn)率直、坦白，又高傲又堂皇，差不多在生理上到達一種狂喜與忘我的境界。也許就因為此，英國合唱隊唱‘Hallelujah（哈利路亞）’的時候，會突然變得豪放，把平時那種英國人的抑制完全擺脫干凈，因為他們那時有一種真正激動心弦，類似出神的感覺。”

為了幫助你的中文，我把你信中一段英文代你用中文寫出。你看看是否與你原意有距離。ecstasy（狂喜與忘我境界）一字含義不一，我不能老是用“出神”二字來翻譯。像這樣不打草稿隨手翻譯，在我還是破題第一遭。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

“感慨”在英文中如何說，必姨來信說明如下：

“有時就是（deeply）affected，（deeply）moved[（深受）影響、（深受）感動]；有時是（He is）affected with painful recollections [（他）因痛苦的往事而有所感觸]；the music（音樂）（或詩或文）calls forth painful memories（引人追思、緬懷痛苦的往事）或stirs up painful（or mournful， melancholy）memories[激起對痛苦（憂傷、傷感）往事的追思]。如嫌painful（痛苦）太重，就說那音樂starts a train of melancholy （sorrowful， mournful，sad）thoughts [引起連串憂思（優(yōu)傷、哀傷、悲哀）的追思]。對人生的慨嘆有時不用memory，recollection（回憶、追思），就用reflection（沉思、反思），形容詞還是那幾個，e.g. His letter is full of sad reflections on life（他的來信充滿對人生的慨嘆）。”

據(jù)我的看法，“感慨”“慨嘆”純是描寫中國人特殊的一種心理狀態(tài)，與西洋人的recollection（追思）固大大不同，即與refleciion（沉思、反思）亦有出入，故難在外文中找到恰當?shù)膃quivalent （對等字眼）。英文的recollcction太肯定，太“有所指”；reflection又嫌太籠統(tǒng)，此字本義是反應、反映。我們的感慨只是一種悵惘、蒼茫的情緒，說sad（悲傷）也不一定sad，或者未免過分一些；毋寧是帶一種哲學意味的mood（情緒），就是說感慨本質上是一種情緒，但有思想的成分。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 中午）

我的工作愈來愈吃力。初譯稿每天譯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謄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幾等重譯。而改來改去還是不滿意（線條太硬，棱角凸出，色彩太單調等等）。改稿謄清后（即第三稿）還得改一次。等到書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這些情形大致和你對待灌唱片差不多。可是我已到了日暮途窮的階段，能力只有衰退，不可能再進步；不比你盡管對自己不滿，始終在提高。想到這點，我真艷羨你不置。近來我情緒不高，大概與我對工作不滿有關。前五年譯的書正在陸續(xù)出版。不久即寄《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還有《賽查·皮羅多盛衰記》，約四五月出版。此書于一九五八年春天完成，偏偏最后出世?！?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

近來除日課外，每天抓緊時間看一些書。國外研究巴爾扎克的有分量的書，二次戰(zhàn)前戰(zhàn)后出了不少，只嫌沒時間，來不及補課。好些研究雖不以馬列主義自命，實際做的就是馬列主義工作：比如搜羅十九世紀前五十年的報刊著作、回憶錄，去跟《人間喜劇》中寫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對證，看看巴爾扎克的現(xiàn)實主義究竟有多少真實性。好些書店重印巴爾扎克的作品，或全集，或零本，都請專家作詳盡的考據(jù)注釋。老實說，從最近一年起，我才開始從翻譯巴爾扎克，進一步做了些研究，不過僅僅開了頭，五年十年以后是否做得出一些成績來也不敢說。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

致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

至尊處所提譯名統(tǒng)一問題，除“流行廣泛，歷有年數(shù)”之譯名一律遵命改正以外，其余在發(fā)音觀點上難以符合者仍保持原譯。茲另附《關于譯名統(tǒng)一之意見》三紙，一則說明管見，二則藉供參考。此事有關學術與原則性，幸恕堅持。

原作者Taine必須譯作“丹納”一點，尤乞特予注意。據(jù)本人所知，通曉漢文之法國學者今年收集中譯之法國名著不遺余力。總不能使彼等以為中國人連Taine一字之讀音尚犯錯誤而即貿貿然譯Taine之著作。

編輯部所改動之譯文若干處，似欠斟酌，如：

（一）“一發(fā)不可收拾”改為“益發(fā)……”不僅不合成語，且意義亦有出入。

（二）改“亦然如此”為“也是如此”徒使譯文單調。文藝翻譯與創(chuàng)作恐皆難以“標準語法”相繩；且“亦然如此”今日尚不失為口語。

（三）原文“……avec la douceur triste du clo?tre ou le rayonnement de l'extase”原譯“帶著（上文是說畫面上人物的表情）溫柔抑郁的修院氣息或出神入定的光彩”，今改作“出神入定的光景”。rayonnement譯作“光景”已覺離奇，“帶著……出神入定的光景”一語是否通順尤成問題。“光彩”二字即欲改動亦只能改作“光輝”。中世紀篤信宗教之士，面上有某種“光彩”或“光輝”，方是原作真意所在。

倘編輯部認為譯文有問題，盡可逐條另紙批明，與譯者商榷，再由雙方覓得一妥善之譯法；不必在原稿上立時批改。否則譯者校對時略一疏忽，如“光景”一類之文句，一字出入即犯大錯！

曾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間專誠向尊處提出本書專名（除人名、書名、雕塑、繪畫題目外，尚有大量地名）數(shù)在三千以上，為便利讀者計排版時應加專名號，當時亦荷同意。今一律不用，殊為遺憾。關于翻譯書之專名號，十年來向各方專家征詢意見，認為不宜廢去者幾達百分之百。最后一次與葉圣陶先生面談（一九五七年六月），圣老亦認為翻譯作品必須用專名號。此次本人校閱時即因專名多而無專名號深覺費力，以己度人，讀者之不便勢必數(shù)倍于原譯者。此系有關全面翻譯書之問題，值得尊處為群眾利益加以考慮！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致羅新璋

……René與Atala均系二十一二歲時喜讀，歸國后逐漸對浪漫派厭倦，原著久已不翼而飛，無從校閱，尚望慧寄。唯鄙人精力日衰，除日課外尚有其他代人校訂工作，只能排在星期日為之，而友朋見訪又多打擾，尊稿必須相當時日方能細讀，尚盼寬假為幸。

鄙人對自己譯文從未滿意，苦悶之處亦復與先生同感。傳神云云，談何容易！年歲經驗愈增，對原作體會愈深，而傳神愈感不足。領悟為一事，用中文表達為又一事。況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此兩種mentalité殊難彼此融洽交流。同為métaphore，一經翻譯，意義即已晦澀，遑論情趣。不若西歐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且我國語體文歷史尚淺，句法詞匯遠不如有二三千年傳統(tǒng)之文言；一切皆待文藝工作者長期摸索。愚對譯事看法實甚簡單：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又須能朗朗上口，求音節(jié)和諧；至節(jié)奏與tempo，當然以原作為依歸。尊札所稱“博譯”，似可成為一宗一派，愧不敢當。以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而論，自問與預定目標相距尚遠。

先生以九閱月之精力鈔錄拙譯，毅力固可佩，鄙人聞之，徒增愧恧。唯鈔錄校對之余，恐謬誤之處必有發(fā)現(xiàn)，倘蒙見示，以便反省，無任感激。數(shù)年來不獨腦力衰退，視神經亦感疲勞過度，往往眼花流淚，譯事進度愈慢，而返工愈多；誠所謂眼界愈高，手段愈絀，永遠跟不上耳。

至于試譯作為練習，鄙意最好選個人最喜歡之中短篇著手。一則氣質相投，容易有駕輕就熟之感；二則既深愛好，領悟自可深入一層；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時期內結束，為衡量成績亦有方便。事先熟讀原著，不厭求詳，尤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決不動筆，是為譯事基本法門。第一要求將原作（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等）化為我有，方能談到迻譯。平日除鉆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視，舊小說不可不多讀，充實辭匯，熟悉吾國固有句法及行文習慣。鄙人于此，常感用力不夠。總之譯事雖盡舌人，要以藝術修養(yǎng)為根本：無敏感之心靈，無熱烈之同情，無適當之鑒賞能力，無相當之社會經驗，無充分之賞識（即所謂雜學），勢難徹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領悟。倘能將英譯本與法文原作對讀，亦可獲益不少?？v英譯不盡忠實，于譯文原則亦能有所借鑒，增加自信。拙譯服爾德，不知曾否對校？原文修辭造句最講究，譯者當時亦煞費苦心，或可對足下略有幫助。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致鄭效洵

《人間喜劇》共包括九十四個長篇；已譯十五種（《夏倍上?！钒ㄈ齻€短篇，《都爾的本堂神甫》兩個，《幻滅》為三個中長篇合成，故十本實際是十五種）。雖不能囊括作者全部精華，但比較適合吾國讀者的巴爾扎克的最優(yōu)秀的作品，可謂遺漏無多。法國一般文藝愛好者所熟悉之巴爾扎克小說，甚少超出此項范圍。以巴爾扎克所代表的十九世紀法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而論，已譯十五種對吾國讀者亦已足夠，不妨暫告段落；即欲補充，為數(shù)亦不多，且更宜從長考慮，不急于連續(xù)不斷地介紹。

固然，巴爾扎克尚有不少為西方學術界公認之重要著作，或宣揚神秘主義，超凡入定之靈學（如《路易·朗倍》），既與吾國民族性格格不入，更與社會主義抵觸，在資本主義國家亦只有極少數(shù)專門學者加以注意，國內欲做巴爾扎克專題研究之人今可閱讀原文，不勞翻譯；或雖帶有暴露性質，但傳奇（romanesque）氣息偏濃而偏于黑幕小說一流（如《十三人黨》《交際花榮枯記》）；或宗教意味極重而以宣傳舊社會的倫理觀念、改良主義、人道主義為基調（如《鄉(xiāng)村教士》《鄉(xiāng)下醫(yī)生》）；或藝術價值極高，開近代心理分析派之先河，但內容專談戀愛，著重于男女之間極細微的心理變化（如《幽谷百合》《彼阿特利克斯》）；或寫自溺狂而以專門學科為題材，過于枯燥（如《煉丹記》有A la recherche de l' Absolu，之寫化學實驗，《剛巴拉》之寫音樂創(chuàng)作），諸如此類之名著，對吾國現(xiàn)代讀者不僅無益，抑且甚難理解。

以上所云，雖不敢自命為正確無誤，但確系根據(jù)作品內容，以吾國民族傳統(tǒng)的倫理觀、世界觀做衡量。況在目前文化革命的形勢之下，如何恰當批評資本主義文學尚無把握之際，介紹西歐作品更不能不鄭重考慮，更當力求選題不犯或少犯大錯。再按實際情況，《皮羅多》校樣改正至今已歷三載，猶未付?。蛔阋姲蜖栐俗髌芬嗖⒎羌毙?。故鄙見認為從主觀與客觀的雙重角度著眼，翻譯巴爾扎克小說暫告段落應當是適宜的。

反之，作品既已介紹十余種（除莎士比亞與契訶夫外，當為西方作家中翻譯最多的一個），而研究材料全付闕如，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大的缺陷。

近幾年來，關于巴爾扎克的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問題，以及何謂現(xiàn)實主義問題，討論甚多；似正需要提供若干文獻做參考（至少以內部發(fā)行的方式）。一方面，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的文藝理論，尚無詳細內容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客觀史料又絕無供應，更不必說掌握：似此情形，文藝研究工作恐甚難推進。而弟近年來對于國外研究巴爾扎克之資料略有涉獵，故敢于前信中有所建議，尚望編輯部重行考慮，或竟向中宣部請示。且弟體弱多病，腦力衰退尤甚，亟欲在尚能勉強支持之日，為國內文藝界做些填補空白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