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門四學士與蘇門六君子

（一）蘇門四學士

蘇門四學士即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四人合稱，都出蘇軾門下。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在當時的作家中間享有巨大的聲譽，一時與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導者甚多，黃、秦、晁、張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養(yǎng)、獎掖和薦拔。在蘇軾的眾多門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賞和重視這四個人。最先將他們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傳的就是蘇軾本人。他說：“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保ā洞鹄钫勋^書》）

由于蘇軾的推譽，四人很快名滿天下?！端问贰の脑罚S庭堅傳》記載：“黃庭堅與張耒、陳師道、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

（二）蘇門六君子

又稱為蘇門六君子，是在蘇門四學士之外，再加上陳師道與李廌。這六位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文壇翹楚，都心甘情愿地游學于蘇軾門下。

以“蘇門六學士”為骨干的蘇門文人集團在北宋后期的文壇上獨領風騷，對整個北宋文學的發(fā)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個文學集團的形成，除了集團中領袖人物與其它主要成員之間應建立起比較明確的師承關系之外，集團內(nèi)部的主要成員之間，也應構(gòu)成一種橫向的比較穩(wěn)定的聯(lián)系。

相似的家世背景、孤直耿介的性格、同情舊黨的政治立場是他們在初期階段建立友誼的重要基礎。六君子元祜時期齊聚京師的詩酒文會生活，再現(xiàn)了他們深化友誼從而促成蘇門之立的過程。

元祐時期，蘇門文人以唱酬為手段進行的文學之交不僅促成了宋詩特征在元祜詩壇的成熟，同時使酬唱之作擺脫了以往大量存在的虛迂委蛇的應酬與抒寫閑情逸致的淺俗功能，提升了酬唱詩歌的價值。六君子在貶謫時期交往的作品，見出六君子于患難中相勉互勵的真情厚意。六君子在貶謫的艱難困苦中始終堅持儒家君子之操守，以氣節(jié)相許，終身追隨蘇軾而不改其節(jié)，成為北宋后期士風衰頹中的特出者。

北宋儒學復興運動，六君子在儒學轉(zhuǎn)型之際會通諸家、以儒為本的思想特征。通過在蜀洛之爭中六君子對“情”與“禮”、“文”與“道”等問題的看法，揭示了六君子與二程雖同奉儒學為圭臬，而又因完全不同的文學家與理學家的身份特質(zhì)而產(chǎn)生的矛盾沖突。

在南宋“最愛元祜”的政治氣候與科舉重置詩賦的雙重影響下，蘇軾及六君子以其“文”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之中。伴隨著理學的興盛，文章之學的生存空間日漸逼仄。以文垂世的蘇門文人又因理學家希圖振作士風的現(xiàn)實需要而轉(zhuǎn)變?yōu)闅夤?jié)凌駕于其“文”之上的儒家君子。這一評價標準在后世對六君子的接受過程中不斷得到強化，最終促成了六君子由“文人”向“君子”的轉(zhuǎn)變。

蘇東坡的人品，具有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深厚、廣博、詼諧，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從蘇門六君子的觀察視角，他貫通三教而又始終以“儒”為本的思想，使蘇軾具有“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的儒家“君子”品質(zhì)和“輕視憂患”的超然之氣，這不但影響了他的進退出處與文學創(chuàng)作，也使他成為千古士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