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緒論

英人Strachey言，法國革命如暴裂彈丸，十八世紀文人，合力制作，以至于成，及其猝發(fā)，投者亦與俱盡，舊制固悉顛覆，而“哲人”之精神，亦以消散矣。其時凡百更張，藝文標準，亦須改作。傳奇主義者，精神頗似文藝復(fù)興，所向慕者為中古文化，而自具清新之氣，于世界文學，新辟徑涂，其力實至偉也。法國革命前，Rousseau首出創(chuàng)復(fù)歸自然之說，Saint-Pierre繼之，而中更擾亂，復(fù)經(jīng)帝政，文藝思想，亦見迫壓，乃稍稍停頓。傳奇派之發(fā)達，遂轉(zhuǎn)遲于德國。德以Goethe等之影響，Novalis輩繼Sturm運動之后，別立新派，展布至速。英則自Crabbe等出，已開傳奇派先路，至Wordsworth乃成獨立宗派。Byron與Shelley二人，凡自由不羈之氣，悉寄于詩，影響于世尤巨。意大利Foscolo之后，有Manzoni與Leopardi。俄則有Puschkin，又以移植Byron著作，文事于是大盛。十九世紀上半，蓋為傳奇主義盛極之時，歐土各國，悉有表見，以上所舉，其最著者也。

傳奇主義以拒古典主義之文學而起，一言以蔽之，則情思對于理性之反抗也。精神所在，略有數(shù)端。一曰主觀。古典派文學，專重形式，至屈個性以從之。今則反是，欲依個人之感性思想，立自由之藝術(shù)，以能達本己情意為先，形辭句皆所不顧，所謂抒情詩派（Lyricism）也。二曰民主精神。法國革命，去貴族政治而為民主，其精神亦見于藝文。十八世紀都會之文學，一轉(zhuǎn)而言村市，詠嘆田家，頌美天物，其風始于Rousseau與Crabbe之時，至Wordsworth而大成。所著《抒情詩集》（ Lyrical Ballad ）序中，申言其意。蓋純樸生活，不為因襲所制，田家習俗，又發(fā)自根本之感情，未受禮文涂飾。故人性之顯見者較真，人生之意義與真相，因亦易于觀取也。三曰驚異之復(fù)生（Renaissance of Wonder）。傳奇派文學既以表現(xiàn)情思為主，故貴能攖人心，發(fā)其想象感情，得會通意趣，人間常事，不足以動聽聞，則轉(zhuǎn)而述異。凡幽玄美艷，或悲哀恐怖之事，皆為上選。神話傳說，于是復(fù)興，唯所取者非古代而在中世，如武俠之俗，虔敬之信，神圣之愛，空靈神秘之思，皆最適于當時之人心。英人Pater謂傳奇主義之精神，為好奇與尚美，中古景慕（Mediaevalism）之風，即二者之發(fā)現(xiàn)是也。超越現(xiàn)時，求瑰奇于古，遂復(fù)轉(zhuǎn)而搜之于異地。故其一面，即為異域趣味（Exoticism）。歐土而外，遠及東方，所取不厭其怪誕，唯患其不新異。Ruskin論雕刻建筑，說Romantic字誼，謂指未必有或不習見之美，正得其精意也。Classicism之名，出于古典。Romanticism則云傳奇。二者之異可見，唯根本差違，仍如上述，名義所示，但一事耳。

二二 法國

法國革命后，喪亂弘多，文學無由發(fā)達。至帝政時，愈益衰落。那頗侖雖極賞 Paul et Virginie ，以 Werther 自隨，而當時文網(wǎng)乃極密。甚至涂改Racine，禁止Molière，凡自由思想，皆在芟夷之列。并世文人，或緘默不言，以待時會，或則再拜頌皇帝功德以取容。Hugo嘗言，當舉世匐伏那頗侖陛下時，唯有六詩人，立而不拜。益以Hugo，蓋七人耳。前六人中de Sta?l夫人與Chateaubriand稱最勝。多所著作，于新文學之發(fā)展，甚有功績。然所以能至此者，半固由于才能，半則由于境遇。二人者，或家世富貴，頗有余閑，或寄跡異地，不被禁束，故發(fā)表思想，得悉如其意。de Sta?l夫人引德國思潮于法，續(xù)新舊世紀之墜緒。Chateaubriand則反抗哲人之唯理主義，發(fā)揚個人情思，提倡中古文化，實為傳奇派之首出也。

de Sta?l夫人本名Germaine Necker（1766-1817），父為法國首相，歸于de Sta?l-Holstein男爵。讀Rousseau書，乃傾心自由之義。那頗侖忌之，放于國外。遂居Weimar，與德國當世名人友善。一八一三年著《德國論》（ De l’Allemagne ），凡四卷，首論風俗，次文學，次哲學，次宗教。介紹德國思想，謂足供國人效法。當時法人方熱中軍國主義，妄自尊大，以為愛國，又方以德為仇讎，故書出即被政府禁止焚棄。惟英京所刊尚存，其影響于后日文壇者甚大。de Sta?l夫人以為一國文學，與時代種族政治社會，皆有關(guān)系，自然而成，不可強效。擬古之詩，行不能遠，以其古典精神，與國民生活，已無系屬。古代文學之在今世，蓋為客籍之藝術(shù)，能相會通而不能和合。唯傳奇主義，源出騎士文學，實本國之土著，自國民宗教制度而生，故為可重。其舉德國著作，為文學模范，即本此意也。

Fran?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亦六詩人之一，唯其不從那頗侖者，緣王黨也。遁于英者數(shù)年。千八百五年作《基督教神髓》（ Génie du christianism ），稱一生杰作。十八世紀哲人，斥宗教為迷信，能為文化之障。文學美術(shù)、則求感興于古代，以希臘羅馬為依歸。Chateaubriand一反之，力為基督教辯解。首卷論玄義，次二卷論宗教藝術(shù)之關(guān)系，以為一切教中，惟基督教最富詩趣，近人情，教義祭禮，均極壯美，足為藝術(shù)源泉，中古騎士文學，實國民宗教精華，勝于古代異教之思想。其言雖未為定論，然引起宗教感情，別辟文學之途徑，則此書之力甚多也。又自作小說，載之書中，以為實例。其一云 Atala ，敘荒原中二野人愛戀之事，可與Saint-Pierre比美。其二曰 René ，則自抒所懷，仿佛 Werther ，唯其無端之哀怨，尤愴楚而不可救。 René 迫于人間之本性，欲得不自知之幸福，遍歷諸境，悉不自滿，終至美洲，別求新生，而此心訖不得安，后乃死于內(nèi)亂。綜Chateaubriand著作，要旨有三。一為基督教，二為自然之美，三為個人。其源發(fā)于Rousseau，唯景慕中世，則所獨有。合是三者，而傳奇主義之思想，于是具足矣。

René 一篇，寫著者本己之感情，又實即“時代病”情狀，故復(fù)別有價值。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1770-1846）之 Oberman 亦與此同，是書以尺牘體為小說，頗類自傳。別無結(jié)構(gòu)，但直白心曲，憂來無端，莫知其故，希求慕戀，而別無準的，所謂幻滅之悲哀是也。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與de Sta?l夫人之愛，見于小說 Adolphe 者，亦此悲哀之一端。Adolphe與Ellenore相愛悅，然終彷徨不能安，離合兩無所可，互以為苦，而復(fù)藉以為慰。de Sta?l夫人之 Delphine ，則因愛而至與社會抗，顧終不見知于所愛，乃遁死美洲之野。凡此諸作，皆為抒情派小說?；蚣偻惺论E，或直申懷抱，雖形式殊異，而發(fā)表個人誠實之感情，則同具理想派特質(zhì)者也。

一八二二年Hugo與Vigny詩集出，理想派始大盛。其先有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于千八百二十年刊詩集曰“冥想”（ Meditations ），純依感興，即事成詩，斷絕十八世紀雕琢之習。影響之大，殆足與《基督教神髓》比次。Lamartine著作，以個人情思為主，愛慕自然與宗教，亦與Chateaubriand同。唯又能于愛戀信仰中，覺得慰藉，故悲哀得稍減也。Victor Hugo（1802-1885）雖以小說名世，而實為純粹之詩人，敘事抒情皆極妙。贊美自然，以為人類之母。民主精神，亦充溢文字間。有《歷代傳說》（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三卷，述世界大事，始于創(chuàng)世至末日裁判而止，稱法國最大之史詩。又于改革戲曲，亦有勞勚。一八二七年作劇曰 Cromwell ，力斥古典派規(guī)范，以英德著作為式，創(chuàng)立新劇。 Hernani 案后，傳奇派遂勝，有力于劇壇者垂十六年。惟其溷合悲喜二劇分子，乃成世俗之Melodrama。第以奇詭之景，荒誕之事，激蕩感情，亦有矯枉過直之失，論者或比之影戲（Phantasmagoria）。是派詞人，雖最致力于戲曲，而終未能有所造就。惟摧毀舊式，導(dǎo)后來社會劇之先路，是為其功績耳。

伯爵Alfred de Vigny（1787-1863）本武家，少即從軍，多歷世故。中年去職治文事，博覽希臘文學，《舊約》及十八世紀哲人之書。所著詩集，中分古代猶太近世三部。敘事之才不及Hugo，惟即事寓意，思想深摯，亦傳奇派所未有。又仿Scott作歷史小說 Cinq-Mars 一卷。又有小品集，一曰“軍役”（全文為 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ires ），一曰 Stello ，記英法三詩人之悲劇，嘆才士窮涂，與《摩西》（“Mo?se”）一詩同并出于宿命論。蓋Vigny一生，實抱厭世思想，然與Chateaubriand等又殊異。其所以悲觀者，初非由身世之感，惟審察人生，洞見虛幻，覺醒之悲，于是興起?！秴O之怒》（“La Colère de Samson”）一詩，言人世愛情之幻?！堕蠙焐健罚ā癕ont des Oliviers”）一篇，述耶穌故事，求上帝不得見，而猶大（Judas）即伏其旁，則對于宗教之悲觀也。自然者，傳奇派所謂人間之慈母。Vigny則于《牧人之家》（“La Maison du Berger”）詩中，述自然之言曰，吾芒然岸然，投人類于螻蟻之旁。由吾視之，人與蟻等。吾身負荷，而并不知其名。人謂吾為母，而吾實一冢耳。非人生辛苦，亦無庸有所怨尤，但當委心任運以待盡，如《狼之死》（“La Mort du Loup”）詩中所言老狼，負傷忍苦，默然而死。此實Vigny之斯多噶派厭世哲學也。以是悲觀，遂于一切有生，起哀憫之念?！皑oa”棄神國之樂，以從淪落之天使，即以表其對于罪惡之同情，乃不異于Hugo也。

Alfred de Musset（1810-1857）與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同為傳奇派大家，而正相反。Musset純?yōu)橹饔^之詩人，Gautier則重客觀，已為新派前驅(qū)。Musset天性善感，又受Byron之化，故以詩與愛為畢生事業(yè)。詩皆直抒其心曲，又作自傳體小說一卷，并有名于世，而喜劇集為尤最。當時戲曲，頗雜揉無序，Musset所作，則仍依舊式，純屬喜劇性質(zhì)，而自具特色。其所描寫，非屬一時一地，并為人世共通之事，大抵以愛戀為材。雖出空想，亦違現(xiàn)實。劇中主人，即為著者本己，故尤深切而有味也。Gautier早年多作華麗奇詭之詩，含有傳奇派色彩，惟所言死生愛戀諸事，非以寫自發(fā)之感情，實藉以寄其詞華。一八五二年詩集《琺瑯與雕玉》（ émaux et Camees ）出，Gautier純藝術(shù)之主義，于是益著。意以為藝術(shù)獨立自存，不關(guān)道德情思之如何。文學亦其一支，當與雕塑繪畫并論，以技工為重。故其為詩，自比于匠人錯金，或施浮雕于貝玉。Hugo《東方詩集》（ Orientales ）中，已見端倪，Gautier乃擴而充之。后此作者，奉之為渠帥，立高蹈詩派，殆可謂之傳奇與寫實二者之中介也。

二三 又

法國傳奇派小說中，抒情派最先起，歷史小說繼之。前者本于主觀，寫個人之情思，如René等是。后者本于好奇，仰慕中世，深致頌美，乃以想象之力，復(fù)起古代事物，著之篇章，雖虛實淆溷，論者或至謂即歷史小說之名，亦不得立，顧著作本旨，第一寄懷古之情，初非用以教史實，則雖有失征，固無妨也。

一八三一年Hugo著《巴里我后寺》（ Notre-Dame de Paris ），足為此派代表。Hugo本詩人，富于文詞想象，所作為歷史小說，而大似史詩，又似劇曲，似抒情詩，顧獨少歷史價值。蓋精神所在，止于贊美中古藝術(shù)，假大寺為中樞，故描寫至精，論建筑至百數(shù)十紙，令讀者生厭，可以知其大略矣?！栋贰罚? Les Misérables ）一書，亦多含歷史要素，篇卷浩繁，稍失雜糅，然善能表見著者思想，如對于無告者之悲憫，與反抗者之同情，實為全書主旨。社會情狀與哲學論議，俱羼雜其中，Hugo著作短長，畢見于此。早年作《死囚末日記》（ 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 ）及 Claude Gueux ，平論死刑，力主停廢，其人道主義之思想，與俄國之Tolstoj殆相仿佛也。

Alexandre Dumas（1803-1870）作戲曲，有名于時，尤以歷史小說見稱。幼好英人Scott之書，因仿為之，共成千二百卷。有曰“三銃兵”（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與 Monte Cristo 者尤勝。蓋以有傳說（Saga）趣味，故兒童深喜之。以較Hugo，則歷史小說體式，至是尤備，第論文藝，乃遠不逮耳。

此時別有二派小說，與前者稍異。一曰George Sand之理想派。一曰Balzac之寫實派。理想派近于抒情，唯其描寫田家與自然之美，雖本理想，亦不廢觀察。寫實派則去古時史跡，轉(zhuǎn)述現(xiàn)時之社會，雖敘世相，而仍雜以想象，故又與后之寫實主義不同。George Sand（1804-1876）本名Amandine-Aurore-Lucille Dupin，幼育于母家，習知農(nóng)家情況。長至巴里，讀《基督教神髓》，Rousseau與Byron著作，大被感化。歸Dudevant男爵，不相得，十年后遂離別。從事文學，以Sand自號。所作凡分四期。初為抒情小說，力攻男女不平等與無愛之結(jié)婚，蓋半由Rousseau等之思想來，半出于一己之經(jīng)歷。次乃傾心于社會主義，假小說為傳布道具，藝術(shù)價值，多不足稱，然由為我而轉(zhuǎn)入利他，一改人生觀念，則影響至大。第三期之田園小說，實為Sand杰作，如《鬼沼》（ La Mare Au Diable ）及 Fran?ois le Champi ，皆寫故鄉(xiāng)農(nóng)民生活，優(yōu)美而誠實，為法國文學所未曾有。Sand之理想派，亦由是得名。第四期小說，多取愛戀為材，頗似初年之作，唯無復(fù)激昂之氣，但述優(yōu)婉情事，以良時勝景為襯帖，則類田園小說也。

傳奇派之寫實小說，Balzac稱最大，而實發(fā)端于Stendhal。Stendbal本名Marie-Henri Beyle（1783-1842），好十八世紀物質(zhì)論，以幸福為人生目的，故歸依強者。極贊那頗侖，以為人生戰(zhàn)士代表，屢從之出征。及那頗侖敗，遂遁居意大利卒。所作書不與傳奇派同，惟多寫人間感情，頗復(fù)相近。若其剖析微芒，乃又開心理小說先路。其小說以《赤與黑》（ Le Rouge et le Noir ）為最。Julien Sorel出身寒微，然有大志。絳衣不能得，則聊以黑衣代之，誘惑殺傷，歷諸罪惡，終死于法。殆可謂野心之悲劇，亦足以代表人生精力之化身者也。Stendhal生時，頗為Balzac與Mérimée所稱，然世不之知。至十九世紀后半，始漸為時人師法，如所自言云。

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思想，頗受Stendhal影響。Stendhal推崇強力，惡文明之范物，至自絕于法國，以Milano人終。Mérimée理想所在，則為中古時，或蠻荒之地，人生精力，未為文化銷損，猶存本來者也。其著作別無傳奇派特性，惟此一端，差為近似，蓋驚異復(fù)興之一面，即有遺世之想，蘊藏于中耳。Mérimée初作戲劇，詭云中古西班牙人Clara Gazul作。又托Hyacinthe Maglanowich名，作古史詩曰 La Guzla ，一時驚以為真。小說最勝者有 Colomba ，記Corsica島樸野之風，與歐陸文明相較。其敘親屬報仇（Vendetta）之習，及山林亡命（Banditti）生活，皆有生氣，令讀者覺浮華之社會，良不如所謂蠻島者勝也。Mèrimèe人生觀似Stendhal，而文術(shù)更進。等用客觀，而復(fù)富于想象，剖析心情，紀述事物，皆絕精密，逾于傳奇派小說之外。本為考古學專家，通歷史言語諸學，故造詣甚深。又治俄國文學最早，為之介紹于世，于歐洲文學，甚有功也。

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世稱傳奇派之寫實家，蓋其寫狀人生，務(wù)求實在，實開十九世紀后半寫實主義之先，惟亦時雜幻景，故仍屬傳奇派。以藝術(shù)言，則Stendhal與Mérimée所作書，尤為完善。但影響于后世者，殊不及Balzac之大。Balzac作小說甚多，可與Hugo相比。Hugo為詩人，饒于神思，以是特長傳奇。Balzac則小說家，善于審察世相人情，圖其形狀，故Hugo作《哀史》不能盡善，而Balzac得奏其功也。所著小說統(tǒng)名之曰“人生喜劇”（ La Comédie Humaine ），復(fù)分都市鄉(xiāng)邑農(nóng)村政治軍事私人諸生活，哲學分析諸研究等，網(wǎng)羅社會一切現(xiàn)象，而成人類之自然史。自言將如博物學者，觀察人生，記載真相，無所評騭。凡善惡美丑，禍福苦樂，由彼視之，僅為事實之一端。其視人類與一草一蟲，并無差別，棲息天地間，更無自由之意志，但以天性之激促，外緣之感應(yīng)，緣生動作。作者之職，即在集錄此種種因果，而宣布之。此統(tǒng)系研究之法，實為后世寫實派所本，第在Balzac時，猶未能致于完善。蓋傳奇派嗜異之風，時或發(fā)露，事故人物，多涉怪幻，或入感情小說一流境地。且所見社會情狀，偏在中流以下，圖寫人性，亦多鄙俗之流。凡高上生活，與優(yōu)美性格，皆未能摹繪盡善，然其創(chuàng)始之功，自為不朽也。小說中有 Eugénie Grandet 寫吝嗇人之類型， La Père Goriot 寫溺愛之父，皆極妙?！度松矂　啡恐?，以此二篇為杰作云。

二四 英國

英國傳奇派文學，始自Cowper等三詩人，至一七九八年Wordsworth等之《抒情詩集》出后，勢乃大盛，其精神所在，并為愛自然，憐生物，重自由，后先蓋無異。慕古之風播宣于Percy Ballads及Ossian者，則后有Coleridge之詩，Scott之歷史小說為代表。惟此他小說，未能發(fā)達，僅Austen繼Richardson之后，以心理小說名，然殊不及法國之盛矣。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少慕自由，聞法國革命而大悅，奔赴之，效力于Girondin黨，親屬危之，絕其資斧，遂返英，而同黨不久旋覆沒。及恐怖時代起，繼以那頗侖之治，因大失望，然仍信革命原理，略不疑貳。Wordsworth深愛自然，與友人Coleridge居于Grasmere，所隸之郡多湖沼，世因謂之湖上詩派，第以人與地言，實于詩無與也。二人共纂《抒情詩集》，Goleridge僅有《古舟師之歌》一章，余并Wordsworth作。Wordsworth為自然與人生之詩人。其人生之詩，約可分為三類。一曰兒童生活，二曰田家事物，三曰自由精神。《抒情詩集》序中，已自陳述其意。而對于自然，尤具別見。古昔詩人，凡所詠歌，大抵限于人事，或以自然為背景。次乃因人而推愛及于自然，終至Cowper之儔，則詠自然之純美。Wordsworth顧以自然而愛及人間，乃與諸家絕異。蓋所愛非物色之美，而在自然中之生命。意謂萬物一體，以離析故，是生各種色相，唯生息相通，仍得感應(yīng)。為說與Neoplatonism類，后代密宗（Mysticism）多出于此，第Wordsworth則推崇自然，虛心凈慮，以觀物化，終能與神化感通，入于圓融之境體知人生真義，猶Blake所謂人與山遇，大事乃成矣。是故山林物色，最足為觀察之資，其歌詠人生，亦多本此意。兒童天真尚存，田家生活，又多出于根本感情，均與自然相近，此所以可貴。而民主思想，則又其一因也。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與Wordsworth共撰《抒情詩集》，然著作絕異。以傳奇派精神言，Wordsworth為復(fù)歸自然一流表率，Coleridge則驚異之復(fù)生也。所作《老舟師》（“The Ancient Mariner”）一章，以民謠（Ballad）式述海上神異，多見異物奇景，雖在世間，實非人境。經(jīng)歷無名之恐怖，其力在能感人，而非以喻人，為傳奇派之一特色。老舟師殺一信天翁（Albatross），乃見異兆入于兇境，本出民間俗信，顧著者之人生思想，亦寄其中。海鳥依人，初無猜忌，而舟師殺之，自破“愛律”，絕于眾生。故其心靈自見放于孤獨之境，唯舊愛復(fù)生，始獲解免。故詩有云，孰愛大小萬物，愛最深者，其禱最善。唯神愛人，是造一切，亦是愛一切故也。此與十八世紀詩人愛憐生物之思想，本亦一致，唯Coleridge托之神異之詩，故晦而不彰耳。所作又有 Christable ，詠中古事，只成第一卷。又嘗夢見忽必烈汗宮殿，作詩數(shù)百行，覺而記之，方半，為友所擾，余遂忘失，亦不復(fù)續(xù)成之。中年以后因病服阿片，久而成癖，不克自振，著作遂少。

Coleridge，Wordsworth初并傾心于法國革命，后失望去之不復(fù)顧。在英國文學中，足為革命精神代表者，實唯Byron與Shelley二人。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系出Burun，本北人，隨威廉入英，世著武功。蓋桀驁不馴之氣，猶多存Viking余風。Byron叔祖，以Wicked Lord著名，其父本大尉，則俗稱Mad Jack，故Byron一生，亦多奇行，任一己之性情，與社會抗拒，世稍稍愛其才，然復(fù)短其行。一八一五年，與妻離婚，世論甚薄之。Thomas Moore著傳中及其事，其言曰，世之于Byron，不異其母，忽愛忽憎，了無判別，蓋實錄也。而Byron亦自此去國，不復(fù)返。初欲助意大利獨立不成。及希臘起抗突厥，遂傾資助之，躬自從軍，規(guī)取Lepanto，以熱病卒于Missolonghi，年三十七。希臘政府為行國喪，意大利志士瑪志尼亦云，興吾國者，實Byron也。其行業(yè)亦至足重，不僅以詩傳矣。

傳奇派思想，最有影響于后世者，為推重個性，摧毀舊章一事，Byron殆其代表。凡新潮涌發(fā)之初，俱由反抗，傳奇派欲去人為而即天然，超現(xiàn)世而慕中古，亦即對于當時之不滿。唯Wordsworth諸人并能止于中庸，就理想中，求得安住。Byron所希，則在如其個性。及抑于社會，復(fù)不能屈己從之，于是其爭益烈。Byron嘗曰，吾欲樂而得苦，是即其不平之因。論詩有曰，詩即情耳。棄意志以就本性，別不制于外法，則其主張之旨。蓋個性主義，至是而達其極矣。Byron以詩表其性情，故詩中主人，大抵自況。與Chateaubriand及Musset之作同，共通之“時代病”，亦于此可見。唯René等郁抑哀愁，流于頹放。Byron之英雄，則失望厭世，多復(fù)抗爭。如《海賊》（ The Corsair ）之Conrad，如Giaour，如 Cain 篇中之Lucifer，皆甚自尊大，與不可爭之運命力爭。如Manfred，則厭世太甚，至欲死滅，冀得自忘，或以比Faust，唯Goethe能得解決，而Byron終不厭足，此又其異也。英人素重中庸，故于Byron之人與詩，責難者眾，然其影響被于世者，實甚大。Edmund Gosse之言曰，歐洲列國，有欲反抗專制之政治，或虛偽之禮俗者，其國文人，皆能于Byron詩中得其感興。十九世紀俄國波闌文學之復(fù)興，即由此起。德法意諸國并世詩人，亦殆無不受其感化者。蓋為知言矣。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與Byron同稱革命詩人，而其意尤深切。蓋Byron之反抗，僅緣一己之不平。Shelley則本于哲學思想，欲毀壞舊制，建立溥遍之和平。少時讀Godwin之書而喜之。肄業(yè)Oxford大學，著文言無神論之要，遂見斥逐。又以娶寒家女，失父歡，漂流無所依止。一八一一年始識Godwin，從之游，愛人類重自然之心，愈益發(fā)達。William Godwin（1756-1836）著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以為人性本善，由外緣之力而生差異，故人實一切平等，若去政教閼障，必能至于具足之境。以教區(qū)為基本，一切自治，而總之以一院制之議會，每年集議一日，平論政事。唯欲達此目的，當以勸喻，毋用強暴。此哲學之無政府主義，出于Rousseau而更有進。Shelley思想，即由是來，時見于所作詩曲。 Queen Mab 中云，罪惡非生于自然，實唯帝王牧師政客，摘人道之華于萌蘗之際。 Prometheus Unbound 一篇，取材希臘神話，補Aiskhylos亡詩，尤為杰出之作。大神Zeus雖暴，終至覆亡，Prometheus還得自由。唯能忍能恕能愛能抗（to defy），乃究竟獲勝，創(chuàng)造黃金時代。人人平等，無階級，無部落，無民族，無畏懼崇拜，各為其君，此即Shelley之理想世界也。至 The Revolt ofIslam 之時，述Laon與Cyntha欲興希臘，不以暴力而用感化，恕人之惡而不自逃死，則無神論者又復(fù)近于元始之基督教矣。Shelley愛人，因推及物類，常菜食，買魚放之，尤好施予。其反抗之精神，蓋本于利他，與Byron之為我者大異。后客意大利，一日方泛舟海上，會大風雨，遂溺死。其詩宣傳所懷主義，又多作抒情詩，尤為世所賞。

John Keats（1795-1821）與Byron等同時，故三人常并稱，然思想實不相近。英詩人自Thomson以來，至于Shelley大率悲憫人世，意在改進。Keats則不然，所贊揚詠嘆者，唯美而已。少時學醫(yī)不成，讀Spenser詩與Homeros譯本而好之，因傾心于希臘及中古文化，所為詩亦取材于是。其論詩蓋出純藝術(shù)派。 Endymion 詩開端云，美物為永遠之樂?！对佅ＥD陶尊》云，美即真，真即美。地上之人，所知唯此，應(yīng)知亦唯此。故以為詩之目的，在于享美。若Wordsworth之哲理，Shelley之人道，皆所不取。唯奉Spenser之說為師法，可與其師并稱詩人之詩人（Poets’ Poet）也。

Walter Scott（1771-1832），蘇格闌人，初撰集本土民謠為《蘇格闌邊境歌集》二卷。又自作記事詩，如《末葉歌人之歌》（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 ），《湖上女子》（ Lady of the Lake ）皆有名。時Byron 作 Childe Harold 亦仿其體，Scott自審不敵，遂棄詩不復(fù)作，轉(zhuǎn)而作小說。一八一四年 Waverlay 出，立歷史小說之基本，影響被于世界。十七年間，共成三十余種， Ivanhol 一篇，至今傳誦不衰。Scott著作，雖詩文不同，然為“傳奇”（Romance）則一，仰慕中古之風，亦悉寄焉。其人生觀尚武勇正直，以古人奮斗之生活為典型，善能實踐其言，至于自由不羈之氣，則未嘗有。爾后仿之作歷史小說者甚眾，如Ainsworth及Lytton等，頗著名一時，然并為小家，無足稱述。

Jane Austen（1775-1817）與Scott同時，俱作小說，而而性質(zhì)迥別。Scott撰著，皆傳奇之Romance，在Austen則為寫實之Novel。有 Sense and Sensibilit 等六種，其時M.G.Lewis等所著之怪異小說盛行于世，故稿積十余年不售，一八一一年后始漸刊印。所作承十八世紀Richardson等之法，描寫世相，剖析人情，類極微妙。生當傳奇主義時代，而傾向于寫實，與法之Mérimée等相似。唯Mérimée喜言蠻荒異地，Austen所敘，則中流社會日常情事，又稍稍不同。法國傳奇派之寫實小說，后遂進于自然主義，發(fā)達甚盛，英國則竟中絕。至維多利亞時代，僅Thackeray，可相仿佛而已。

十九世紀上半，英國報章頗發(fā)達，論文亦大盛，如Addison時代，唯發(fā)表個性，益為真摯。Charles Lamb（1775-1834）為東印度公司書記，作 Essays of Elia 二卷，仰慕古昔，多追懷感慨之談，詼諧美妙，稱未前有。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以《自敘傳》（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得名。所作小品，有散文詩（Prose Poem）之美，尤為世所稱。William Hazlitt（1778-1830）以評騭著，有《時代精神》（ Spirit of the Age ）一書，平議當時人物，稱最佳也。

二五 德國

德國傳奇派文學，始于Goethe，已復(fù)中變，Weimar之地，反為古典文學中樞，于是反動以興，有Jena傳奇派之運動。一七九八年Tieck與Schlegel兄弟，創(chuàng)刊雜志于Jena，以宣傳主義，向往中古，上求玄美。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自號Novalis，尤為盡力。作小說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與Goethe之 Wilhelm Meister 相抗，謂有中古歌人（Minnesinger），遍歷世間，索求理想之幸福，以青華為象征。Ludwig Tieck（1772-1852），初抱悲觀，后治文學，以自寬解，編刊童話（M?rchen）甚多。蓋緣不滿于現(xiàn)世，因托神異之境，以寫懷古之情也。所作戲曲，亦均如是。

第一次傳奇派運動，至千八百四年而衰歇，乃有第二次運動，起于Heidelberg（1806），以Ludwig Achim von Arnim與Clemens Brentano為渠率。時Jena戰(zhàn)后，那頗侖之勢日張，德人先亦自覺，愛國思想，浸及于文學，故傳奇之旨、雖無異于前，而國家觀念則頓熾。昔之寫中世異域者，今多以日耳曼為限，或言現(xiàn)代民間生活。Arnim等二人輯民謠集曰 Des Knaben Wunderhorn 。同時Grimm兄弟，亦纂童話集，至一八一二年刊行，為傳說集巨制也。

千八百八年Arnim等移居柏林，復(fù)興第三次運動，世稱柏林傳奇派。一時人士景附，不復(fù)限于一隅。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初為軍人，后棄而就學，又不自滿。目睹邦國離散而不能救，因大憂憤，所作曲有 Die Hermannsschlacht ，述Hermann游說Marbod，聯(lián)合諸酋，共拒羅馬。又小說 Michael Kohlhaas ，言正士受枉而不得直，乃至走險。皆假古代以言時事，諷示獨立。至一八一一年，感念身世，憤激彌甚遂自殺。Theodor K?rner（1791-1813）居維也納，以作劇得名。一八一三年從軍，死于Leipzig之戰(zhàn)。有詩集曰“琴與劍”（ Leyer und Schwert ）即軍中所作，多愛國之音也。

傳奇派詩人，以宣傳東方趣味著者，有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為東方語教授，譯述印度波斯支那亞剌伯希伯來諸國詩歌甚多。August von Platen繼之，唯Arnim一派之民謠，尤為盛行，詩人輩出。Joseph vonEichendorff（1788-1857）以善詠天物之美，述民間悲觀之情，著稱于世。又作小說曰“惰人傳抄”（ 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敘一歌人之行旅，實言情而非敘事，為抒情派小說佳制。Ludwig Uhland（1787-1862）生于Swabia，少讀民謠集，深受感化，其作亦以歌謠稱最。嘗自言詩當與民間生活有所系屬，非以表個人情意。凡詩之美者，皆本于民間習俗宗教。故其歌雖一人之作，而以表見共通之感情為職志。Wilhelm Müller（1794-1827）本靴工子，多作抒情詩，尤以民謠見稱。歌詠自然，頗如Eichendorff，至化身為圉牧農(nóng)夫，言其哀樂，乃尤為深摯，蓋似Uhland而更過之，又作《希臘人之歌》（ Lieder der Griechen ），贊美希臘，宣揚自由。則本其愛國思想，而推及異邦，亦可以見時代精神之一端者也。

Eichendorff等樂自然而慕古昔，雖或不滿于現(xiàn)世，然亦無所抗爭，至Heine與Lenau，乃又大異。Heinrich Heine（1797-1856）本猶太人，少時以愛戀失意，作詩曲多怨尤之辭，有Byron余風。一八二六年《詩集》（ Buch der Lieder ）及《旅行記事》（ Reisebilder ）出，始大得名，世以羅馬詩人Catullus相擬?！堵眯杏浭隆仿苑? Sentimental Journey ，指摘舊俗，笑罵并極佳妙。普奧諸邦，至禁其傳布。千八百三十年移居法國，而著作不輟，為少年日耳曼派領(lǐng)袖。Heine思想雖屬傳奇派，唯信人生進步，能至圓滿，頗似十八世紀哲人，故進取之氣頗盛。其悲哀之思，亦非本于悲觀，半由詩風感染，與神經(jīng)之疾使然。晚年遂以偏枯死焉。Lenau本名Nikolaus Niembsch（1802-1850），生于奧地利。少而懷疑，感種種不滿，展轉(zhuǎn)不得安止，乃假詩歌以表情思。博觀自然，又無一非衰落悲哀之象，故所喜詠者，多為深秋風物，如落葉，無聲之鳥，及諸垂亡之美，皆為最上詩材。十九紀前半，悲觀思想，充塞歐洲。革命不成，政治復(fù)古。神圣同盟以后，政教反動，復(fù)古而又加厲，人心趨于絕望。Schopenhauer派厭世哲學，遂風靡一世，而在危亡抑塞之國為尤甚。奧以Metternich政策，苦于苛暴，為日耳曼諸邦最，故影響之被及于文藝者，亦最著。Lenau實其代表，與意大利之Leopardi，并稱十九世紀厭世詩人也。

厭世思想，及于戲曲，于是有運命?。⊿chicksalsdrama）者出。Zacharias Werner（1776-1823）作《二月廿四》（ Der vierundzwanzigste Februar ），其創(chuàng)始者也，凡禍患相尋，報應(yīng)有定，不可幸逃之義，早見于希臘悲劇中，至是特重陳之。唯其義有偏至，或怵惕于時地之偶合，或過信報施之無爽，轉(zhuǎn)入迷信，故發(fā)達亦不盛。奧之劇家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初作 Die Ahnfrau 一劇，言先人失行，禍及苗裔，至滅門而后已，為運命劇中杰作。后復(fù)改途，取材希臘傳說為古劇，如《金羊毛》（ Das Goldene Vlies ）三部曲，雖間含運命說（Fatalism）之意，然已與前作異矣。

德國傳奇派小說作者，首有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1777-1843），喜中古武士故事及北歐傳說，多所撰述，為之流通，今有 Undine 一篇，尚傳誦于世。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6）本法人，移居德國，治植物學。作短歌，能得民謠精神。尤長小說，有 Peter Schlemihl ，亦言神異，而記述漸近自然，故較Fouqué為勝。且志怪之中，別有寄托，Peter賣影求富，周行諸地，乃適得種種苦難，蓋以諷日耳曼從Metternich之非計，可與Kleist之作相比也。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專以怪異恐怖之事為小說，人稱之曰Teufels Hoffmann，與英之Monk Lewis相類。歷史小說有Wilhelm Hauff（1802-1827）作 Lichtenstein ，亦無特采，第仿效Scott而已。

二六 又

德國傳奇派歷三十年而衰，有少年日耳曼派代之興起。少年日耳曼派者，初非文學流別，第為當時志士自相號召之辭，人心久苦屈抑，無所安住，及千八百三十年法國革命，乃感動謀改革，建立少年日耳曼，多假報章以布懷疑與破壞之聲。其旨蓋不外立民治，去神教，毀因襲之道德，而人自為說，未能統(tǒng)一，亦未成為黨社也。一八三五年，聯(lián)邦議會下令禁少年日耳曼派著作刊行，并舉Heine與Gutzkow等五人為同黨，并在禁列。于是文人多移居法國，言論如故，益為國人所注目，逾于未禁以前，而少年日耳曼派之名，亦自此而定也。

少年日耳曼派本以改革政俗為主，重在致用，文字特其宣傳之具，故趨勢與傳奇主義相背，不貴主觀，以益世利人為藝文識志，頗有影響于后世。所禁五人中，Wienbarg與Mundt非純粹文人。Heine初為傳奇派，至《旅行紀事》，已入于諷刺，去國后作如 Deutschland 等尤甚。Heinrich Laube（1806-1884）銳意灌輸法國文化，又致力于演劇，提倡社會劇最為有功。Karl Gutzkow（1811-1878）初作小說 Wally, die Zweifleri ，頗攻難宗教道德，世論囂然，又多作戲劇，自言Metternich抑塞言論，下毒于文藝之源泉，故作傾向?。═endenzdrama）以解之，所作小說，亦多含義旨，所謂傾向小說也。

少年日耳曼派之盛，不及二十年，而影響至大。政治之詩歌，每難發(fā)達，故Georg Herwegh所著《生者之歌》（ Gedichet eines Lebendigen ）以外，鮮可稱述。唯小說特興盛，大要可分兩派，皆起源于少年日耳曼派，一即傾向小說，言社會情狀與諸問題，出于Gutzkow。一為鄉(xiāng)村小說，Karl Leberecht Immermann著 Der Oberhof ，實其萌牙也。Friedrich Spielhagen（1829-1911）繼Gutzkow之后，作社會小說，寫當時人心之不安，頗能見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后情形，Gustav Freytag（1816-1895）反對少年日耳曼派之主張，唯其小說贊揚勞作，持上下調(diào)和之說，亦以宣傳主義為事，則又與Gutzkow等無異也。

傳奇主義本含有平民思想，故仿作民謠之風甚盛，及少年日耳曼派興，此趨向愈益顯著，復(fù)轉(zhuǎn)入小說，以描寫鄉(xiāng)民生活為事。Immermann后，瑞士牧師Jeremias Gotthelf作 Uli der Knecht ，于寫實中時雜教訓。Berthold Auerbach（1812-1882）居德國南方，有《黑林鄉(xiāng)談》（ Schwarzw?lder dorfgeschichten ）敘故鄉(xiāng)情景，最為杰出，唯亦間說哲理，頗有傾向小說之風。Gottfried Keller（1819-1890）亦瑞士人，以短篇名世，雖言理想，亦重觀察，故特稱勝。Fritz Reuter（1810-1874）少以國事處徒刑九年，既出獄，漂泊無所依止，為人家司田事，復(fù)轉(zhuǎn)而撰報章，以Mecklenburg方言作小品，甚得稱譽。因從事著作，有《田家》（ Ut mine Stromtid ）一卷最佳，唯用方言為文，論者然否紛紜，至今不能決。Klaus Groth著詩集曰“活水”（ Quickborn ），亦用下日耳曼語，此外更無繼起者矣。

Gutzkow作傾向劇，偏于論議，或類說法，故枯索不真。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力抗之，初仿Schiller作家庭悲劇 Maria Magdalene ，言少女為狂夫所誘，終于自殺，猶有當時悲觀之氣。其建立問題而不加解決，又頗似Ibsen。爾后撰作，多言個性與社會制度之沖突，為后世自然派劇之前驅(qū)也。

二七 意大利 西班牙

意大利傳奇派文學之興，多受德國影響。千七百八十年頃，Aurelio Bertola著《德國詩意》（ Idea della Poesia Alemanna ），介紹Goethe與Kleist等詩，世人亦不甚重。及Sta?l夫人《德國論》出，風行一時，意大利亦受其感化。一八一六年遂有雜志曰“意大利文庫”（ Biblioteca Italiana ）見于Milano，以提倡新文藝為事。奧政府雖橫暴，以其師法德國，遂允印行。Giovanni Berchet譯Bürger歌謠，附有論說，亦于是時出世。大略謂直率簡易，雅俗共喻，方是真詩。傳奇派詩求感興于本心，或求之自然與民間俗信，其目的則在表見現(xiàn)時之感情思想，故為生人之詩，與古典派死者之詩殊異。希臘古人歌本土之事，不言埃及，故在爾時，亦為傳奇派。Milton亦然，緣其詠基督教事，而不言異教。故意大利文學，亦應(yīng)廢棄古典，以中世為依歸云。此雖Berchet一人之言，實足為當時傳奇派之宣言也。一八一七年《意大利文庫》之主義忽中變，于是Silvio Pellico等別創(chuàng)報章曰“調(diào)人”（ Conciliatore ）以代之。意在播布知識，提倡文藝，并反對異族政府，時以英并印度等為喻。由是為奧之當局所忌，歲余輟刊。而傳奇思想漸益曼衍，名人又多助之，Manzoni其最著者也。

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本伯爵，唯生平不以自號。讀Berchet之論，推獎甚，至其《與人論傳奇主義書》（ Sul Romanticismo ），亦言古代神話當廢置不用，古典文學可資研究而不宜仿效，與Berchet之旨略同。唯未嘗仰慕中古，尤鄙薄神怪，亦不以美為最上。其所主張，則利用為的，真實為材，興趣為用，蓋雖向新派而亦不趨于端者也。所著詩曲小說甚多，一八二三年作歷史小說《約婚夫歸》（ I Promessi Sposi ）三卷，最有名。書仿Scott，記十七世紀初西班牙占有Milano時事。鄉(xiāng)女Lucia已字Lorenzo，貴人Don Rodrigo欲克期得之，戒牧師Don Abbondio勿為結(jié)婚，二人遂亡去。Manzoni自言，此書主旨在于任天。理力交爭，而理終勝。蓋其言任天，異于安命。人當確守正道，與患難抗，先自盡其所能，而后聽之于天。此虔敬之信，即Manzoni一生行事之本，與愛國思想，亦相表里。其取材于西班牙朝者，即諷示外族政治之惡，故其書影響流行皆甚廣。唯偏重史實，恒苦煩冗，又難與虛構(gòu)相調(diào)和，不能及Scott也。

Giacomo Leopardi（1798-1837）父為伯爵，少游惰，家遂中落。其夫人Antici持家政，一意欲興復(fù)舊業(yè)，歷三十年竟成，然務(wù)儉寡恩，至喜子女殤夭，以為可節(jié)教食之費。Leopardi幼慧有大志，而不得出，因日夕讀父藏書，冀以學成名，遂深通古文學。年十九，仿造希臘逸文，學者不能辨。然研究過勞，體乃益羸，終病佝僂，又苦拘系，欲亡去而不成，監(jiān)視益嚴，因是郁郁，遂厭人世，常見于詩文，以為人生止有苦趣，靈智之士，苦亦益大，蓋人生慰藉，實唯空虛，人有希望空想幻覺，乃得安住。如幻滅時，止見實在，即是悲苦。欲脫此苦，唯夢或死。如題古墓碑詩中所云，人唯不見日光，斯為最善也。自然生萬物，而復(fù)滅之，其視人類，不異蟻子?！杜钶铩罚ā癎inestra”）詩中云，初為生母，終為繼母，與Vigny意見相同。自然與魂問答，以三事命之曰，其生存，其偉大，其困苦，即其人生觀之精義也。悲觀思想，為傳奇時代所共有，在Leopardi特尤甚。蓋身世之感，有以使之然，非盡緣于哲理，故雖以世事為幻，而希求未絕。Raniero謂所慕有三，愛戀，光榮與祖國是也。Leopardi之厭世，與Manzoni之任天，并由際遇，而愛國之心亦無殊。Manzoni如Don Abbdondio，未能蹈危以赴義。Leopardi則由弱敗，入于絕望。唯《詠意大利》（“All’Italia”）諸詩，純?yōu)楦锩?，奧國政府謂其背道禍世，力禁流行，而不能絕。授吾甲與兵，吾愿獨戰(zhàn)死一解，最為世所知。其鼓厲人心，不下于Giuseppe Giusti（1809-1857）之政治諷刺詩也。

Manzoni后，傳奇派文學發(fā)達極盛，多為小說，雖仿效Scott派，別無特色，而在意大利則感化甚大。當時作者，本非以文藝為業(yè)，類皆愛國之士，有志未逮，故藉文字以宣傳意旨，Guerrazzi所謂不能戰(zhàn)斗乃作小說是也。Giuseppe Mazzini（1805-1872）致力于政治，亦提倡文學，以益世為旨，重思想而輕形式。美非藝術(shù)極則，其所尊尚，在能發(fā)表共通情思，以利益人生。故歷史小說獨盛，其效在敘古昔光榮，能起國人仰慕之心，自慚目前衰落，或如Manzoni假古事以言異政治，皆合于益世之義也。Tommaso Grossi與Massimo Azeglio均屬此派。d’Azeglio（1798-1866）為Manzoni女夫，以 Ettore Fieramosca 一書著名。Francesco Guerrazzi獨不仿Manzoni，自成一家。此他作者，更無可稱述。正如Flamin言，仰慕中古之風，不適于羅馬民族，傳奇文學不二十年而就衰矣。

Silvio Pellico（1789-1854）初作戲曲，以編 Conciliatore 為奧政府所忌。后入燒炭黨（Corbonaro）遂被捕，由死刑減為禁錮，十年后得釋。著《獄中記》（ Le mie Prigioni ），風行全國，與Manzoni之作并稱。Pellico本懷疑派，及經(jīng)歷憂患，信教甚篤。作書之旨，本以言宗教之慰安，唯敘述所歷諸苦，令人感憤，不直奧政府所為，于國事有大影響。論者謂此書一出，奧國之損，不下于敗績一次，非過言也。

西班牙與法國接境，故文學亦甚蒙法之影響。Angel de Saavedra（1791-1865）本貴族，以國事出亡，居英法，受Byron與Chateaubriand之化，始立傳奇派。Jose de Espronceda（1810-1842）性放曠，為自由而戰(zhàn)，大類Byron，其詩悲觀而含抗音，亦復(fù)相似。Jose Zorrilla與Manuel Tamayo等以戲曲稱。Gustavo Adolfo Bécquer（1836-1870）流轉(zhuǎn)困頓以沒，為詩每仿Heine，小說師Hoffmann，有《碧眼》（ Los Ojos Verdes ）一篇最有名。其他文人著作，與世界思潮有系屬者，別無可言。

二八 俄國

俄國十九世紀文學，始于Puschkin，而Zhukovskij為之先驅(qū)。Vasilij Zhukovskij（1783-1852）本貴家子，通西歐諸國文學。一八一六年與Puschkin等結(jié)社于彼得堡，播布傳奇派思想，未幾Zhukovskij被命為宮廷詩人，Puschkin又以筆禍竄邊地，社遂散。Zhukovskij雖亦自作詩，而翻譯之影響于當世者尤巨，如德之Bürger與Fouqué，英之Gray與Byron皆是。故Brandes以俄國傳奇文學之Columbus稱之。俄之情勢，頗異他國，故文學現(xiàn)象亦稍不同。專制之下民主思想既難長發(fā)，古學又湮沒，中世趣味，亦不能為世人所解。于是專尚主觀，斥棄舊章，自抒新意者，最所尊尚。故Byron著作，獨為俄人推重，當代大家如Puschkin及Lermontov，固皆奉Byronism者也。

Aleksandr Puschkin（1799-1837）以家風喜用法國語，故幼時已讀Rousseau等書，早歲有詩名。千八百二十年以作詩刺俄帝寵臣，獲罪，將流鮮卑，有耆宿數(shù)人解之，得免，謫居南方。后以行旅過高加索，深感自然之美，又始讀Byron詩，受其感化，因力仿之。詩中主人，多頹唐憂郁，輕于失望，易于奮迅，有厭世之風，而志又甚不固，蓋Byron式英雄，復(fù)不脫俄國氣質(zhì)者。其詩亦正如是，故雖云模擬，而仍自表其個性，不流于偽飾也。唯Byron天性桀驁，追慕自由，畢生不貳，Puschkin則外緣轉(zhuǎn)變，性格輒移。三十五年冬，十二月黨敗，獨以流謫在外得免，俄帝亦優(yōu)容之，召令給事宮中，作《大彼得史》，至三十七年，與法人D’Anthes de Heeckeren決斗，見殺。杰作有 Ievgeni Onjegin ，初仿 Don Juan ，歷八年始成，中經(jīng)變易，故先后歧異，可略見其為人。蓋Puschkin意向，不如Byron峻絕。昔之崇信，第由一時激越，迨放浪之生涯畢，則又返其本來，不能如Lermontov之堅執(zhí)而不舍也。Puschkin見諸友為爭自由，或囚或竄，而己獨無恙，則遁入斯拉夫愛國說以自慰解。多贊誦武功，以為國之榮光在是。Brandes謂其始慕自由，而終歸于獸性之愛國，定力不及Byron，唯描寫性格，才頗勝之耳。所作小說數(shù)篇，皆有特色，Gogolj之感情派寫實小說，即出于此者也。

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系出Learmonth氏，本蘇格闌人。少習陸軍，出為騎兵小校，喜Byron之詩，并慕其為人。又受Shelley之化，于人生善惡爭競諸事，多所興感，尊自由尤至。Puschkin死作詩哀之，吁天為之復(fù)仇，時俄帝方寵任D’Anthes，因罪Lermontov，流之高加索。四十年，與法國公使子決斗，復(fù)遣戍，是年作小說曰“當世之英雄”，有僚友Martynov疑其言涉己，請決斗，Lermontov遂見殺，年二十七。

Lermontov少時，甚慕Byron為人，至愿己之生涯，有以相肖，然又深受Shelley感化。故其悲觀，亦非盡緣絕望，實以孤憤而然。如勇猛者，懷崇高之望，而閱歷世事，所遇皆庸懦丑惡，不副所期，則緣生激怒，聊以獨行自快。故其抗斗，即以保人類尊嚴，不欲隨順流俗，與自棄作達者不同，蓋甚近Prometheus而與Don Juan遠矣。初仿民謠體作詩，有《商人Kalaschnikov之歌》，言與禁衛(wèi)軍官決斗，既復(fù)仇，遂愿就死，已多革命之音?！癕tsyri”一篇，意義尤溥博。Mtsyri者，本高加索四部童子，久居山寺，受長老教誨，而慕自由不已。一夕暴風雨，遂亡去，欲歸故鄉(xiāng)，迷林中不能出，數(shù)日后覓得之，以與豹斗受傷，竟殞。詩述其對長老之言曰，汝問我自由之時，何所為乎，爾時吾“生存”耳，使吾生無此三日，且將暗淡無歡，逾汝暮年耳。此即Lermontov自由之歌，合生命與自由為一，最足以見其深意者也。

Lermontov亦甚愛國，顧與Puschkin絕異。不以威武光榮為偉大，所眷念者，乃在鄉(xiāng)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愛及于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即以自由故，力與俄國抗者也。Lermontov曾自從軍，兩與其役，然終愛之。所作“Izmail Bey”一篇，即紀此事。又Valerik亦言二族戰(zhàn)事，至為精確，論者謂非身歷者不能道。末云，吾思人間擾擾，將欲何求。天宇清凈，盡多棲息之地，而人心之中，充滿恨意者何耶。其反對戰(zhàn)爭之意至明，與Puschkin之作詩頌克波闌者，相去遠甚。俄人Kropotkin稱之曰Humanist，得其實也。

《當世之英雄》（ Geroy Naschego Vremeni ）記高加索軍官Petchorin事。其人有才而無所施，乃蔑棄一切，獨行其是，以自滿足。初悅回部女Bela，劫至營中，己復(fù)棄去。后以事與僚友Gruschnitskij忤，Gruschnitskij恨之，請與決斗，反為所殺。Petchorin為人，與Onjegin略同，而描畫更精善。書出，世人頗疑即著者自況，Lermontov乃于第二版序中釋之曰，是中所言不為一人，實當世眾惡之畫像。蓋尼古拉一世時，農(nóng)奴之制未廢，上級社會，多極逸豫。又方厲行專制，貴介子弟，懷抱才智，不能于政治社會有所展施，因多轉(zhuǎn)入Petchorin一流，以自放逸。故《當世之英雄》一書，雖為小說，亦近實錄。至于描寫方法，多用寫實，已離傳奇派之習。及Gogolj繼起，而俄國小說愈益發(fā)達，然探求本始，固當推Lermontov為首出也。

同時詩人最著名者，有Aleksej Koltsov（1808-1842）。本農(nóng)人仿民謠作詩，善言農(nóng)民生活與其哀樂之情。論者以比英之Burns，而Nekrasov則Crabbe也。Nikolaj Nekrasov（1821-1877）詩多述民間困苦，一一如實，其志在救世，故不入于絕望之悲觀。有《赤鼻霜》一篇，述農(nóng)婦苦辛，終至凍死山林中，為諸作中最云。

二九 波闌

波闌文學盛于十九世紀，其先多被法國之化，未能自有表見。及傳奇主義興，趨向始變，師法英德，而Byron之力特大，蓋傳奇派思想，本從反抗之精神出。個性主義與平民傾向，即可推及于邦國民族，轉(zhuǎn)為愛國之思，故危亡之國，大抵受其影響，文學與政治，并見發(fā)展。波闌千八百三十年革命不成，Mickiewicz等復(fù)仇詩人，即出于此時，欲以文字振起國人，寄精誠于至文，感化之力甚深且廣，為前此未有。Jan de Holewinski稱之為波闌文學之黃金時代，蓋以此也。

Mickiewicz前，有Ukraine派詩人，紹述Kazimierz Brodzinski之說，立傳奇派基本。Antoni Malczewski（1793-1826）本貴胄，受法國教育，慕自由。嘗從那頗侖北征，逮事敗后，漫游列國，遇Byron于意大利，甚相得。Byron為賦 Mazeppa 一詩。Malczewski所作記事詩 Maria ，亦仿Byron詩風，而意獨深摯，言Waclaw悅Maria，逆父意納之，父怒，偽作和解，遣子從征韃靼，而使力士著面具溺女于城濠，蓋絕作也。Bohdan Zaleski（1802-1889）為詩，則純詠故鄉(xiāng)物色，頌美大野巨川，流連無已，又喜述哥薩克人憂患生涯。三十年變后，亡命居巴黎，至于沒世。Seweryn Goszczynski（1801-1876）本Kiev人，波闌大舉時，亦與其事，及敗，出亡法國。有 Kaniow 一詩，述十八世紀中哥薩克亂事，所敘兵燹之狀皆逼真，最為世人所稱。此三人者，皆生于Ukraine，以波闌文著作，而念念不忘故鄉(xiāng)，故稱之曰Ukraine派。其思想雖不一致，唯愛天物，重自由，言戀愛，皆出傳奇派。又以愛國精神貫通其間，則并同。凡諸詩人亦悉如是，是為波闌文學之一特色也。

Mickiewicz與Slowacki二人，皆以救國為職志，及獨立不成，乃由絕望而言報復(fù)，世謂之復(fù)仇詩人。Adam Mickiewicz（1795-1855）生長鄉(xiāng)曲，習聞民謠童話，甚好之。民謠多言中世時韃靼內(nèi)侵事，Mickiewicz感動，遂為愛國思想之根本。少時學于Wilno大學，有Tomasz Zan者，聯(lián)合學生結(jié)社曰愛德（Philaretia），以家國學術(shù)道德三者自勉，一八二二年為俄政府所禁，Mickiewicz被捕入獄十閱月，徙居俄國。經(jīng)苦里米亞至莫斯科，多見東方物色，成詩集一卷。為Puschkin所知，遂相友善。居俄五年，作長詩二篇。一曰 Grazyna ，言有Nowogradk王Litawor與外父忤，將引外兵攻之。其妻Grazyna潛命門卒勿納日耳曼使者，授兵怒而反攻，Grazyna殺破之，自亦中流彈死。此篇之意，蓋極端之愛國主義，謂茍以此最高目的故，則雖違命召禍，如Grazyna，亦無不可也。一曰 Konrad Wallenrod ，取材古昔，言有英雄以敗亡之余，謀復(fù)國仇，因偽降敵，漸為其長，得一舉報之。此蓋以Machiavelli之意，附諸Byron之英雄，故驟視之，亦第傳奇之作，檢文者弗喻其意，得印行。Mickiewicz名遂大起。未幾得請，漫游歐洲，作《死人祭》（ Dziady ）。波闌舊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垅上，以享死者。Mickiewicz少時曾詠其事，至是成第三卷，則轉(zhuǎn)而言人世。亡國之哀，橫決而為報復(fù)。囚人賡歌，愿治礦得鐵為斧，種麻绹索，娶回部女子生一刺客，以報俄帝。又成 Pan Tadeus 一詩，記波闌古事，自寓愛國之忱，與意大利文人之作歷史小說，意正相等。晚年懷鄉(xiāng)至切，欲歸波闌，而俄政府卒不許，乃留巴黎，為大學教授。George Sand極推重之，比之Goethe與Byron。后往君士但丁堡，將招義兵，圖再舉，事垂成而病卒。國人為之歸葬波闌，與Kosciuszko墓相近，從其志也。

Juliusz Slowacki（1809-1843）少學律于Wilno大學，后改治文學。思想性情，頗似Byron，故著作亦相近。三十年革命敗后，遁居巴黎。作詩曲甚多，漸為世所知。有敘事詩 Lambro ，戲劇 Kordjan 最著名，皆含報復(fù)之意。三十五年去法國，作東方之游，經(jīng)希臘埃及敘利亞，閱二年始返。爾后所作，有散文詩“Anhelli”一章最佳，文既美妙，敘述鮮卑流人狀況，復(fù)極悱惻動人。Slowacki作，常述慘苦之事，與Mickiewicz相類，蓋并因身世之感使然，惟晚年受Towianski感化，轉(zhuǎn)入密宗（Mysticism）。《精神之君》（“Krol-Duch”）一曲，言精魂轉(zhuǎn)變，歷諸苦難，終勝諸惡，止于至善，已無前此激越之音矣。

Mickiewicz與Slowacki皆愛國而不能救，乃絕望而頌報復(fù)。凡危亡之國民，得用諸術(shù)，拯其祖國。即不能成，亦以與敵偕亡為快。故Grazyna雖背夫拒敵，不繆于義，Wallenrod亦然，若抗異族，雖用詐偽，不為非法。如 Alpujarras 一詩，其意愈顯。中敘西班牙人攻Granada急，城中大疫不能抗，亞剌伯王遂夜出，赴西班牙軍中，偽言乞降。西人方大悅，王忽仆地笑曰，吾疫作矣。蓋忍辱一行，而疫亦入敵軍矣。Slowacki為詩，時責國人行詐，而以詐術(shù)禍敵，則甚美之，如 Lambro 與 Kordjan 皆是。Lambro為希臘人，背教為盜，俾得自由以仇突厥。Kordjan者，波闌人，刺俄帝尼古拉一世者也。至《死人祭》中囚人Konrad歌云，吾欲報仇，天意如是固報，即不如是亦報。則復(fù)仇詩人之精意，盡見于此，無復(fù)余蘊矣。

Zygmunt Krasinski（1812-1859）與Mickiewicz等齊名，稱波闌三預(yù)言者，唯思想則與前二者迥異。Krasinski系出貴族，為人愷悌而惡亂。仰慕古昔，信崇宗教，如傳奇派文人常度。雖愛祖國，而不主強力，但欲以愛力感化，使人類皆相親善，各得自由幸福。以信望愛三者，為人生要義。著 Irydion 一曲，以諷國人，謂人世多禍患，唯易怨為愛，禍患乃去。立意高遠，而不切于情勢。故Brandes議之曰，Krasinski言復(fù)仇之非，而不知愛亦不可恃，羔羊雖柔和，豈能免于豺狼之齒。亦可謂善喻也。

Jozef Ignacy Kraszewski（1812-1886）人稱波闌之Scott，散文著作都六百卷，尤以歷史小說著名。其先波闌大抵讀法國流行小說，多無足取，至是此風漸衰。Kraszewski深通史學，又本其愛國之思，作為小說，甚足振發(fā)民氣，故大有功于本國，可與意大利之Manzoni，匈加利之Jokai Mor相比。其所以為重，蓋不盡在文藝矣。

三十 丹麥

北歐文學，自 Edda 發(fā)見而后，閱時五百余年，傳說（Saga）以外，無名世之作。至Ludvig Holberg（1684-1754）出，立丹麥近代文學之始基。所作喜劇，今猶傳誦之。十九世紀初，Steffens與Schack-Staffeldt游學德國，歸后著書，傳布傳奇派思想。Adam Oehlenschl?ger（1778-1856）應(yīng)之而起，作詩曲小說，多極精妙。特以《北地神祇詩》一篇著名，結(jié)集古代神話，會通成詠，稱未前有之作。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5）為Steffens中表兄弟，因承其說，致力于古伊思闌文學，仿Oehlenschl?ger作史詩。唯其杰作，則為民謠。自言愿如林中小鳥，以歌怡悅鄉(xiāng)人，倘得傳誦人口，小兒踏歌相和，或秋收時，鄉(xiāng)女束稻競唱，則吾詩之幸?？梢砸娖浔疽庖印?

Ludvig Adolph Bodtcher（1793-1874）與Grundtvig同稱丹麥四詩人之一，而思想行事迥異。Grundtvig為力行家，喜論爭說教，作詩多平民傾向。Bodtcher則為養(yǎng)生家，崇美享樂，優(yōu)游卒歲，未嘗以靈魂為念，有希臘詩人Anacreon之流風。家頗富，父歿，遷居羅馬，賞覽南方物色，以詩酒自娛，顧不多作，每作無不精妙。有《遇酒神》（ Modet med Bacchus ）長詩一篇，多含異教精神，是其絕作。與雕刻家Thorvaldsen友善，對門而居，及Thorvaldsen卒，以制作贈本國博物館，Bodtcher送至丹麥，亦留不復(fù)去。種花彈琵琶歌詩，以至沒世。

Frederik Paludan-Müller（1809-1876）深信宗教，以道德為人生根本義。少時嘗有所愛，而其人逝去，故思想傾于悲觀，以禁欲滅生為至善。有敘事詩 Adam Homo 及 Kalanus 二篇，反復(fù)申明此旨。初作《舞女》（ Danserinden ）等詩，多受Byron影響， Adam Homo 亦仿 Don Juan 而成，唯意更深切。Adam者實人類代表，具有聰明才知，而志氣薄弱，漸就變化，起自平民，以至卿相，名位益高，而德行亦益下。始終凡三變，始樸素，繼以奸惡求仕進，及為男爵執(zhí)政，則以愚鈍終也。Kalanus為印度婆羅門，初信亞力山大士梵天化身，因往從之，及目睹其飲酒狎妓，乃大憤悔，舉火自焚。亞力山大百計阻之無效，卒火化解脫。此篇之意，蓋示人性二元之沖突，以亞力山大與婆羅門為代表。同時S?ren Kierkegaard（1813-1855）作《或彼或此》（ Enten-Eller ）一書，亦言此理，為近世個人主義所從出，唯Paludan-Müller非理智而崇誠信，故靈究竟獲勝，而其贊美死滅之意，亦于此見之矣。

一八七四年，Paludan-Müller作詩曰“Adonis”，是其絕筆，厭世思想亦最著。Adonis為Aphrodite所愛，終亦厭倦，乃逃于幽冥，Persephone飲以忘川（Lethe）之水，令得永息。天地皆默，唯有星辰滿天，明月運行，漸沒于海而已。Brandes謂當冠以Peisithanatos之名，與Leopardi并稱愛死者。唯Leopardi作《愛與死》（“Amore e Morte”）一詩，尚以二者并舉，一予人以悅樂，一賜以安息。與PuludanMüller之以Asceticism為本者，又復(fù)殊異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十二歲喪父，其母浣衣以自給。十四歲獨行入都，漂泊無所托，有教授Collin者為請于官，以公費肄業(yè)，漸升轉(zhuǎn)入大學。初作小說曰“即興詩人”（ Improvisatoren ），敘意大利物色甚美，為世所稱。三十五年冬出《童話》（ Eventyr ，一卷，凡四篇，取民間傳說，加以融鑄，溫雅妍妙，為世希有，Andersen之名遂從此立。爾后每歲續(xù)出，至七十二年止，總可百五十種。詞句率簡易如小兒語，而文情宛轉(zhuǎn)，喜怒哀樂，皆能動人，狀物寫神，又各極其妙。Brandes嘗論之，謂其敘鵝鴨相語，使鵝鴨信能言談，殆必如是也。蓋Andersen天稟特異，以小兒之目審觀萬物，而記以詩人之筆，故美妙自然，可稱神品。今古文人，俱不能及，唯La Fontaine之《寓言詩》差近之。Charles Perrault著 Contes de ma Mere l’Oye ，則用常言直說口傳之故事，與Grimm兄弟輯集 Kinder-und Hausm?rchen 相類，非由自作，或以比Andersen，非確論也。

Andersen作童話，初仿德人Musaus，頗有藻飾，爾后轉(zhuǎn)入單純，乃自成一家。喜誦印度Bidpai所著寓言，至老不倦，每師法其意。有《無畫畫帖》（ Billedbog uden Billeder ）一卷，為千八百四十年作，記月自敘所見，凡三十三則。亦類童話，而特饒詩趣，復(fù)兼繪畫之美，為作中絕品。又自傳一卷曰 Mit Livs Eventyr ，坦白質(zhì)直，最足窺見本色，與Ronsseau及Cellini自敘，并為名世之作也。

三一 瑞典

瑞典文學自宗教改革以后，漸見興起，至傳奇時代而大盛。有Per Atterbom與Lars Hammarskjold等，創(chuàng)立雜志曰“啟明星”，提倡新派文學，以德國為師法，世因稱此派曰Phosphoristes。同時有峨斯會起于Uppsala，欲聯(lián)合同種為一族，刊雜志 Iduna 以宣傳之。Erik Gustaf Geijer為之主，詩歌而外，作《瑞典紀言》，表揚古代光榮，蓋亦受德國愛國思想之影響者也。

Esaias Tegner（1782-1846），父Lucasson本Tegnaby農(nóng)家子，力學，為牧師，易姓Tegnerus。蓋當時學籍以拉丁文記名，后遂因之稱Tegner氏。Esaias幼好讀Ossian詩，少長就學，得見希臘史詩及北歐傳說，日夕誦讀，其文學思想，即萌育于此時。后為大學教授，積功遷主教，而思想終含異教精神（Paganism），因亦無仰慕中古之意，與Phosphoristes一派不同。又亦關(guān)心世事，而不限于國族，故復(fù)與Geijer不同也。所著 Frithiofs Saga 一詩，自言仿Oehlenschl?ger作，取材伊思闌傳說，言情敘事皆極妙，其人生觀亦即寄其中，為瑞典獨一之名著。Frithiof出身微賤，愛王女Ingeborg，而王不許。中更患難，遇之Ringerike王所，王死，乃復(fù)得之。Brandes所謂始以抗爭，繼以信守，終如其志。唯所得非幸福，而為幸福之影，此實即人生之象征矣。Tegner居革命反動時，而信自由之心不稍變。然不趨極瑞，以為當止于調(diào)和，終劑于平，F(xiàn)rithiof與Ingeberg之復(fù)合，亦所以表此意也。

Frans Mikael Franzen（1772-1847）生于芬闌，為主教，與Tegner友善。作詩仿民謠，多詠自然及田家生活。Johan Ludvig Runeberg（1804-1877）繼起，亦以瑞典文敘芬闌民生情狀，多用寫實，不偏于理想。所作《獵鹿人》（“Elgskyttarne”）及“Hanna”諸詩，皆優(yōu)美之Idyll。又用俄國Bylina體，作“Nadeschda”。及芬闌Elias Lonnrot博士采集民謠，編為史詩 Kalevala 一部，Runeberg譯其首卷為瑞典文，甚得稱譽。唯其杰作，則為《旗手Stal故事》（ Fanrik Stals Sagner ），計二卷三十五章，假旗手之口，述俄瑞戰(zhàn)役舊聞，自將帥士卒之行事，以至孤兒村女之哀怨，巨細畢具，文情相生，因益佳勝。俄并芬闌時，Runeberg方五歲，親見其事，終身不忘，故于此時一罄其蘊。瑞典學會特制金章贈之，以非瑞典公民，不能選為會員也。同時有Fredrika Bremer（1802-1865）亦芬闌人，以小說名。言中流家庭情狀，亦因?qū)憣?，而多樂天思想，故為世所賞。其余芬闌文人如Paivarinta等，以本國文著作，茲不具言。

三二 諾威

諾威之有文學，始于一八一四年。其先與丹麥合國，如Holberg輩雖系出諾威，后世皆以丹麥詩人稱之。及五月十七日宣言獨立，文學同時興起。所謂五月十七日詩派（Syttendemai Poesi），盛極一時，多愛國之音，而失之稚弱，不足傳世。至Wergeland出，始漸臻美善。Henrik Arnold Wergeland（1808-1845）亦多作政治詩歌，思想傾向民主，文辭奔放，不循則例，大行于民間。晚年作《花卉畫》（ Jan van Huysums Blomsterstykke ），以眾花擬人，各表其希求，善能和政治思想于詩歌之中，Shelley以外，無與倫比。又有《猶太人》（“Joden”），《猶太女》（“Jodinden”）二詩，皆為無告者告哀，其后諾威遂廢猶太人入國之禁。J.S.Welhaven（1807-1873）言文學政治，不主急進，故不滿Wergeland一流。有詩曰“諾威之征光”（ Norges Daemering ），自述理想，力戒偏激。一時爭議紛紜，而諾威文學亦以是得趨中道，彌復(fù)發(fā)達。Welhaven詩重義法而少神思，故不及Wergeland，唯長于評論，指導(dǎo)文學趨向，為甚有功也。

政治詩歌漸衰，國民文學，于是繼起。Andreas Munch介其間，兩無所屬。所作詩歌小說，亦平凡鮮可稱道。唯離政事而言人情，足為過渡時期代表耳，又作曲數(shù)種，有 Salomon de Caus 一篇，言其人始知蒸氣之力，世人以為妄，禁之狂人院中。文不能佳，而諾威戲曲，此實其首出，為Henrik Ibsen之前驅(qū)也。

諾威國民文學，至Bjornson之農(nóng)民小說而達其極。Asbjornsen輯民間傳說，實開其先，蓋愛國思想，漸益深廣，文人率離去政事，轉(zhuǎn)言國民生活，于是輯錄民謠故事者遂盛。P.C.Asbjornsen本治動物學，游行國中，研究海物，并采輯故事，搜訪極勤。同時有Jorgen Moe博士，為主教，亦助之，遂成《諾威民間傳說集》（ Norske Folkeeventyr ），與Grimm兄弟之書齊名，影響于后世甚大。Moe亦自為詩，述田家生活，能得民謠精神。唯所作不多，Gosse比之紫花地丁，謂其細小而香艷獨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