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睆堦淘唬骸斑w沒之后，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曰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又十篇有錄無書說，亦見于《漢藝文志》。東漢人引《史記》，無與此相反者。衛(wèi)宏漢《舊儀注》云：“太史公作《暴帝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魏志·王肅傳》云：“帝（明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nèi)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材，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后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也。”按，衛(wèi)宏所記，每多虛妄（如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明帝之語，有類小說，固不可遽信，然必東漢魏人不見《景紀》，然后可作此說，否則縱好游談，亦安得無所附麗乎？子長沒后三百年中，十篇缺亡，一旦徐廣裴骃竟得之，在趙宋以后，刻板盛行，此例猶少，在漢魏之世，書由絹帛，藏多在官，亡逸更易，重見實難，三百年中一代宗師所不見，帝王中秘所不睹，而徐裴獨獲之于三百年后，無是理也。故十篇無書之說，實不可破，而張晏所舉，《景紀》外固無疑問，《景紀》之亡，則衛(wèi)說王傳皆證人也。今本十篇之續(xù)貂俱在，清儒多因而不信張晏說，即《史記志疑》之作者梁君，幾將《史記》全書三分之二認為改補矣，反獨以《景紀》《傅傳》為不亡，是其疏也。今試分述十篇續(xù)貂之原，以疏張晏之論。

《景紀》 《景紀》之亡，有《衛(wèi)書·王傳》為證，無可疑者。然梁君曰：“此紀之文，亦有詳于漢書者，如三年徙濟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廣川王為趙王，六年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薨，班書皆無之，則非取彼以補也。蓋此紀實未亡爾。”不知此類多過《漢書》之處，皆別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惠景間侯者表》中，記載偶有出入，然彼長此短，若更據(jù)《漢書》各表、各傳以校之，恐今本《史記》無一句之來歷不明也。補書有工拙，此書之補固工于禮樂諸書，然十篇之補不出一人，詎可以彼之拙，遂謂工者非補書耶？且張晏舉補者之名，僅及一紀一世家二傳，未云其他有補文，則此十篇今本非出于一手甚明矣。

《武紀》 此書全抄《封禪書》，題目亦與《自敘》不合。太史公未必及見世宗之卒，而稱其謚，此為其偽不待辯也。錢大昕《考異》云，“余謂少孫補史，皆取史公所缺，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甲以當乙者也，或魏晉以后，少孫補篇亦亡，鄉(xiāng)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shù)耳”。

《漢興以來將相年表》 梁云，“案，《表》云，孝景元年置司徒官，不知哀帝始改丞相為大司徒，光武去大乃稱司徒，孝景時安得有此官（此說自清官本始），又述事至孝成鴻嘉元年，殆自表其非材妄續(xù)耶”？按，梁說是也。此篇當是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記，參以《太史公自敘》，“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諸語敷衍而成者。其中竟有大事記，作表有此，本紀何為者？（又《國除削爵亡卒》，在他表均不倒文，在此篇獨倒，明其為后人所為也。）

《禮書》《樂書》 《禮書》抄自《荀子禮論》，《樂書》抄自樂記，篇前均有太史公曰一長段，容可疑此書僅存一敘，然《禮》《樂》兩書之敘，體裁既與《封禪》等書不合，且其中實無深義，皆摹仿太史公文以成之敷衍語。即如《樂書》之敘，開頭即是摹十二諸侯表敘語，然彼則可緣以得魯詩之遺，此則泛泛若無所謂。是此兩敘皆就《漢書·禮樂志》中之故實，摹子長之文意，而為之；今如將此兩篇與諸表之敘校，即見彼多深刻之言，存漢初年儒者之說，此則敷衍其詞，若無底然，亦無遺說存乎其中，更將此兩篇與《漢禮樂志》校，又宜見其取材所自也。

《兵書》 今本目中題律書，然就自敘所述之意論之，固為《兵書》也，今本乃竟專談律，又稱道“聞疑”，強引孫吳，以合自敘，愈見其不知類。此篇初論兵家，次論陰陽，末述律呂，雜亂無比。漢魏入《樂書》不存，惜不能就其所據(jù)之材料而校核之也。張晏稱之曰《兵書》，蓋及見舊本，《顏書》據(jù)今本《律書》駁之，不看自序文義，疏誤之甚。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之來源，褚先生自說之，其文云：“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而解說之?！?

乃今本《三王世家》竟有太史公曰一段，且謂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為此偽者真不通之至。子長著書之時，三王年少，無世可紀，無事可錄，故但取其策文，今乃曰其事無足采者，是真不知子長為何時人，三王當何年封矣（三王當元狩六年封）。

此篇“王夫人者”以下，不知又是何人所補，然此實是漢世掌故及傳說之混合，與禮樂諸書有意作偽者不同也。

《日者列傳》 此書之補，褚先生曰以下者，應(yīng)在先，司馬季主一長段，又就褚少孫所標之目，采合占家之游談，以足之者也。此篇中并引《老子》《莊子》于一處，而所謂莊子者不見今《莊子》書，意者此段之加，在晉初，彼時老莊已成一切清談所托，而向郭定本《莊子》猶未及行耶？

《龜策列傳》 此亦刺取雜占卜者之辭為之，“褚先生曰”以下，當是舊補（但直接“褚先生曰”數(shù)句頗疑割裂），其前一大段，及記宋之王事，又是敷衍成文，刺取傳說以成此篇未缺之形式者，應(yīng)為后來所補?！度照摺贰洱敳摺穬善脑~鄙陋，張晏、司馬貞俱言之。

《傅靳列傳》 此全抄《漢書》者，末敷衍毫無意義之替以實之。稍多于《漢書》處，為封爵，然此均見《史記》《漢書》諸表者。周傅高祖十二年以紲為蒯成侯，在擊陳豨前，然擊豨在十年，《漢書》不倒，抄者誤也。

綜上以觀，褚先生之補并非作偽，特欲足成子長之書，故所述者實是材料及事實之補充，且明題褚曰，以為識別。若此諸篇之“太史公曰……”者，乃實作偽之文，或非張晏所及見。補之與作偽不可不別也。褚補《史記》不只此數(shù)篇，然他處補者尚有子長原文，褚更足之，此數(shù)篇中有錄無書，故補文自成一篇，張晏遂但舉此也。故此十篇中有褚補者，有非褚補者，非褚補者乃若作偽然，或竟是晉人所為，蓋上不見于張晏，下得入于裴書耳。偽書頗有一種重要用處，即可據(jù)以校古書。有時近本以流傳而有訛謬，偽書所取尚保存舊面目者，據(jù)以互校，當有所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