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錯了人》異議

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殺錯了人》，覺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覺得有些還不免是憤激之談了，所以想提出幾句異議——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于是引為同調(diào)，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tǒng)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斗，從“國民公仆”變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于是殺，殺，殺。北京城里，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zhí)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jìn)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xiàn)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離，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

這事情，一轉(zhuǎn)眼竟已經(jīng)是二十年，現(xiàn)在二十來歲的青年，那時還在吸奶，時光是多么飛快呵。

但是，袁世凱自己要做皇帝，為什么留下他真正對頭的舊皇帝呢？這無須多議論，只要看現(xiàn)在的軍閥混戰(zhàn)就知道。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來，只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于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并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

臨末，對于“多殺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張，我也有一點異議，但因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為避免嫌疑起見，只將眼睛看著地面罷。

（四月十日。）

記得原稿在“客客氣氣的”之下，尚有“說不定在出洋的時候，還要大開歡送會”這類意思的句子，后被刪去了。

（四月十二日記。）

【備考】：

殺錯了人

曹聚仁

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本人在偽國已經(jīng)完成“專賣鴉片”和“統(tǒng)一幣制”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rèn)為無法整理，現(xiàn)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嘆息道：“愚嘗與東北人士論幣制紊亂之害，咸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剎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藶閲艘淮蟛「?！”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并不是沒有代價的：于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yīng)該有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tài)。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jìn)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鏟除掉；革命成功以后，舊勢力重復(fù)涌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quán)，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yè)，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xiàn)在。

這種反常狀態(tài)，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