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通常習用的意義說，帝國主義是開拓的政策，是征服落后的國家來構成帝國的政策。有些人以為這種政策不過是出于一種抽象的愿望，要看見國旗在更多的土地上飄揚著；有人看出這種政策并不只是出于這種抽象的愿望，認為還有某種經濟的理由。例如有的時候有人說，這種政策所以發(fā)生的理由是要尋覓市場，或是要爭取原料和糧食，或是要爭取本國過擠的人民可藉以得到出路的土地。

上面所說的這些經濟的理由，倘若不和更深刻的分析合并起來看，沒有一個能充分使人信服的。外國盡可以成為很好的市場（譯者按：這里外國是指獨立的外國；如僅僅為著市場，不一定要用帝國主義的開拓政策，侵略其他的國家，下面所提及的外國，也含有此意）；英國雖然有了廣大土地的帝國，仍有大部分的貿易是和外國來往的。原料和糧食的供給，也常能從外國或外國的屬地得到；其實外國經常有著賣不出的剩余，很迫切地要尋得購買的顧客。講到移民所需要的土地，殖民地的廣大面積并不適宜于任何歐洲人的移植；即使有適宜的土地，移植到那里的人民所能得到的生活，也不見得就優(yōu)于在某些外國所能得到的生活。這樣看來，法西斯主義者為著開拓政策的辯護，有時被和平主義者及其他的人不加思索地隨聲附和著，在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的根據。

第一個用卡爾理論對于近代的帝國主義加以分析，要推伊利奇。他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中有一個是資本的輸出，這和尋常商品的輸出有別；他并說明，這是由于資本主義本身發(fā)生了某些變化所造成的結果。因此，他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別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大規(guī)模的獨占已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發(fā)展起來了。

在工業(yè)的資本主義較早的時期，工廠、礦、和其他企業(yè)，都是很小規(guī)模的。一般地說來，這些都是為家族群或小群的合伙所有；當時要開辦一個工廠或開掘一個礦，所需要的比較小量的資本，在他們是能夠供給的。但是每一個新的技術的發(fā)展，都使更多的資本成為必要；同時在別一方面，工業(yè)產品的市場經常地擴大著，——犧牲手工業(yè)的生產，這種情形首先發(fā)生于英國，后來也發(fā)生于其他各國。于是工業(yè)的企業(yè)規(guī)模迅速地發(fā)展起來。由于鐵道、輪船、鐵，以及后來的鋼鐵的種種發(fā)明，于是工業(yè)也隨著更為發(fā)展，包括更大規(guī)模的企業(yè)。無論是什么工業(yè)，規(guī)模愈宏大的企業(yè)，經營起來也愈經濟，容易賺得更多的利潤，更迅速地擴充起來。許多較小的企業(yè)不能競爭，只得關門，或是被更有力的敵方所并吞。

這樣，有一個雙重的過程在經常地進行著：生產一天天更集中于較大的企業(yè)，而由少數最富的人對于生產的控制，其比例也在經常地增加著。

卡爾對于在他自己的時候已發(fā)生的這個過程，已經感覺到，已經叫人們要注意到技術集中之日漸增加（即生產集中于大的單位），其次要注意到資本的占有或控制也集中于更少數人的手里。他已看出，不可免的結果是獨占代替競爭，而這件事要使內在于資本主義中的一切困難都是更尖銳化。

本世紀開始的時候，在許多工業(yè)部門里所已達到的強度的獨占，已有經濟作家注意到（尤其是英國的霍布遜J. A.Hobson）。在上次世界大戰(zhàn)的期間，伊利奇（在他所著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里）曾把已經知道的關于獨占的種種事實，匯集起來研究；他不但注意到獨占之單純經濟的特點，并且注意到獨占之政治的和社會的特點。根據自從卡爾逝世以后所發(fā)展的新的形勢，伊利奇發(fā)揚光大了卡爾所達到的結論。伊利奇認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約在一九〇〇年就在發(fā)展中；他指出在這個階段有五個經濟的特點值得我們注意：

（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所發(fā)展到的程度，已構成獨占，在經濟的生活上發(fā)生重要的作用。

這已在每一個高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發(fā)生，尤其是在德國和美國。這個過程，自然是在繼續(xù)增高的速率中向前進行著。在英國，自從上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獨占已有了很大的擴充。例如倫敦轉運局和帝國化學工業(yè)公司一類的公司，每個公司都有近于或超過一萬萬鎊的資本，便是顯著的例子。（卡爾并不把倫敦轉運局或任何相類的所謂公共機關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它仍是私人資本家所有。這也只是獨占事業(yè)，有著巴立門的后盾罷了。）在每一個工業(yè)部門里，全部貿易的最大部分，都是由少數的大公司把持著，它們由于彼此訂立合同，決定售價，各應參加的部分等等，而彼此發(fā)生聯系，在實際上是實行聯合的獨占。

（2）銀行資本融合于工業(yè)資本，構成“金融資本”寡頭，在實際上統(tǒng)治著每一個國家。

這一點有略加說明的必要。在較早的時候，工業(yè)資本家是和銀行家有區(qū)別的；銀行家對于工業(yè)的經營沒有直接的利益，雖則他們自然可以借款給工業(yè)資本家，在利息的形式之下分享一部分的利潤。但是后來由于工業(yè)的發(fā)達和“股份公司”的廣大的設立，據有著銀行的人也開始在經營工業(yè)的公司中加入股份，同時更富的工業(yè)家也在銀行里加入股份。這樣一來，最富的資本家，無論他們開始的時候是銀行家或是工業(yè)家，都變成“銀行家·工業(yè)家”了（按即二者合并為一，有人把他叫做“金融資本家”）。這樣把資本主義的機能合并于一群之后，便很大地增加他們的勢力（在英國還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即大地主也融合到這一群里去）。由于這樣與工業(yè)的廠家發(fā)生聯系的銀行，和這樣的廠家合作，不但可以借款給它，而且借款給別個公司的時候，也要附有條件，要這些借款公司都要向它有關系的廠家訂貨，以及其他等等。這樣，“金融資本”群能夠很迅速地增加它的財富，增加它對于一個又一個的工業(yè)部門的獨占的控制；政府當局對于它的意見不得不特別尊重，那是不消說的了。

關于銀行和工業(yè)的融合，最好的例證是銀行的董事同時兼任其他廠家的董事，其數量一天天增加起來。自然，這并不是說銀行就占有了其他廠家；這里所要指出的要點是：在銀行界有勢力的人物，同時也是在工商界有勢力的人物，——就英國說，他們構成最富的一群，這群的資本滲透了全部分的英國資本主義。在一八七〇年，英國各銀行（后來成為“五大”）及英國銀行（Bank of England）的董事，同時兼任了一五七其他廠家的董事職位；在一九一三年，他們同時兼任了三二九其他廠家的董事職位；在一九三九年，他們同時兼任了一一五〇其他廠家的董事職位。這些數字所包含的全部的力量更要擴大，倘若我們要想到一九三九年的上述數字中包括有倫敦轉運局和帝國化學工業(yè)公司一類的公司，這類公司本身就已并吞了很多較小的企業(yè)。

（3）資本的輸出，有別于商品的輸出，其重要性較前逐漸增加起來了。

在資本主義的較早時期，英國把紡織品和其他制造品輸出到其他國家里面去，以所得的收入購買當地的土產帶回來；這樣，在實際上是把英國的制造品去交換英國所需要的原料和糧食。但是在上世紀的下半葉，尤其是在上世紀的末了，金融資本家逐漸更為注意于資本的輸出，其目的不僅在貿易上的交換，卻在年年從這個輸出的資本上取得利息。這種資本的輸出，是借給外國的國家或外國的公司，或借給英國的屬地，作為鐵道、船塢、或礦的資金。不過這種資金的輸出，通常都附有如下的條件，即借款的方面所需要的材料等等須向銀行有關系的英國工業(yè)廠家訂購。這樣一來，金融資本好像有著兩翼，共同合作，彼此都從這里面得到很厚的利潤，同時排斥其他的競爭者參加這種生意。

（4）各國資本家建立國際獨占的聯合，分割世界，實行壟斷。

這種國際獨占的聯合，發(fā)生于鋼鐵、油、以及許多其他的工業(yè)；由各國的獨占群彼此商定，在全部分的外國貿易中，各人應分享怎樣的部分；往往彼此分配著特殊的市場，彼此同意于確定的價格。可是這種同意是有著它的限制的，以后我們還要另有解釋。

（5）列強對于世界土地的分割，在實際上已經完畢了。（在一八七六年，非洲之被并于歐洲列強，其百分比僅十一，到一九〇〇年已到九十了。）

這件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此以后，對于多少不能自衛(wèi)的國家之容易的并吞，不能再繼續(xù)進行了。最富的各國里的金融資本群，除非犧牲對方的利益，不能再開拓他們所控制的土地了，——這就是說，除非用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來重分世界，使戰(zhàn)勝國得到便宜。

關于這方面，伊利奇所指出的幾個特點里面，有一點在今日尤其有著特殊的興趣。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競爭于開拓土地，這件事在以前只是被人認為它的對象不過是殖民地的國家。伊利奇指出，這還不是主要的；這種競爭具有一般性，在適宜的情況之下，它的對象是要侵犯到歐洲的其他國家。今日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侵略狂，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這全部分析的正確性，已被過去廿五年的經驗所證實了。伊利奇根據這全部的分析，得到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不能免地要帶來更大的經濟恐慌，世界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在另一方面，為著反抗帝國主義者的剝削，必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被壓迫人民的叛亂。

資本集中于少數人的手里，這也是等于說，這少數人更得到控制國家機構的權力，使各國的政策與這些少數人的利益發(fā)生更密切的聯系。正是因為有著這個因素，所以在每一個國家里的金融資本群能夠用關稅、限制、和其他的國家計劃，最后甚至可用戰(zhàn)爭，來與外國的競爭者搏斗。

在這些敵對的各群中的沖突，為什么不能避免呢？他們?yōu)槭裁床荒軌蛴猛獾霓k法，來把世界瓜分呢？

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在各國里的獨占群同意于分割世界的市場。就抽象說，這似乎也許可以做到完全免除競爭，可以做到一種永久性的國際利益的融合。但是伊利奇卻提供事實，說明這種國際的同意是從來不會永久的。如在一九〇五年各國金融資本群要商定一種同意，那是要根據當時各群的生產力，例如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和美國的等等，來分配市場。但是不平衡的發(fā)展是資本發(fā)達的一個法則。上面所說的同意盡管成立，不到幾年，德國的一群，或美國的一群，或其他的群，它的生產卻增加了起來，于是這群便不能滿足于以前的分配辦法。它便要痛斥這個以前的同意，這個時候倘若其他各群不立刻屈伏，一個新的、更尖銳的奪取市場的斗爭又要開始了。在事實上，這是一切這類同意的命運；因為不平衡發(fā)展的法則不僅適用于特殊的工業(yè)群，而且適用于各國的全部資本，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經濟的同意只是好像各國金融資本群間的貿易戰(zhàn)爭之暫時的休戰(zhàn)。

從經濟戰(zhàn)本身是得不到解決的辦法的。于是各國的金融資本群，通過他們各該國的國家機構，建立關稅的障礙來對付他們的對方，對輸入實行限制的辦法，設法和其他國家訂立特惠的條約，拼命擴大他們可以實行獨占的土地范圍，——并且增加軍備，準備戰(zhàn)爭，在戰(zhàn)爭中如果得到勝利，他們至少暫時比對方處于優(yōu)越的地位。

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列強間的戰(zhàn)爭，是財富集中于各國金融資本群的手里所遺下的結果。在表面看來僅屬單純經濟的過程，——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卻直接引到可怖的社會災難的戰(zhàn)爭。而且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法則所產生的唯一的社會災難。生產力的極大的發(fā)達，加上敵對的獨占群因競爭而加緊的“合理化”，引到資本主義的一般的恐慌。除了或許在戰(zhàn)爭之外，生產力是從來沒有全部被用著。即使在高度的“繁榮”時期，仍有大量的機械和廣大面積的土地沒有被用著，仍有千百萬的工人失業(yè)。因為資本集聚在少數人的手里，達到了一個階段，使生產永遠向后退；私有的資本，在一個階段曾經幫助人類發(fā)展它的生產力，現在卻成了更前發(fā)展的障礙物。

還有更多的有害于社會的結果隨著來。在敵對的帝國主義各群間的競爭中，工人的狀況更惡化了。技術上的合理化，——應用節(jié)省勞力的機械，——更加強工作的速度。因為要擴充軍備及其他為著戰(zhàn)爭而做的準備，于是減少社會服務，或至少停止它的發(fā)展。失業(yè)和低業(yè)（按即大才小用），隨處都是。每次相對的繁榮（說是相對的，因為這時的生產只是比蕭條時期較高而已）過了之后，接上去的不能免的經濟恐慌，造成減少工資的機會。因此，階級斗爭更尖銳化了，勞工階級革命成為現實了。

但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還有另一個特點，伊利奇在他的分析中也曾經指出的。帝國主義國家里的獨占的各群，能夠由于剝削落后的人民，取得超平均的利潤。這件事有一部分是因為落后人民的生活程度低落，他們的生產方法還是原始的；有一部分是因為完全冷酷的統(tǒng)治者和資本家加強對于他們的可怖的待遇；還有一部分是因為機械工業(yè)的產品能以特別高的交換率，和手工業(yè)的產品交換。這里所指的不是貨幣，是指貨物。我們記得，任何產品的交換價值是受它的生產所包含的“平均的社會必要勞動”所決定的。例如用機械生產一碼的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假使以在英國的例子來說），也許只要用手機生產一碼的布所需要的時間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但是機械制造的布到了印度之后，它的一碼可與一碼印度布的價值交換；換句話說，它在印度所得交換的價值比它在英國的價值高得多。等于這個較高價值的印度原料或其他的印度產物，一被帶回英國售賣的時候，所得到的利潤，比這碼布在英國售賣出去所得到的利潤高得多了。即使退一步說，兩邊所用的機械是同樣的，不同水準的技術也要發(fā)生影響，結果還是可以得到額外的利潤。這種額外的利潤，自然適用于一切這類的交易，并不限于布的一物；因此，金融資本的各群發(fā)了很大的財。例如愛爾門（Ellerman）所賺的四千萬鎊和耶路（Yule）所賺的二千萬鎊一類的巨量的財富，大部分都是由這種額外利潤得來的。

由于剝削殖民地人民而得的這種額外利潤，就勞工運動方面說，有著它的特別重要性?？栐缫阎赋?，英國的資產階級首先把機械制造的產品向全世界各處售賣，他們加入這部門的工作是最早的，因此他們在已往能夠適應勞工階級改善狀況的要求，雖則只限于熟練工人的上層。這樣一來，英國的熟練工程師和棉業(yè)工人里面，有些部分得到比其他國家里的工人高得多的生活程度；而且由于這個事實，他們往往把他們的利益和資本家對于殖民地的剝削看作一件事情。伊利奇曾經指出，在每一個高度工業(yè)化的國家里，當它達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都發(fā)生了這種情形；站在相對有利地位的那幾部分工人，尤其是那幾部分工人的領袖們，往往變成“機會主義者”，——這就是說，只為著他們自己這幾部分的利益和資本家妥協，并不顧到全國工人大眾的生活狀況。在上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官辦的勞工運動隨處和帝國主義戰(zhàn)爭發(fā)生聯系（只有俄國是例外，那里的布爾塞維克仍然是卡爾主義者），便是這件事的證明。

這個“投機”的態(tài)度，——即把自己的利益和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看作一件事情，隨著來的是對于階級斗爭的拒絕，——是主要的根據，使在許多國家里的社會主義運動拋棄卡爾理論的觀點，并使官辦的勞工運動對于堅守卡爾理論觀點的政黨，采取仇視的態(tài)度。

在帝國主義階段，殖民地的解放斗爭也更堅決，更廣泛。殖民地國家的被征服，被資本主義所侵入，打破了生產的舊形式，毀壞了大多數人民所靠以生活的基礎。在帝國主義階段，由于要償付借款的利息和維持帝國主義統(tǒng)治的機構（文治的和軍事的），不得不征收苛稅，由此壓迫全部的人民。由于這個雙重壓迫的結果，——即對于土地的壓迫，并在資本主義一般恐慌的時期，強迫降低殖民地產品的價格，——貧窮和饑餓造成經常的農民斗爭的基礎。在城鎮(zhèn)里，工業(yè)的生產是在凄慘的狀況下進行著；勞工階級的組織遭受著種種的阻礙，在可能的地方甚至就干脆地被鏟除掉。中等階級，尤其是知識分子，也感覺到帝國主義統(tǒng)治的桎梏。于是爭取獨立的廣大運動便生長起來了。在每一個殖民地國家里，這同樣的過程也在進行著，雖則是在不同的狀況下進行著。

卡爾主義者認為這些斗爭都是資本主義剝削的不能免的結果，而且非到帝國主義者被推翻的時候，這些斗爭是不會停止的。所以卡爾主義者是要和殖民地人民聯合起來為著共同的主義而奮斗，來反抗他們的共同的敵人，即帝國主義國家里的金融資本群。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固然是到了最集中的、最有組織的程度，同時內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沖突也表面化了。在這個階段，隨著經濟恐慌與戰(zhàn)爭而俱來的是反抗帝國主義統(tǒng)治階級的暴烈的斗爭：這些斗爭達到最高潮時，是要推翻帝國主義統(tǒng)治階級，消滅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