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今年是國貨年。但是，今年出現(xiàn)了茅盾的《子夜》。

《子夜》里的國貨大王——或者企圖做國貨大王的吳蓀甫，“他有發(fā)展民族工業(yè)的偉大志愿，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之類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然而他自己現(xiàn)在卻也鉆在公債里了”！固然，國貨可以“救國”，公債聽說也可以“救國”，——然而這“救國”是怎么樣的救法呢？譬如說，《子夜》里的公債大王——銀錢業(yè)大王老趙就比他厲害。問題原很簡單：救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這種治國平天下的順序，孔夫子就已經(jīng)說過的了。對于這些種種“大王”，首先要有利潤，直接的間接的剝削剩余價值，作為他們的“修身”之用。誰善于“修身”，誰就可以有“救國”的資格。公債等等有這樣的功效，自然要鉆在公債里去，這顯然不在于志愿偉大與否。于是國貨就倒霉了。“凡是名目上華洋合辦的事業(yè)，中國股東骨子里老老實實都是掮客！老趙就厲害煞，終究只是掮客?！逼鋵嵑沃谷A洋合辦的企業(yè)呢，就是名目上完全華商的工廠，背地里的主人也會是洋資本家的，例如《子夜》里的周仲偉——火柴廠“老板”。（今年是更新鮮了，有些華商工廠，事實上變成了日貨的改裝打包工廠了。）國貨既然倒霉，國貨大王吳蓀甫就只有投降，這是他的出路，而且他覺得這“投降的出路，總比沒有出路好得多罷”！

好，投降是決定的了?？墒?，就投降老趙——那個“同美國人打公司的”老趙嗎？老趙“勾結(jié)了洋商，來做中國廠家的抵押款，那他不過是一名掮客罷了；我們有廠出頂，難道不會自己找原戶頭，何必借重他這位掮客”！這所謂原戶頭——“假想中的主顧有兩個：英商某洋行，日商某會社?！边@就不是那么簡單的投降問題。受降的主顧那么多，又都是世界上的頭等惡霸，豈有不互相打得頭破血淋的道理。不過這些惡霸也不這么蠢，他們各有各的小狗，先叫小狗之間互相打幾場，借此看看風(fēng)頭，比比力量。他們自己直接開火的時機(jī)暫時還沒有到，卻先讓中國來做“狗”的戰(zhàn)場。形勢自然十分復(fù)雜，中國的“人”當(dāng)然吃盡了苦頭。

中國的這些“人”在《子夜》里，大半還在“狗”的愚弄、欺騙、壓迫之下，然而他們已經(jīng)在奮斗，在抵抗。他們的弱點大半不在自己的不要抵抗，而在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種種陰謀的圈套，以及一切種種間接的，或者間接而又間接的狗意識的影響。例如，明明還只是子夜，而居然以為天已經(jīng)大亮了，甚至于太陽又要落山了，于是拼命的趕路，唯恐怕夜再來之后，就永久不見天日了。這當(dāng)然不是個個人都這么想。這只是沖在大眾前面的一些人。大眾在實踐里學(xué)習(xí)著。大眾的斗爭雖然還沒有打倒那些洋貨的國貨的各種大王，然而已經(jīng)像潮水似的涌上來。尤其是《子夜》所寫的那時候，是有一陣洶涌的浪潮，后來才暫時退了些。這種浪潮時時刻刻激動著，從這里推到那里，即使有些起落，而沖破一切的前途是明顯的。那些狗用盡一切手段來鎮(zhèn)壓這個浪潮，假裝著吉訶德老爺式的“國貨奮斗”，不過是這些手段之中的一個。無論是吳蓀甫，無論是老趙，是周仲偉——這些種種色色的大王，城里的、鄉(xiāng)下的，都是很擔(dān)心的。像馮云卿那樣的地主，他不能夠不躲到上海來做公債，以至出賣自己的女兒，睜著眼睛看自己的姨太太不三不四的胡鬧。而上海雖然比較穩(wěn)當(dāng)，也在成天鬧著工潮，國貨大王在睡夢里也不能夠安寧，時常夢見工人的“燒廠”，推翻他的寶座。

這對于他們——互相排擠著的他們——自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他們，連并不留戀頑固的鄉(xiāng)村生活的“工業(yè)家”也在其內(nèi)，都要和“營長切實辦交涉，要他注意四鄉(xiāng)的共匪”。他們又要勾心斗角地對付工人，要想“一網(wǎng)打盡那些壞家伙”。他們“身邊到處全是地雷！一腳踏下，就轟炸了一個！”……他們的“威權(quán)已處處露著敗象，成了總崩潰！……身下的鋼絲軟墊忽然變成了刀山似的”。是的，他們的處境的確是這樣，雖然總崩潰還不是目前，雖然刀的刀尖還沒有戳穿他們的咽喉。

在他們的周圍盤旋著的，固然也有個把屠維岳，——有點兒小軍師的手段，會用一些欺騙的挑撥的把戲，不過連他也始終只能夠“加派一班警察來保護(hù)工廠”。而屠維岳之外，還有些什么人才？空談的大學(xué)教授，吃利息的高尚詩人，這只是一些社會的渣滓。連自以為鋼鐵似的吳蓀甫本人，也逐漸的變成了“色厲內(nèi)荏”，說不出的頹喪、懦怯、悲觀、沒落的心情。

從另一方面來說，那些五年前參加五卅運動的智[知]識青年，現(xiàn)在很有些只會“高坐大三元酒家二樓，希圖追蹤尼祿（Nero）皇帝登高觀賞火燒羅馬城那種雅興了”。所有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國的全社會，不過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一九三〇年的兩個月中間的“片斷[段]”，而相當(dāng)?shù)陌凳局^去和未來的聯(lián)系。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帶著很明顯的左拉的影響（左拉的“L ^, argent”——《金錢》）。自然，它還有許多缺點，甚至于錯誤。然而應(yīng)用真正的社會科學(xué)，在文藝上表現(xiàn)中國的社會關(guān)系和階級關(guān)系，在《子夜》不能夠不說是很大的成績。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經(jīng)沒有左拉那種蒲魯東主義的蠢話。

這里，不能夠詳細(xì)的說到《子夜》的缺點和錯誤，只能夠等另外一個機(jī)會了。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國文藝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現(xiàn)——很滑稽的和所謂“國貨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xué)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國貨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襯以外，絲毫也沒有別的用處！——本來，這是“子夜”，暄紅的朝日沒有照遍全中國的時候，哪里會有什么真正的國貨年。而到了那時候，這國又不是“大王”們的國了，也不是他們的后臺老板的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