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報紙，在國際上最聞名的，大概要算《泰晤士報》 （“The Times”） 首屈一指了。這個報差不多有了一百五十年的歷史，講到它的奮斗史，卻也頗有趣味，并且令人想到天下成功的事情并非出于偶然的——其間都有若干困苦艱難的經(jīng)過，和對于這些困苦艱難的抗拒，戰(zhàn)斗，克服。

《泰晤士報》的創(chuàng)辦人名華爾德（John Walter），于一七八五年一月一日發(fā)行第一號。最初并沒有什么驚人的成績，因為沒有遇著盤根錯節(jié)，利器也無從表見。但是一七八八年的三月六日，機會到了，在這天的前一夜，下議院對于東印度公司問題作徹夜的辯論，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乃分成贊成和反對的兩派。當時辦新聞業(yè)的人都以為有些新聞報告就是了，遲些早些并不在乎，而《泰晤士報》卻能載上當天早晨七點鐘的國會新聞，辯論的內(nèi)容和分裂兩派的人數(shù)，載有四排之多，隨后兩天又接連勝過別報的消息，于是才引人注目。當時的報紙，依現(xiàn)在看來，大都是道地十足的“飯桶”，它們對于重要的國內(nèi)外新聞，很寫意地等候著“官報”，華爾德卻獨出心裁，逐漸在國內(nèi)外布置著自己的訪員，遇著重要的事故發(fā)生，他每能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預(yù)先派出才力可以勝任愉快的專員探取要聞。例如一七八九年七月的法國革命剛發(fā)生，他就預(yù)料事變的嚴重，預(yù)派有訪員用最迅速方法傳遞要聞，后來十月路易十四和皇后由凡爾賽移到巴黎，以及后來他們先后被殺的消息，英文報紙就只有《泰晤士報》第一家發(fā)表出來。有的重要消息竟比所謂“官報”早四十八小時收到，別的那些“飯桶”報紙當然落后了！

據(jù)說華爾德的重要特性是赴事的奮勇，決斷的敏捷，和意志的堅強。但他的報紙的力量漸增，他的苦頭也漸多，曾經(jīng)數(shù)次因嚴評權(quán)貴而被罰金或拘囚，有一次連嘗著十六個月的鐵窗風(fēng)味，身體雖受了損壞，但他出獄后還是照舊的干著。他六十三歲告老后，于一八○二年由他的幼子華爾德第二接下去。他雖是一個廿六歲的青年，但意志的堅強和膽量的壯勇，更勝于他的老子。因他的努力，因他的四十年的慘淡經(jīng)營，當時的《泰晤士報》被人稱為“英國最大的力量”，因為他不但努力于新聞方面的正確和迅速，同時并注意于社論的精警。當時的政府對于這個“新怪物”（“New monster”）非常的怕，屢次設(shè)法要“收買”，甚至在郵遞方面加以種種困難，但華爾德始終不屈，想盡種種方法抵抗困難。有人說他的這種始終不屈的奮斗，于今日的英國報界言論自由，有很大的影響。其實統(tǒng)治者的最笨拙的行為，莫過于想“收買”言論機關(guān)，他們不知道別的東西可“買”得來，言論機關(guān)是絕對無法“買”得來的，因為言論機關(guān)的命根在信用，“收買”就等于宣布它的信用的“死刑”，就等于替它鳴喪鐘！

替該報努力的人當然不止這兩個，以上不過略舉一二故事，以見該報已往奮斗史的一斑?，F(xiàn)在要略談該報現(xiàn)在的情形。關(guān)于所有權(quán)方面，簡單地說起來，除若干無力左右政策的小股東外，最大的是兩個股東，一為創(chuàng)辦人華爾德的玄孫愛德（Arthur Walter），一為亞斯德（John Jacob Astor）。英國人已把這個報當作一種“國寶”，規(guī)定好以后該報如須出售（即換老板），須獲得一個委員會的同意，這個委員會是由下面五個人所組成的：（1）英格蘭大理院院長，（2）牛津神學(xué)院院長，（3）皇家學(xué)會會長，（4）會計師公會會長，（5）英格蘭銀行總裁。

關(guān)于《泰晤士報》的特點，可分新聞和言論兩方面來說。該報每日普通出六大張，每張四大頁，合成二十四頁，而最重要的新聞和引人重視的社論（在美國通稱editorial，在英國卻通稱為leader）卻都在當中的一張，所以我們每天看《泰晤士報》，一到手就先翻到當中的一張。新聞的一欄稱為“帝國和國外”（“Imperial and Foreign”），下面便是一段一段的關(guān)于國內(nèi)外的電訊，每段電訊都另有標題。非遇有非常重大的政聞，大標題總不易見，不像《每日快報》或《每日傳知》那樣，天天有大標題，而且不止一個。最近在《每日快報》上，因美國電影女明星曼麗璧克馥（Mary Pickford）和男明星范朋克（Fairbanks）離婚，便用大標題和相片，占著大半頁的顯著地位，這在《泰晤士報》上是絕對碰不到的。平心而論，電影明星離婚是否值得那樣大吹大擂固成問題，像《泰晤士報》那樣死氣沉沉的編法卻也未敢恭維。不過它卻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要點，那便是它對于任何新聞不登則已，既登了出來，一定是比較的確實，尤其是關(guān)于政治的消息。它因此于無形中養(yǎng)成讀者對于它的這種信任心。我有幾次對英國朋友或在英國的中國朋友談起重要的政聞，他們往往要問是不是在《泰晤士報》上看見的，倘說不是，他們還覺有懷疑余地，倘說是，他們便覺得特別重視。不過依我看報的經(jīng)驗，“確實”是一事，有否成見卻另是一事。像《泰晤士報》對中日事件的新聞，多登些有利日本的新聞，多登些有害于中國的新聞，在分配中仍可含有厚彼薄此的作用。

關(guān)于言論一欄，在英報中《泰晤士報》的社論確有它特殊的風(fēng)格和精彩。每天大概都有四篇洋洋灑灑的長文章發(fā)表，在質(zhì)和量方面都為其他英報所不及。有人說章秋桐從前在英倫時，天天注意研究《泰晤士報》的社論，頗有心得，所以在他所主撰的曾經(jīng)風(fēng)行一時的《甲寅》月刊上，他的文章也頗有類似的風(fēng)格。講到“雍容雅度”的十足的“紳士”（“Gentleman”）腔調(diào)，確有類似之處。

《泰晤士報》在英報中確可算為“鐵中錚錚”者，不過在骨子里，對外仍是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對內(nèi)仍是維持資產(chǎn)階級勢力的立場，卻是很顯然的事實，所以我們研究該報，僅就技術(shù)方面著眼，講到政治立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廿二，十二，十九，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