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一個人在他的少年時代總有一兩件可笑的事情，或是浪漫的戀愛，或是革命的或是復(fù)古的運動?，F(xiàn)在回想起來，不免覺得很有可笑的地方，但在當時卻是很正經(jīng)的做著；老實說，這在少年時代原來也是當然的。只不要蛻化不出，變作一條僵蠶，那就好了。

我不是“國學(xué)家”，但在十年前后卻很復(fù)過一回古。最初讀嚴幾道林琴南的譯書，覺得這種以諸子之文寫夷人的話的辦法非常正當，便竭力的學(xué)他。雖然因為不懂“義法”的奧妙，固然學(xué)得不像，但自己卻覺得不很背于迻譯的正宗了。隨后聽了太炎先生的教誨，更進一步，改去那“載飛載鳴”的調(diào)子，換上許多古字，（如踢改為踶，耶寫作邪之類，）——多謝這種努力，《域外小說集》的原板只賣去了二十部。這是我的復(fù)古的第一支路。

《新約》在中國有文理與官話兩種譯本，官話本固然看不起，就是文理本也覺得不滿足，因為文章還欠“古”，比不上周秦諸子和佛經(jīng)的古雅。我于是決意“越俎”來改譯，足有三年工夫預(yù)備這件工作，讀希臘文，豫定先譯四福音書及《伊索寓言》，因為這時候?qū)τ诹智倌暇囊了髯g本也嫌他欠古了！——到了后來，覺得圣書白話本已經(jīng)很好，文理也可不必，更沒有改譯之必要：這是后話。以上是我的復(fù)古的第二支路。

以前我作古文，都用一句一圈的點句法。后來想到希臘古人都是整塊的連寫，不分句讀段落，也不分字，覺得很是古樸，可以取法；中國文章的寫法正是這樣，可謂不謀而合，用圈點句殊欠古雅。中國文字即使難題，但既然生而為中國國民，便有必須學(xué)習(xí)這難題的文字的義務(wù)，不得利用種種方法，以便私圖，因此我就主張取消圈點的辦法，一篇文章必須整塊的連寫到底，（雖然仍有題目，不能徹底的遵循古法，）在本縣的《教育會月刊》上還留存著我的這種成績。這是我的復(fù)古的第三支路。

這種復(fù)古的精神，也并不是我個人所獨有，大抵同時代同職業(yè)的人多有此種傾向。我的朋友錢玄同當時在民報社同太炎先生整夜的談?wù)撐淖謴?fù)古的方法；臨了太炎先生終于提出小篆的辦法，這問題才算終結(jié)。這件事情，還有一部楷體篆書的《小學(xué)答問》流行在世間來作見證，這便是玄同的手筆。其后他穿了“深衣”去上公署，那正是我廢圈的時候了。這樣的事，說起來還多，現(xiàn)在也不必細說，只要表明我們曾經(jīng)做過很可笑的復(fù)古運動就是了。

我們這樣的復(fù)古，耗廢了不少的時間與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個極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個教訓(xùn)。玄同因為寫楷體篆書，確知漢字之根本破產(chǎn)，所以澈悟過來，有那“辟歷一聲國學(xué)家之大狼狽”的廢漢字的主張；我雖然沒有心得，但也因此知道古文之決不可用了。這樣看來，古也非不可復(fù)，只要復(fù)的徹底，言行一致的做去，不但沒有壞處，而且反能因此尋到新的道路，這是的確可信的。所以對于現(xiàn)在青年的復(fù)古思想，我覺得用不著什么詫異，因為這是當然，將來復(fù)的碰壁，自然會覺醒過來的。所可怕者是那些言行不一致的復(fù)古家，口頭說得熱鬧，卻不去試驗實行，既不穿深衣，也不寫小篆，甚至于連古文也寫得不能亨通，這樣下去，便永沒有回頭的日子，好像一個人站在死胡同的口頭硬說這條路是國道，卻不肯自己走到盡頭去看一看，只好一輩子站在那里罷了。

（十一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