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實現了資本的夢想：在生產周期中吸收盡可能多的時間原子

【編者按】

什么叫“靈魂在工作”？《靈魂在工作：從異化到自主》一書的作者認為，靈魂是人類存在的領域，涉及語言、創(chuàng)造力和情感，而在當下的數字時代，思維、語言和人類情感已成為資本剝削人們的核心領域，我們正處于一種工作的新異化……

本文摘自該書。

為了理解過去幾十年社會對勞動的看法經歷的轉變，以及這種轉變如何決定了工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對勞動的依賴狀況，我們既需要分析信息生產領域內欲望的投資，也需要分析勞動關系的形式。

數字轉型啟動了兩個不同但相互關聯的過程。第一個是將工作捕獲進網絡內，即通過數字基礎設施使不同勞動片段協調成獨特的信息和生產流程。第二個是將勞動過程分散到形式上自主，但實際上相互協調并最終相互依存的眾多生產島嶼中。如前所言，認知勞動表現為信息勞動，即通過數字技術實現的無數信息的無限重組。當合作意味著轉移、加工和解碼數字化信息時，很明顯網絡是其自然框架。

指揮的功能不再是一種位于工廠中的等級制強加，而是一種橫向的、非地域化的功能，滲透到勞動時間的每個片段中。

網絡通信的非等級制特性在整個社會勞動周期中變得占主導地位。這有助于將信息勞動表現為一種獨立的工作形式。但正如我們所見，這種獨立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虛構，掩蓋了一種新的、日漸增長的依賴形式，盡管不再是以前的形式等級制度（對生產行動的指揮是直接和自愿的）。這種新的依賴性在網絡的自動流動性中越來越明顯：我們的主觀（勞動）片段嚴密地相互依存，所有這些片段都是不同的，但在客觀上依賴于一個流動的過程，依賴于一系列自動化機制，這些機制既外在于又內在于勞動過程，調節(jié)著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生產片段。

無論是只執(zhí)行任務的工人，還是企業(yè)經理，都清楚地感覺到他們依賴于不能中斷、不能退后一步的持續(xù)流動，除非冒著邊緣化的風險。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不再由泰勒主義工廠典型的大小領導層級制度保證，而是納入流動中。手機可能是最好地說明了這種網絡依賴性的技術設備。即使在不工作時，大多數信息工作者也會一直開著手機。手機在組織勞動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而此時勞動者作為一種自我企業(yè)，形式上是自主的，但實際上是具有依賴性的。數字網絡是實現勞動的空間和時間全球化的領域。全球勞動是無數片段的無盡重組，這些片段生產、加工、分發(fā)和解碼各種類型的符號和信息單元。勞動是網狀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網絡激活了無盡的重組。手機是使這種重組成為可能的工具。每個信息工作者都有能力加工一個特定的符號片段，這個片段必須與無數其他符號片段相遇并匹配，以組成一個組合實體的框架，即信息商品或符號資本。

但為了使這種組合成為可能，一個單一的、無限靈活的（并且不斷地對符號資本的呼喚做出反應的）生產片段是不夠的：需要一個設備，能夠連接單個片段，不斷地協調和實時定位信息生產的片段。手機作為過去十年最重要的消費品，在大眾層面提供了這個功能。如果工業(yè)工人想通過在特定區(qū)域反復執(zhí)行生產動作來換取工資，他們必須每天在特定的地方度過八個小時。

產品的運動性是通過流水線實現的，而工人則必須在空間和時間上保持不動。相反，信息工作者不斷地在網絡空間的長度、寬度和深度中移動。他們移動是為了尋找符號，加工經驗，或者僅僅追隨他們人生的道路。但在每一個時刻和地方，他們都是可以聯系到的，可以被召回以執(zhí)行特定的生產功能，重新插入全球生產周期中。在某種意義上，手機實現了資本的夢想：在生產周期需要它的確切時刻，吸收盡可能多的時間原子。以此方式，工人把整天都獻給了資本，但只有網絡化的時間才收費。信息生產者可以被視為神經工作者。他們時刻做好準備，盡可能長時間地將他們的神經系統(tǒng)作為一個活躍的接收終端。一整天的生活都受制于符號激活，只在必要時才直接產生生產力。

但是，我們長期遭受認知的永久性電擊所帶來的持續(xù)壓力，這意味著怎樣的情感、心理和存在代價？

幸福不是科學的問題，而是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這才是處理這一問題的方式。

即使在公共話語中無法找到基于科學且連貫的關于幸福的論述，我們依然能看到建立在幸福的觀念上的完整交流。我們見證了碎片化和虛構的訴求在流傳，這些訴求很少是合理或連貫的，但仍然極其有效。在20世紀90年代，當生產過程變得非物質化時，主要的修辭都集中在幸福上：幸福不僅是可能的，而且?guī)缀跏菑娭菩缘?。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遵循某些行為規(guī)則和行為方式。

無論是極權主義政治話語，還是民主政治話語，都將幸福置于集體行動的視野中。極權主義實施強制性的行為程序，要求公民熱情接受，否則他們將被邊緣化和迫害：誰不快樂，誰就不愛國。

民主并不期望狂熱的集體認同。相反，從成熟的角度來看，我們將民主視為一種不懈的追求，旨在達成一種可能的共處之道，使個人能夠認同那些能夠帶來相對幸福感的個人行為和公共行為。

資本主義經常（毫無理由）地被描述為民主不可分割的伴侶（盡管我們知道它經常在遠離民主政權的陰影下繁生），但實際上它根本不寬容。因為它期望熱情參與普遍的競爭，然而在競爭中，如果沒有充分而令人信服地部署我們所有的能量，是不可能獲勝的。

極權主義政權，像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威權國家，以集體和同質化的幸福為名，剝奪了人民的自由，從而產生了無盡的悲傷。

但即使是自由經濟，隨著廣告話語以夸張但有說服力的方式表現對利潤和成功的崇拜，最終也產生了由不斷的競爭、失敗和罪惡感引起的不幸福。

在20世紀90年代，新經濟的理念聲稱，自由市場游戲為人類創(chuàng)造了最大的幸福。事實上，新經濟的一個效果是意識形態(tài)和廣告信息的同化，以及將廣告轉變?yōu)榻洕碚摵驼涡袆拥哪撤N范式。

眾所周知，廣告的話語基于創(chuàng)造虛構的幸福模式，并邀請消費者復制這些模式。廣告系統(tǒng)性地生產幻覺，因此也系統(tǒng)性地生產幻滅、競爭、失敗、欣快和抑郁。廣告的交流機制基于產生一種匱乏感，引誘人們成為消費者，以便感到滿足，最終獲得一直逃避我們的幸福。

《靈魂在工作：從異化到自主》，[意]弗朗科·“比弗”·貝拉爾迪著，李小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