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與視界

2025年9月13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民國史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北京市歷史學會主辦的“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與視界”學術工作坊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來自國內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二十多名參會者，圍繞中國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視界以及微觀議題展開深入交流，共同推動城市史研究的對話，反思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問題，探討城市史研究的未來發(fā)展路向。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王建偉教授首先介紹本次工作坊的緣起。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自2024年9月成立以來，致力于建設一個高水準的學術研究與現實轉化的北京城市史綜合平臺，使專業(yè)的北京史研究能被更廣泛地被社會各方面看見。同時，城市史研究需要更加開放與多元的視野，本次工作坊邀請了來自不同城市、不同學科與研究方向的學者，以期構建更加豐富立體的城市史研究圖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胡恒在致辭中闡述了中國城市史研究的樂觀前景。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為中國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核心驅動。從外部來看，中國城市化迅速發(fā)展引發(fā)了保護城市傳統歷史文化的需求，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廣闊空間。從內部來看，歷史學方法的創(chuàng)新、數字人文時代的來臨也要求城市史研究具有更為豐富的視野與關懷。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呼應這一需求，應以提升北京史研究的整體水平為主要目標，不斷提升服務北京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的能力。

本次工作坊共設置四場小組討論，共17篇論文報告依次進行。

城市史研究的理論方法與問題意識

高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關注北京學與首都學之間的關系，提出三點思考：第一，與古代首都學如長安學、洛陽學相比較，北京學難以找到明確的世界城市對照，如何能將首都比較與北京城市史研究相結合，定義作為首都的北京史在世界城市史上的地位？第二，北京史研究存在帝制時期與共和時期之間的張力，這影響對于北京史的理解。第三，通過對比古代的“長安—洛陽”雙城結構與近代以來“北京—上?！钡男码p城結構，在此基礎上更好地把握北京史，將北京史研究提升到古今對話的水平。

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指出以往的中國城市史研究側重政治史和社會史，而新文化史、微觀史下的城市史研究則出現碎片化的問題，通過知識分子視角研究中國城市史，能提供更為多元豐富的路徑。唐小兵回顧了中國現代城市的發(fā)展與知識分子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以北平、上海、天津三座城市為例，分析知識輸入、創(chuàng)造和傳播的三位一體及其與城市地理位置、政治經濟生態(tài)的關系，探究知識群體與城市氣質之間的相互影響。

張凱（浙江大學歷史學院）以革命與實踐、結構與認同、學人與學派等研究路徑為線索，回顧了近代杭州文化史研究的關鍵要素和成就，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識形態(tài)化、突破單向度思維，以多元視角闡釋近代杭州的革命群體與事件；揭示近代杭州文化現象背后深層次的社會關系和權力關系、結構與心態(tài)、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進一步認知近代精英與民眾、國家與社會的能動關系。運用整體視角綜合事件、結構、學理，積極拓展史料與理論范式，深入發(fā)掘近代杭州文化的歷史經驗與內在脈絡，為探索中國原理提供有效知識與思想資源。

徐濤（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總結了當下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幾點不足：古代城市史與近現代城市史割裂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城市史關注度不夠；缺乏自主的城市史研究理論；城市研究中歷史學的學科作用發(fā)揮不足，對其他學科的啟發(fā)較弱。他認為這些問題受到行政干預、學術成果焦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期望未來的城市史研究能夠更充分回應城市化本身的進程、回應中國城市史是否能產生自主體系知識的時代叩問。

城市空間理論與結構演變??

范瑛（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回顧了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空間轉向”過程和中國城市史研究中的空間研究，認為城市空間由城市史研究的對象逐漸演變?yōu)檠芯糠椒ǎ黄浦幵谟诮沂究臻g背后隱藏的共時性社會結構，跨越了多重學科視野的多重面向，這些多重面向始終處于相互碰撞、聯系緊密的動態(tài)過程。她以近代成都皇城、華西壩和少城公園的案例，展示了城市空間處處顯示出不同時代政治經濟變遷的痕跡，也形塑了社會的行為方式、意識模式、情感結構。李恭忠（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認為空間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可以分為“形”和“神”，對于空間的研究需要將空間里有形和無形的內容統合起來，分層次系統展現出來，這有待于各位學者的持續(xù)努力。

李揚（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探究了民國初年的北京，北洋集團、遜清小朝廷、革命派三方政治勢力利用空間與儀式宣示自身合法性與正統性的歷史。北洋集團通過改大清門為中華門、展示清帝退位詔書、閱兵與祭天等儀式，力圖宣示北洋政府獲得的政權來自清廷的“禪讓”而非革命派的努力；遜清朝廷仍具有一定影響力，溥儀仍居紫禁城支撐了北洋政府的正統性；革命派則對北洋勢力既妥協又抗爭，在各種儀式場合爭奪話語權，但儀式空間選擇和儀式造成的風波說明革命派的群眾基礎仍然薄弱。1924年孫中山北上、驅逐溥儀出宮標志著舊的政治儀式空間完全解體。王建偉認為，從城市空間角度對清帝遜位與民國肇建的問題進行了推進，把北京史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更具有對話意義的層面，能夠通過北京史展現中國歷史的脈絡。李在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認為，該研究將北京城市空間布局的研究從帝制時期延伸到了共和民國時期，關注到城市空間在新的時代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又保留了什么樣的元素。針對該研究中革命派的部分，他指出，1924年前革命派在北京的影響力并不高，孫中山北上后國、共兩黨聯手宣傳三民主義才使這一問題得到改變，他還認為不能忽視北洋集團從第一代到第二、三代，對于遜清朝廷態(tài)度的動態(tài)變化過程。

王長松（北京大學城市與環(huán)境學院）借鑒布迪厄的“場域”理論，采用空間分析法，運用GIS技術，分析處理民國北京寺廟登記數據和古地圖，展現民國北京廟宇的分布等物理空間秩序和慈善、辦學、辦公等社會空間秩序，指出民國北京廟市廟會延續(xù)了清代傳統并繼續(xù)發(fā)展，民國北京廟宇歷史轉型的過程體現了北京城市發(fā)展特有的延續(xù)性與包容性。李在全認為，運用的地理信息技術值得城市史學者學習，在寺廟的空間和規(guī)模大小問題上還可以進一步深挖。王建偉認為，研究展現了北京密集的寺廟分布以及這些寺廟與市民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

地方歷史與國家歷史的互動

李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探討城市與洋務之間的關系，她研究上海第一份雙語報紙《新報》，分析其辦報背景：由上海道臺馮焌光創(chuàng)辦、應對中英吳淞鐵路交涉的輿論被動局面、洋務派對新聞報紙的重視?！缎聢蟆肪哂兄杏㈦p語、重視上海地方事務、鼓吹洋務的特點，有助于了解上海開埠以后上海地方官員在辦理中外交涉、經營地方市政等問題上意識與舉措。唐小兵認為，研究要進一步厘清“雙語報紙”的概念，挖掘報紙中內容的形成、論證、報道過程，探究其背后的媒體關系、資金來源等動因，以解釋為什么《新報》與其他報刊相比更注重事實的報道。也要關注西人這一閱讀群體對于《新報》的感受、理解以及產生的影響。周東華認為，研究要更體現“沖突性”，對于吳淞鐵路交涉部分的內容要將當時的臺灣問題也加以考察。

丁乙（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通過研究1920-1924年間江蘇省教育會和北京政府交通部之間圍繞滬寧長途電話工程的交涉，展現央地糾葛與近代電信發(fā)展的困局。他指出，江蘇省教育會有效運用民族主義話語、輿論媒介、社會組織網絡，聯合各方勢力，塑造北京政府交通部的賣國形象。北京政府也利用江蘇省教育會的邏輯漏洞，與其據理力爭，堅持到底。這場圍繞國家主權、地方權利與經濟利益的權力斗爭，折射出弱勢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權力整合的結構性困境。評議人高波回顧了明清以來東南區(qū)域存在的“非中央”政治傳統，認為該研究反映了近十年來興起的強調東南區(qū)域主體性的學術思潮。他也指出，以“央地關系”這一西方概念形容北京政府交通部和江蘇省教育會有進一步考量的空間，“省”這一級政權能否代表地方的問題需要重新思考。他還對“民族主義的地方主義”提出疑問：江蘇省教育會運用全國性的民族主義話語達到地方利益的訴求，這種表達方式與它作為省一級單位之間的關系是什么？賀江楓（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認為，北京政府交通部與江蘇省教育會的沖突，實際反映了直系和交通系之間的競爭，背后是美日圍繞中國的利益爭奪，將沖突簡單歸因于民族主義不利于理解歷史的復雜性。士紳階層使用民族主義話語背后存在利益考量，如何運用民族主義話語達成利益的過程更值得研究。

李在全通過研究國民革命期間奔赴廣州的知識青年群體，揭示了他們存在“革命”和“革命之外”的多重面向，并以李默庵、張隱韜、徐向前、王凡西等知識青年的具體案例，分析他們對廣州這座“革命之城”感到幻滅之后的情感狀態(tài)及后續(xù)選擇。唐小兵認為，近代中國存在革命圣地轉移的現象，在研究“廣州”“上?！被颉把影病钡倪^程中，都會面臨革命年代下一般知識青年如何思考的問題，他好奇這種個案如何反映一般性的時代特質，他們的思考和行動形成的情感結構又如何影響政治，期待該研究后續(xù)能在個案之上提出一種一般性的解釋。周東華認為，知識青年對于一座城市的去留都很正常，更應關注到去留背后的原因，深挖“常態(tài)”中的“變態(tài)”現象。

徐濤關注城市與革命之間的關系，他對孫中山生平中的城市經驗進行探討，以孫中山港大演講、《建國方略》、《實業(yè)計劃》等為例，認為孫中山革命思想來自于城市經驗。他還回顧了學界對于辛亥革命與城市關系的研究，辛亥革命不僅奠基于城市，還反過來影響了中國城市化進程，這種影響甚至延續(xù)至今，各地的“中山路”、“中山公園”就是這種影響的見證。高波認為，以城市為角度，為孫中山思想的生成提出了一種新解釋。他以胡適與傅斯年談論孫中山“西方化”的故事為例，指出可以將城市與世界主義聯系起來思考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的生成過程。賀江楓認為，國民黨在1927年后統治基礎偏重城市，這與孫中山革命思想中的城市經驗有密切關系。

郭書愚（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以民初四川存古書局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存古書局古籍的典藏、刷印與流通情況，指出存古書局印售典籍均采用傳統雕版木刻，在保證印刷質量的同時降低成本，通過“普通”與“提高”并重的營銷策略，加之依托教學實體的多元化流通渠道，提升了大眾通過閱讀提升自身文化修養(yǎng)的可能性。民國四川國學館（院）乃至后來的四川大學，皆通過存古書局在動蕩時局中實現“以書養(yǎng)書、以書助學”的辦學愿景。體現存古書局對于促進文教事業(yè)和閱讀風氣，打造成都城市文化空間的作用。高波認為，文章在蜀學的脈絡展開，蜀學脈絡中感受不到傳統的壓迫感。他好奇，四川如何能在近代政治高度動蕩的同時保持文化連續(xù)性，這與四川的軍閥、士紳階層、區(qū)域文化之間有哪些關系？賀江楓認為，以存古書局作為切入口，將四川的文化史和消費史聯系起來考察，體現了研究者的宏大關懷。他還以1910年代四川本省軍閥與外省軍閥之間的關系為例，指出四川文化主體性的問題也可以從政治環(huán)境因素加以討論。

城市與抗戰(zhàn)

陳言（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以1937-1945年日本占領下的北京（北平）為研究對象，運用“華北交通寫真檔案”及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旗下《北支畫刊》《北支》、不動健治《北京與相機》、《北京景觀》《北京的展望》及北支寫真作家集團《大陸的風貌》等影像史料，認為日方通過系統性的寫真統制、對皇家園林/戰(zhàn)跡/女性/“知性場所”等主題的反復視覺呈現，刻意塑造了一個“和平”、“友好”、“文化深厚”的“新生北京”形象，以此淡化戰(zhàn)爭暴力，合法化殖民統治。同時，通過剖析“不許可寫真”與攝影師個體的矛盾實踐，揭示被遮蔽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與抵抗痕跡，并對比北京與“滿洲國”寫真在風格與敘事上的差異，反思殖民現代性的復雜面相。最終指出，這些影像既反映了殖民權力的三重特性：視覺表征、知識生產、情感動員，也是后世進行歷史批判與記憶反思的重要媒介。賀江楓通過廣泛收集資料，重審盧溝橋事變。

李在全肯定了兩位學者均使用了圖像史料、外文史料等不易見的史料，認為抗戰(zhàn)史研究中對于域外因素的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同時也提示研究者在使用日記、影像資料等史料時需謹慎甄別，要關注當時日本軍國主義體制下這些資料的生成機制。王建偉認為，兩篇報告形成了很好呼應，針對陳言的研究，他指出20世紀20年代后大量日本人聚集在北京，開了大量照相館，但這些影像資料中大多數是典雅、寧靜、莊重、和諧的形象，這些形象在陳言的研究中都被解構了，這樣的研究在紀念抗戰(zhàn)勝利的現實背景下更具有意義。王建偉還對女性為何回避拍照提出了疑問。對此，陳言表示該問題難有確切答案，但史料足以證明許多照片存在刻意擺拍的事實。

周東華（杭州師范大學歷史系）借鑒徐國琦教授“共有的歷史”這一概念，以淪陷前后杭州城市史為例，通過梳理海外檔案中30位在杭州的外僑的故事，展現了抗戰(zhàn)時期在杭州的外國人同中國人一道保衛(wèi)杭州城的共有歷史，以賡續(xù)民族國家記憶。評議人高波認為，抗戰(zhàn)記憶仍在進行時，挖掘抗戰(zhàn)共有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研究抗戰(zhàn)必須回到民族主義立場，但西方人保衛(wèi)杭州城的出發(fā)點與中國人保衛(wèi)國家的民族主義立場并不一定相同，他還對都市主義是否能被視為一種普遍主義或世界主義提出了疑問。賀江楓指出，近代列強在華大量存在利益，日本侵華也是打破西方列強主導的華盛頓體系的行為，西方對日政策與中國有共通，也有差異，中國和西方在抗戰(zhàn)上存在眾多“共有的歷史”。

城市史研究中浮現的小鎮(zhèn)與鄉(xiāng)村

本次工作坊重點討論了城市史研究如何跳出純粹的城市史視野的局限，將研究對象拓展至中小城鎮(zhèn)乃至邊疆地區(qū)，探索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徑。瞿駿（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重點探討了近代中國的城鄉(xiāng)關系問題，城鄉(xiāng)是理解中國革命問題的關鍵一環(huán)，革命話語“塑鄉(xiāng)”使城鄉(xiāng)的“多元一體”并進，中國的城鄉(xiāng)問題必須放在中國的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去考慮。具體到個案的城市史研究中，上海的革命者利用了城市“霓虹燈內”便利的制度性傳播媒介，但更有“霓虹燈外”的非城市地區(qū)乃至整個世界，他們力圖松動列強主導的世界體系。瞿駿還以王朔和老舍“京味小說”的差異、邊疆文明有無“博物館化”等議題為例，對本質的文明論和流動的文明論展開討論。王建偉指出，鄉(xiāng)村是城市的腹地，城市史研究不能將鄉(xiāng)村排除在外。城市革命在中共革命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過分強調“農村包圍城市”的話語與當時黨內的政治斗爭有關。針對王朔與老舍“京味小說”之間的差異，王建偉以北京阜成門東西兩側的城市景觀差異舉例，回應北京“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之間的不同。

李恭忠認為，城市史研究需要轉換視野，眼光向下，將更多的小城市、小城鎮(zhèn)納入研究視野，尋找歷史的多種可能。他以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qū)淡水墟為例，指出淡水墟具有江海聯動的優(yōu)越商業(yè)區(qū)位，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等級較低，這兩種因素引發(fā)了當地發(fā)家致富的客家人自我保護的需求，因此客家圍屋應運而生，分布廣泛。這種城市是自發(fā)生長的，從“市”到“屋”再到“城”，背后是地方、市場、民間、政治的相互作用。觀察淡水墟這類邊緣墟市的成長故事，有助于自下而上地思考中國城市史的一系列基本關系：城市與城池，民與官；市場與政府，地方與中央；內生動力與國際背景；大都市、城市群與小城鎮(zhèn)。

張臨希（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關注蒙古地區(qū)的城市發(fā)展進程，指出，蒙古地區(qū)有統一強大政權時期，促進城市體系發(fā)展；處在分散狀態(tài)時，城市體系退化。宗教、商市結合的城市體系形成比較像攤大餅型擴張，多是無墻之城；治所、宗教、商市結合的城市，往往在有墻之城外攤大餅；治所、商市結合的城市，城墻范圍較為穩(wěn)固，商業(yè)也不如有宗教的城市繁盛。清中期，歸化城以及周邊廳治，形成首位治所—衛(wèi)星城的模式，但模式沒有向蒙古其他地區(qū)擴展，蒙古東西部仍不平衡。直到清末這個規(guī)律被打破，單一的治所型城市急速建立，并附帶周邊形成衛(wèi)星城，逐漸在民國形成城市體系，如內蒙古東部的通遼就是典型例子。這種體系建立，有利于共和國建立之初，將蒙古地區(qū)實現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建設，工業(yè)化城市更徹底改變蒙古地區(qū)的城市形態(tài)，促進首位城市—衛(wèi)星城的城市體系發(fā)展。

周東華認為，從小地方、邊疆視角切入是對以往城市史研究方法的一種修正。然而，邊緣與中心的關系是相對的，會隨著具體位置和視角的改變而改變。他提出疑問，通過邊緣重構城市發(fā)展敘事能否超越施堅雅有關城市發(fā)展模式的論述？唐小兵認為，我們需要反思小城市、反思邊緣性，有利于我們了解中國邊疆地區(qū)的運作體系。他也提出疑問：蒙古邊疆地區(qū)的游牧民在進入城市定居的過程中，生活方式的改變如何影響他們的情感結構和文化表述？蒙古地區(qū)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有沒有形成像內地一樣的熟人社會。他還建議，有關宗教如何發(fā)揮聯結城市的樞紐的論述可以進一步展開。

本次工作坊在一個固定的主題之下涉及多個議題，節(jié)奏緊湊，氣氛熱烈，思想碰撞不斷，引發(fā)在場學子的感觸。城市史研究在議題上包羅萬象，問題意識延伸較廣。在工作坊的最后，在場三位同學們圍繞理論與史料如何平衡、城與人的關系、如何將不同區(qū)域的城市史串聯起來等問題深入闡發(fā)了自己的深入思考。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黃興濤教授對會議進行總結。他認為，與會學者研究領域多元、視角豐富，為城市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啟發(fā)。許多學者在深入挖掘城市具體問題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更為自覺的城市史研究意識。提交的報告充分展現了城市史研究的 多元維度與復雜層次 ，啟示我們需將城市置于 宏闊的歷史脈絡 、 動態(tài)的中外文明互動 ，以及 豐富的人類活動聯結 之中加以考察，由此才能把握其發(fā)展的深層邏輯。他衷心感謝各位學者對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的持續(xù)支持，并期盼未來能夠不斷推進此類高水平的學術交流。

本次“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與視界”學術工作坊，不僅展現出城市史研究的學術活力，更在方法論與理論視域上提出了未來的可能方向，不僅在于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更在于構建起一個跨學科、跨時段、跨區(qū)域的對話平臺，既呼應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現實關懷，也體現出從本土經驗中提煉理論話語的自覺意識，為構建具有中國自主的城市史研究知識體系提供了有益探索。未來，城市史研究可進一步拓寬史料邊界、加強比較視野、注重理論反思，在回應時代命題的同時，持續(xù)推動人文研究與城市發(fā)展的良性互動。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