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又看到幾個“大”
我們于七月十日下午兩點鐘離開狄初愛特,沿著密歇根州的南部,朝西向著伊利諾愛州(Illinois)的芝加哥開駛。中途因汽車出了毛病,在索斯奔德(South Bend)的一個汽車行里修理了一兩小時,繼續(xù)開行。因為要趕到芝加哥去會齊一位預約的朋友,所以這一夜全夜開行到天亮。整夜地乘著汽車趕路,這在我算是第一次。美國的公路造得很好,我以前已經說過;就是在夜里,乘著汽車來往的也不算少,所以雖在靜寂的深夜,仍不算怎樣孤單。不過近城鎮(zhèn)的公路上有路燈,過于偏僻荒野的地方便沒有路燈,就是有也很稀少,所以在夜里開車卻需要特別熟練的技術。汽油站在夜里也一夜開著,門口有著特別令人注目的電燈。我們一直開到十一日的上午五點鐘,才到了我們的目的地—芝加哥。
保柏這次西游的計劃,只到明納索塔州(Minnesota)的明尼愛普利斯(Mineapolis)為止;他打算在這里勾留兩三星期,參加關于組織農民的工作,隨后便要回到紐約去。他這樣的路程,只占到我的路程的一半模樣,所以我要預先打算過了明尼愛普利斯之后,另有伴侶一同到舊金山去。事有湊巧,在紐約時就另有一位美國朋友叫做紀因的,他已約了一位好友同乘汽車旅行,舊金山是他的最后目的地,而且說汽車里還有一個空位可讓給我用,不過他的動身日期比我和保柏的略前,所以他先走,約我們在芝加哥相會。紀因也是參加過美國全國學生同盟到蘇聯(lián)去視察的,我在莫斯科和他認識,我們同在莫斯科暑期學校聽講過。他所學的雖是醫(yī)學,(在當時還有一年畢業(yè),)但是對于新社會運動也具有異常高的熱忱;他雖不是美國最前進政黨的黨員,卻是一個道地十足的同情者。有他接下去做旅伴,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所以我在紐約的時候便和他約好。不料我們到芝加哥以后,按照原約的旅館地址去找他,卻找不著。大概是因為他等候我們過久,先往明尼愛普利斯去了。我們既遇不著他,便先在芝加哥進行我們自己的程序。
我們到芝加哥停車的時候,天剛剛亮。我們找著一個小旅館,先由我定下了一個房間,把零物放置之后,即匆匆出門訪友。保柏是美國最前進政黨的青年黨員,他先要到黨部去看看。我也陪他一同去,因為調查勞工的情形,這往往是一個最好的地方。他和他們雖也不相熟,但是因為同志的關系,晤見傾談之下,便一點沒有什么拘束,和久交的好朋友一樣。尤其有趣的是那里有一位黑同志(黑人,美國只有在最前進政黨的各機關里,黑白兩種人才有平等服務的機會),非常殷勤地對保柏說,他的家里可以讓他住一夜,無須再住客棧。特別會打算盤的保柏對于這位黑同志的熱心招待,完全接受。所以那天夜里,我住原來定好的那個旅館里,他卻欣欣然跑到那位黑同志的家里去享受他的招待。不料第二晨他跑回旅館來看我的時候,竟叫苦連天!原來那位黑同志家里破爛不堪,床鋪上東破一個洞,西缺一塊板,尤其難受的是臭蟲徹夜“操演”不絕,以致他不但沒有睡著,而且他的那兩個臂膊也特別膨脹了起來!我仔細看看,他的有一邊眼皮上似乎也出了毛?。”0禺斎徊豢下裨鼓俏粺嵝恼写暮谕?,他只是同情于那位黑同志的艱苦生活,愈感覺到革新運動的必要。
連日看了美國的最大的瀑布,最大的工廠,到芝加哥后,又看了美國最大的報紙,它的大名也許是諸君所耳熟的,就是《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這個報自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報”(“The 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這自稱是否正確,雖還待考,但是它在美國可算是最大的報!而且是最富的報,那是無疑的,雖則它同時也是美國一個最最反動的報!
《芝加哥論壇報》在英文又簡稱為《論壇報》 (Tribune) ,它的四百五十六尺高的三十六層摩天高樓巍然建立于芝加哥的密歇根路(Michigan Avenue)。在地面之下還有七層,專備印刷,藏紙,發(fā)電機等等之用。這所雄偉的建筑用了九千余噸的鋼鐵,一萬三千余噸的石頭。每日在這個大廈里工作的有三千五百人,其中有三千人是專為《論壇報》工作的,其余的五百人是房客和房客的雇員。所以這個報館簡直好像是一個小小的城市。這個小小的城市有一個圖書館,一所郵政局,兩所電報局,此外還有許多店鋪。這報館里面的工作完全電機化,印刷機固然是用電,就是五十二鎊重的鑄成的鉛版由鑄版機裝上印刷機,也都是用電機運送的。幾百噸重的紙,也是用電機運送。此外他們并且利用電機把新鮮空氣輸入各部分的辦公處或工場里面去。報紙印好之后,也是用電機自動地運送到郵包間或發(fā)報處。每星期出版五百萬份。
這個報的附屬事業(yè)很廣大。它在加拿大有三千方英里的森林,備造紙的用。有自備的輪船把斬下的木頭運到翁塔利奧省的索羅德(Thorold),利用奈哥拉大瀑布的水力,在自備的造紙廠里把木料制成報紙,然后用輪船或火車運到芝加哥。我們去參觀該報館的時候,他們先請看一小時的電影,就是表演由森林而木頭,由木頭而報紙的種種制造過程。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們所有的森林的廣大,造紙廠的宏偉。(這個影片曾在上海開演過,想上海報界同人也有不少人看過。)
看完電影之后,該館有穿著講究制服的招待員引導你到各部門去參觀。那天我們遇著的招待員剛巧是美國某大學的畢業(yè)生。他是一個比較“開明”的青年,畢業(yè)未久,還有多少朝氣,被我和保柏漸漸探得他的話語,知道該報館最忌有新思想的青年,凡是比較前進學校畢業(yè)的學生,他們決不錄用;比較有一點新思想的青年,他們也避若蛇蝎。
芝加哥除了一個最大的報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屠場,叫做Union Stock Yards。據說這屠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這里的大量屠殺也是盡量利用機械。最齷齪和最艱苦的工作也多由黑人做。殺起豬來是幾千只一殺。由黑人繼續(xù)不斷地把一只一只豬的兩后腿掛起來,由自動機把這個掛著的豬運送到第二處,另有黑人手上拿好一把尖刀向溜過來的豬喉一刺,那只豬再由自動機向前送,按著次序,去毛的去毛,挖肚的挖肚,肢解的肢解,都是利用著各種的機械,加上極狹窄的分工的人力,不到兩三小時,一只活潑潑的豬,已可裝好罐頭或用其他方式運上火車了!那個拿著尖刀刺喉的黑朋友,我看他一生恐怕就只學得那一刺的技能!未刺以前,豬好像自動地溜過來就他;既刺以后,豬又好像自動地溜開他。我覺得在這個屠場里面,也用了福特汽車廠里所用的“皮帶運送”機的“趕快”法,雖則一方面是把汽車的各部分用機械和極細的分工逐部造成拼好,一方面卻是把一只畜生的各部分用相類的法子逐部割開或拆散。這屠場的剝削工人,和有組織的工人團體對于這屠場的抗爭,也是美國勞工運動中時被提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這屠場里看到殺牛,先把巨大的錘在牛腦上猛擊,把牛打昏倒下,然后再進行其他部分的手續(xù)。這“打倒”的手續(xù)也是用著很迅速的方法,排著隊伍的牛繼續(xù)不斷的在一個狹弄似的黑暗中向前跑,跑到一段,旁有一門,在那門口就有個巨錘,把它打昏,從這個門邊跌出來,便立刻有自動機把倒下的牛運走,以備繼續(xù)進行其他部分的工作。豬的后腳被掛上時還知道急叫幾聲,像牛的這樣死法,更是死在糊里糊涂中!
在芝加哥看過了兩“大”,我們便于十三日的下午三點鐘和它告別了。我在臨走前,從旅館的樓上乘電梯下去,準備到帳房間去結帳的時候,開電梯的那個美國人還不知道我就要走,輕聲問我要不要女子!我問他什么女子,他笑著答說是“良家婦女”(“family girl”)。我雖無意于“欣賞”什么“良家婦女”,卻因好奇心,問他多少代價,他再笑著答說:“只要五塊錢”。我說我不想要,因為我立刻就要動身。我下去之后,剛巧保柏來了,我把這段“新聞”告訴他,他搖頭嘆息。這在他當然又是一種不勝憤慨的材料。
我們十三日離開了芝加哥后,沿著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的東部向北進發(fā),經該州的密爾瓦基(Milwaukee)折而西,穿過該州,至十四日的下午八點鐘才到明尼愛普利斯。這個時候天暗得遲,才近傍晚。保柏原得有介紹信,可住在參加農民運動的同志的家里去,并勸我和他一同去住。我這次西游,對于美國農民運動的調查,原是我此行的程序里一個重要的項目,能得到機會和參加農民運動的人們接觸,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便欣然接受了保柏的建議。我現在很愉快地回想著,當時這個機會的確給我很大的益處,因為我藉此能夠碰到美國農民運動的幾個最前進的健將和領袖,由此獲得不少關于這方面的可貴的材料。
保柏所找的那位同志是一位女的,名叫麥夏爾(Bertha Marshall),是一個已結婚的青年女子;她雖有了一個孩子,還在襁褓之中,但是她對于農民運動卻非常出力,是美國最前進的農民集團名叫聯(lián)合農民同盟(United Farmers League)的健將之一。我們到她的家里之后,由她殷勤招待,親密得簡直好像是家人姊弟一樣。保柏和她也是第一次見面,不過有可靠的同志作懇切的介紹而已,可是因為思想上的共鳴,志趣上的相應,精神上的融洽,一見面就那樣親密殷勤,看著令人歆羨感動。我因為是保柏的好友,也承她以同志看待我。她看見我們兩人長途風塵,面孔和衣服都蒙著塵土,趕緊到櫥里拿出雪白的大毛巾,新的香皂,備好熱水,叫我們盥洗一番,再三叫我們不要拘束。洗好了之后,她又忙于留我們同吃晚飯,同時還忙著告訴我們關于農民運動的情形。她那樣精明干練和熱烈的情緒,一和她接近就完全感覺得到;我簡直不覺得她是一個初見面的陌生的朋友,卻好像和她相處了好幾年似的!我們同用晚餐的時候,同座的還有三個青年女子,都是熱心于美國的革新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同志。我們的談話材料都集中于農民運動的概況。據說關于美國農民的組織,較重要的有所謂莊園協(xié)會(Grange),農民組合(Farmers Union),農民假期會(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聯(lián)合農民同盟。莊園協(xié)會偏重在改良農業(yè)方法。農民組合偏重于提倡合作社事業(yè)。農民假期會的工作一向重在設法延請律師和巨商替農民和保險公司及銀行之間任仲裁之責。這兩個組織的性質偏于改良主義。只有聯(lián)合農民同盟是最富于抗戰(zhàn)性的。一九三二年由各地農民組織的代表會議選出全國農民行動委員會(Farmer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ction),旨在促成各種農業(yè)組織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對于當前的切身問題作積極的斗爭。她們還談到經濟恐慌尖銳化之后,農民所受到的種種痛苦的事實。有人平常想到美國的青年女子,也許以為不過講究舒適奢華的個人主義的生活,但是聽到這些妙齡女子對于農民問題講得頭頭是道,如數家珍,判斷正確,主張切實而適合于當前的需要,竟使人覺得那樣的認識和思考簡直不像能出自這樣天真爛漫而稚嫩的青年女子的口里!美國青年心理的轉變,在這種地方也很可以見微知著了。
晚飯吃完了,話也談了不少,麥夏爾女士又忙著替我們設法住宿的地方。上面提及的三個女子當中,有一個名叫瑪利,她的父親名叫柯勒爾(Harry J. Correll),他原來也是聯(lián)合農民同盟的健將,而且是更重要的人物,他就是這同盟的干事(或譯稱書記),這時正因公在外埠奔走?,斃愿鎶^勇說她可和她的母親同睡,把她自己的臥室讓出來給保柏和我住宿。她的好意,不待我的思索,保柏已很迅速地接受了下來。我們在明尼愛普利斯的住宿的問題便這樣解決了。
我們到了瑪利的家里,不客氣地占用了她的臥室。她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聽說還在高中求學,但是在她的臥室里,隨處可以看見不少的前進的書報,雖則女子的性格總是特別愛美的,那里面也夾著不少美的圖畫和相片,有的懸在墻上,有的排在桌上或櫥上。不但她是一個熱情可敬和藹可親的富于革命性的青年女子,后來知道她的老母也是一個異常同情于革命的婦女。她的全家簡直是一個革命的家庭!我和保柏都贊嘆不置。她們總是很殷勤地留我們用早餐,雖則午餐和晚餐我們都在外面吃,因為我們白天總是在外面奔走著。
我們第二天上午跑到聯(lián)合農民同盟的辦公處去看看。在那里固然碰著麥夏爾和她的共同努力著的幾個同志,但是尤其使我們驚喜的是我們竟在那里無意中碰著紀因!大概這種地方是前進的人們所喜到的,所以十分同情于革新運動的紀因踏進了明尼愛普利斯,也跑到這個地方來。我們不但碰著了他,還承他介紹了從紐約同來的好友賽意。原來聯(lián)合農民同盟正在籌備開一個大會,有數千個的信封待寫,紀因和賽意都自動地在那里幫他們寫信封。我和保柏也留下來加入他們的工作,各人很起勁地大寫其信封。我固然是一個偶然的客串,沒有多大意義,雖則我有機會替這種新運動做一點事情是很愉快的。至于這些自動盡義務的青年們,卻含著很重要的意義。我以前曾經談過,在紐約可以看見有不少男女青年自動盡義務推銷前進的報紙《每日工人》,以及其他為革命集團干著種種盡義務的事情。這些青年們雖在旅行的途中,遇著工作的機會,—替新運動干些任何工作的機會—他們就自愿地抽出一些時候,欣欣然來干一下;雖機械的工作像寫寫信封,他們也很高興地干著。我覺得這種自動的精神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我被他們的這種精神所感動,居然也隨著保柏在那里盡了一整天的義務。
夜里回到寓所,知道柯勒爾先生回來了。紀因和賽意也來訪問我們了,我們便和柯勒爾圍著傾談。除了我和紀因外,他們都是黨同志??吕諣栍形辶畾q了,頭發(fā)已斑白,誠懇而熱烈,和他的愛女及愛妻一樣。我實在覺得他的可敬可愛。他殷殷問了關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情形,表現著十分深切的同情和希望。他還指示我和紀因西行的途徑,并替我們寫了好幾封得力的介紹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