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董仲舒與司馬遷——

干涉論與放任論董仲舒在對策里曾說：“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jié)?！薄洞呵锓甭丁酚小抖戎破罚ǖ诙撸?，即申說此意：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惫视兴e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圣者則于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yǎng)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他的理想的社會是一個重新封建的調均社會。他在《繁露》第二十七、八兩篇里略說這個理想。這社會是封建的，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坿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是等級分明的，凡有二十四等，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xiāng)黨有序。是有均田制度的，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本身與父母妻子為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此與《王制》的均田制度相同。他在別處又說：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漢書》二四）這也是《王制》的話。

但他也明白這個平均土田的制度是不容易恢復的了，所以他只主張實行兩個比較和緩的主張：一個是禁止官府貴族與人民爭利，一個是限民名田。他說：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yè)，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對策》三）故他主張：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yè)，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珒x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限民名田的主張不是徹底的均田，只是立一個私有田產的限制，每個私人名下的田產不得過這個法定的額數。董仲舒說當時貧富不均的情形是由于井田制度破壞之后田地成為私有財產，可以買賣，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哺蝗恕秤謱４芍苌搅种?，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更卒是在郡縣給役，一月而更換。正卒是給事于中都官。綜計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比那使民一歲不過三日的古制，要多三十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無田者耕地主之田，以十分之五給田主。）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以上說秦時狀況）。漢興，循而未改。（《漢書》二四）所以他提出限田之法：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這是他的“調均”政策的一種。均即是均平，即是均貧富。儒者也知道人的材力不平等，但他們總想用人力去使他們比較平等，總想用“度制”做到“調均”的社會。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看董生的朋友司馬遷的意見。司馬遷是受道家的自然無為主義的影響很深的，故他對于那貧富不均的社會，并不覺得奇怪，也不覺得有干涉的必要。在他的眼里，商人階級的起來，不過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他很平淡的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以下均引《史記》一二九《貨殖傳》。）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這不但是自然的現象，并且是很有益于社會的。社會國家都少不得商人，商人階級是供給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他說：夫山西饒材竹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錫連（鉛）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fā)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贝怂恼?，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司馬遷在這里把農工商虞（虞是經營山澤之利的，鹽鐵屬于此業(yè)）四個職業(yè)分的最清楚，“商而通之”一語更是明白指出商業(yè)的功用。同書里曾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這幾句簡單的話，使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發(fā)達是由于漢帝國初期的開放政策。政府盡管挫辱商人，不準商人乘車衣絲，但只要免除關市的苛捐雜稅，只要開放山澤之利，商業(yè)自然會發(fā)達的。商業(yè)的發(fā)達能使交易之物各得其所欲，這正是商人流通有無的大功用。

司馬遷的卓識能認清貧富不均是由于人的巧拙不齊，是自然的現象。他說：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說：無財作力，少有斗智，既饒爭時。又說：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此即所謂無財作力。）而富者必用奇勝。（此即所謂斗智爭時。）田農拙業(yè)，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yè)也，而桓發(fā)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yè)也，而張氏千萬。灑削（治刀劍），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羊胃，以末椒姜拌之，曬干作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y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這都是說工商致富都靠自己的能力智術，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勞而得的。他引白圭的話道：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故他贊白圭道：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這都是承認營利致富是智能的報酬，不是儻來之物。這是很替資本制度辯護的理論，在中國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太史公不像董仲舒那樣“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而偏愛高談天下經濟問題的人，他少年時便出門游歷，足跡遍于四方，故能有這種特殊的平恕的見解。他看不起那些迂腐儒生，無巖奇處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司馬遷既認那農工虞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故他不主張干涉的政策，不主張重農抑商的政策，也不主張均貧富的社會主義。他說：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妙）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種自然主義的放任政策是資本主義初發(fā)達時代的政治哲學。歐洲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大都傾向于這條路。但資本主義的社會自然產生貧富大不均平的現象，董生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馬（彘）之食”。這種現象也自然要引起社會改革家的注意與抗議，故干涉的政策，均貧富的理想，均田限田的計畫，都一一的起來。董生和太史公同時相熟，而兩人的主張根本不同如此。后來的儒家比較占勢力，而后來的道家學者又很少像司馬遷那樣周知社會經濟狀況的，故均貧富，抑并兼的均產主義漸漸成為中國的正統(tǒng)思想。師丹限田之制失敗之后，王莽還要下決心實行均田之制。王莽失敗了，后世儒者盡管罵王莽，而對于社會經濟，卻大都是王莽的信徒。試看班固的《貨殖傳》，材料全抄《史記》，而論斷完全不同了。我們試一比較這兩種《貨殖傳》，可以看思想的變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