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諸子并興是不是起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近代經學家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觀念大別有兩類：一類以為孔子有絕大的創(chuàng)作力，以前樸陋得很。江永、孔廣森和好些今文學家都頗這樣講；而極端例是康有為，幾乎以為孔子以前的東西都是孔子想像的話，諸子之說，皆創(chuàng)于晚周。一類以為至少西周的文化已經極高，孔子不過述而不作，周公原是大圣，諸子之說皆有很長的淵源，戴震等乾嘉間大師每如此想，而在后來代表這一說之極端者為章炳麟。假如我們不是在那里爭今古文的門戶，理當感覺到事情不能如此簡單。九流出于王官，晚周文明只等于周公制作之散失之一說，雖絕對不可通，然若西周春秋時代文化不高，孔老戰(zhàn)國諸子更無從憑藉以生其思想。我們現(xiàn)在關于西周的事知道的太不多了，直接的材料只有若干金文，間接的材料只有《詩》《書》兩部和些不相干的零碎，所以若想斷定西周時的文化有幾多高，在物質的方面還可盼望后來的考古學有大成功，在社會人文方面恐怕竟要絕望于天地之間了。但西周晚年以及春秋全世，若不是有很高的人文、很細的社會組織、很奢侈的朝廷、很繁豐的訓典，則直接春秋時代而生之諸子學說，如《論語》中之“人情”，《老子》中之“世故”，墨子之向衰敗的文化奮抗，莊子之把人間世看作無可奈何，皆若無所附麗。在春秋戰(zhàn)國間書中，無論是述說朝士典言的《國語》（《左傳》在內），或是記載個人思想的《論語》，或是把深刻的觀察合著沉郁的感情的《老子》五千言，都只能生在一個長久發(fā)達的文化之后，周密繁豐的人文之中。且以希臘為喻，希臘固是一個新民族，在他的盛時一切思想家并起，仿佛像是前無古人者。然近代東方學發(fā)達之后，希臘人文承受于東方及埃及之事件愈現(xiàn)愈多，其非無因而光大，在現(xiàn)在已全無可疑。東周時中國之四鄰無可向之藉文化者，則其先必有長期的背景，以醞釀這個東周的人文，更不能否認。只是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材料，不夠供給我們知道這個背景的詳細的就是了。然而以不知為不有，是談史學者極大的罪惡。

《論語》有“述而不作”的話，《莊子》稱述各家皆冠以“古之道述有在于是者”。這些話雖不可固信，然西周春秋總有些能為善言嘉訓，如史佚、周任，歷為后人所稱道者。

既把前一題疏答了，我們試猜春秋戰(zhàn)國間何以諸子并起之原因。既已書缺簡脫，則一切想像，無非求其為合理之設定而已。

一、春秋戰(zhàn)國間書寫的工具大有進步。在春秋時，只政府有力作文書者，到戰(zhàn)國初年，民間學者也可著書了。西周至東周初年文籍現(xiàn)在可見者，皆是官書?！吨軙贰堆拧贰俄灐凡槐卣f，即如《國風》及《小雅》若干篇，性質全是民間者，其著于簡篇當在春秋之世?！秶Z》乃由各國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無此力量?！墩撜Z》雖全是私家記錄，但所記不過一事之細，一論之目，稍經輾轉，即不可明了。禮之寧儉，喪寧戚，或至以為非君子之言，必當時著書還甚受物質的限制，否則著書不應簡括到專生誤會的地步。然而一到戰(zhàn)國中期，一切豐長的文辭都出來了，孟子的長篇大論、鄒衍的終始五德、莊子的危言日出、惠施的方術五車，若不是當時學者的富力變大，即是當時的書具變廉，或者兼之。這一層是戰(zhàn)國子家記言著書之必要的物質憑藉。

二、封建時代的統(tǒng)一固然不能統(tǒng)一得像郡縣時代的統(tǒng)一，然若王朝能成文化的中心，禮俗不失其支配的勢力，總能有一個正統(tǒng)的支配力，總不至于異說紛紜。周之本土既喪于戎，周之南國又亡于楚，一人春秋，周室只是亡國。所謂“尊天子”者，只是諸侯并爭不得其解決之遁詞，外族交逼不得不團結之口號。宋以亡國之余，在齊桓晉文間竟恢復其民族主義（見《商頌》），若《魯頌》之魯，也是儼然以正統(tǒng)自居的。二等的國家已這樣，若在齊楚之富、秦晉之強，其“內其國而外諸夏”，更不消說。政治無主，傳統(tǒng)不能支配，加上世變之紛繁，其必至于磨擦出好些思想來，本是自然的。思想本是由于精神的不安定而生，“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思想惡乎生？曰，生于不一。

三、春秋之世，保持傳統(tǒng)文化的中原國家大亂特亂，四邊幾個得勢的國家卻能大啟土宇。齊盡東海，晉滅諸狄，燕有遼東，以魯之不強也還在那里開淮泗，至于秦楚吳越之本是外國，不過受了中國文化，更不必說了。這個大開拓、大兼并的結果，第一，增加了全民的富力，蕃殖了全民的生產。第二，社會中的情形無論在經濟上或文化上都出來了好些新方面，更使得各國自新其新，各人自是其是。第三，春秋時代部落之獨立，經過這樣大的擴充及大兼并不能保持了，漸由一切互謂蠻夷、互謂戎狄的，混合成一個難得分別“此疆爾界”的文化，絕富于前代者。這自然是出產各種思想的肥土田。

四、因上一項所敘之擴充而國家社會的組織有變遷。部落式的封建國家進而為軍戎大國，則刑名之論當然產生。國家益大，諸侯益侈，好文好辯之侯王，如枚乘《七發(fā)》中對越之太子，自可“開第康莊，修大夫之列”，以養(yǎng)那些食飽飯、沒事干、專御人以口給的。于是惠施、公孫龍一派人可得養(yǎng)身而托命。且社會既大變，因社會之大變而生之深刻觀察可得豐衍，如《老子》。隨社會之大變而造之系統(tǒng)倫理，乃得流行，如墨家。大變大紊亂時，出產大思想大創(chuàng)作，因為平時看得不遠，亂時刺得真深。

綜括上四項：第一，著書之物質的憑藉增高了，古來文書仕官，學不下庶人，到戰(zhàn)國不然了。第二，傳統(tǒng)的宗主喪失了。第三，因擴充及混合，使得社會文化的方面多了。第四，因社會組織的改變，新思想的要求乃不可止了。歷傳的文獻只足為資，不能復為師，社會的文華既可以為用，復可以為戒。紛紜擾亂，而生磨擦之力；方面復繁，而促深澈之觀。方土之初交通，民族之初混合，人民經濟之初向另一面拓張，國家社會根本組織之初變動，皆形成一種新的壓力，這壓力便是逼出戰(zhàn)國諸子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