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沃什的思想自傳中……發(fā)現(xiàn)“他們”

《歐洲故土》，[波蘭]切斯瓦夫·米沃什著，程一身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2023年8月版，78.00元

二十世紀波蘭偉大的詩人、學者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1911-2004）的《歐洲故土》（原書名Rodzinna Europa，1958）是“文學紀念碑”叢書新近推出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作者的自傳體文本。該書講述的是作者從童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波蘭及歐美各地的生活，但其主要內(nèi)容實際上是一部剖析個人成長與時代關系的思想自傳，其中融合了對“另一個歐洲”的歷史回顧、對時代政治與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之間關系的反思以及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深刻論述。個人的思想自傳、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社會史與政治史視角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考……所有這些也都建立在作為中東歐歷史文化的反思性自述的基礎之上，正如譯者所講的是一種“復調(diào)傳記”，是充滿了多聲部的時代反思之聲。

米沃什于1911年出生在立陶宛維爾諾（現(xiàn)維爾紐斯）附近的一個農(nóng)莊。曾在維爾諾的泰凡·巴托雷大學法律系學習，期間曾和朋友們創(chuàng)辦過文學刊物，出版了自己的詩集。1934年赴法國留學，1936年回國后在華沙波蘭電臺文學部任職，并出版第二部詩集《三個冬天》。1939年蘇德瓜分波蘭之后，米沃什在華沙加入左派抵抗組織，從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動。1943年米沃什因目擊華沙猶太區(qū)慘案而寫下著名詩篇《菲奧里廣場》。二戰(zhàn)結束后，米沃什在朋友幫助下被任命為波蘭駐美使館的文化專員。1950年他被任命為波蘭駐法國外交官，第二年他在“道德責任”的驅迫下從任上出走，向法國申請政治避難。1960年，米沃什移居美國，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語言文學系教授。這就是這本思想自傳的作者前半生的主要經(jīng)歷。最重要的是，書中寫了不少與他的思想發(fā)展關系密切的人物，如奧斯卡·米沃什、博萊斯瓦夫·米欣斯基（綽號“老虎”）等，實際上這本思想自傳是包含了他與“他們”的復合思想傳記，而且他與他們的思考、抉擇和行動同時也反映了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在時代政治風云中的共同境遇與思想。

因此，我閱讀之后的真實感覺是被深深地擊中了——在米沃什的思想自傳中發(fā)現(xiàn)“我們”——突然想起讀大學的時候，學院里流傳過一份某大學中文系辦的雜志就叫《我們》——這是該書給予我的最大沖擊與思考，而且來得非常及時。在輿情極端分裂之際，米沃什關于思想成長與搏斗的回憶會使“我們”撕開覆蓋在“思想”上的各種面具，是非對錯的真實性、復雜性及不可移易的底線一再呈現(xiàn)?？梢哉f，魏東主持的這座“文學紀念碑”同時也是“思想紀念碑”——這部米沃什的思想自傳就是他、“他們”以及“我們”的思想自傳。

應該承認的是，不僅“譯者總是以己之心度作者之意”（譯后記），我作為讀者在閱讀該書中也是如此。而且由于作者的語境與我的閱讀語境存在著既非常隔膜——對立陶宛公國的歷史與宗教等的隔膜，又極為貼合——作為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共同精神遭遇——的奇異反差，再加上米沃什在該書中的文字風格所傳達的思緒往往很復雜微妙，因此當我說在他的思想自傳中“發(fā)現(xiàn)”“我們”的時候，可能更多也是以己之心度作者之意，很難完全排除誤讀作者的可能。

目錄所列的全書十九個章節(jié)，可以看作是米沃什重返自己的思想發(fā)展軌跡的眾多視角。但這是一段艱難的思想回顧歷程?！翱v然解釋我是誰非常困難或痛苦，但我必須一試?！?“寫這本書的最初動機是讓歐洲人更了解歐洲?！保ㄐ蜓?，ii）“我在著手進行一次探索，一次深入我自己——然而不僅是我自己——的過去的心靈航行。”（iii） 但是“很明顯，完全坦率是不可能的，表面上越坦率，這個角色編造的成分就越大。聲稱真理不可抵達時，我們?nèi)隽酥e，因為我們排除了那些對我們不利的事情?！覀兏緹o力道破我們命運的所有詳情，這沒什么可恥的?！覀円庾R到思想和詞語在多大程度上與現(xiàn)實不相稱就夠了。然后就可能自覺地設定自己的界線?！保╲）今天當我們回首從四十五年前進入大學開始的思想歷程——剛好這是近日備受國內(nèi)知識界關注的話題——的時候，我們同樣“無力道破我們命運的所有詳情”，同時我們也會對在回憶文本中刻意突出自己的做法保持警惕，因為我們知道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背景上，把自己看成一種社會學現(xiàn)象。保留在記憶里的內(nèi)在經(jīng)驗屆時將會從一個人的環(huán)境經(jīng)歷的變化這個角度得到評價”（vi）。米沃什說得很對。

在米沃什關于“出生地”的思考中，有些問題是有獨特性的?！拔覀兂錾氐呐既恍阅馨盐覀兒驮趧e處所持的整體意見區(qū)分到什么程度，也許在這里值得注意?！保ǖ?頁）關注出生地與別處“整體意見”的區(qū)分程度，的確是一個很獨特的角度，在目前流行的所謂“在地性”研究中容易被忽視。關鍵的問題是，出生地作為一種由語言、文化習俗、歷史脈絡、意識形態(tài)傾向等因素鑄造的在地性質決定了思想中的異質性是否可能。放在我出生的“南蠻之地”經(jīng)驗中，就是“在地”與“別處”的不同，是一種另類的精神空間。在米沃什的“意見”區(qū)分中，德國神學家的意識形態(tài)灌輸?shù)氖桥c信仰和真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基督教傳教史詩，但是在米沃什看來他們帶來的是暴力、謊言和對人民的奴役，因此他要把同情獻給捍衛(wèi)自由、并且知道應如何捍衛(wèi)的在地“野蠻人”。于是，“敘述這些異教徒的英勇事跡、描述聽起來熟悉的名字的書落到我的同伴和我本人手中，在我們最初的反應正被塑形的年齡，它們一定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印記。這種閱讀的結果無疑是對裝扮成意識形態(tài)的暴力的一種本能厭惡，是對所有‘教化者’的辯護的一種懷疑態(tài)度”（第3-4頁）。這就是思想萌芽的真實源頭，是被偶然的出生地刻寫在思想史上的微觀文本，其底色起初是懷疑，以后是抵抗，即便僅僅是在思想上的。米沃什談到了在小伙伴們中間傳閱的書以及所留下的精神印記，在我們的記憶中則是手抄本與流行歌曲，因此在小伙伴們的心中很早就解構了“教化者”的道貌岸然。

米沃什在中學接受的是深受天主教影響的教育，由監(jiān)牧神父給的分數(shù)對學生的升級證書有決定性的影響。對于那些被懷疑有無政府主義或反叛傾向的學生，神父會提出很高的要求。米沃什與這位神父教師發(fā)生沖突是必然的，神父甚至會認為他的臉上有一種不禮貌的表情而要喊他離開教室?！叭绻虑橹灰浪?，他很可能把我從學校開除”（82頁）。幸虧的是，他在這里還遇上了拉丁語教師阿道夫·羅哲克，他和同事保護了米沃什。羅哲克從早年就吸收了大量拉丁語和希臘語以及關于經(jīng)典作品評論，是一個完全符合西塞羅的人文學科理想和后來關于人文主義定義的教師。他強調(diào)學生要學會對詞語的分析和賞鑒，讓學生明白文學作品是艱苦勞動的成果。作為眾所周知的社會主義者，他對人類理性、團隊合作和進步有樂觀的信心。他還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管理機構，使米沃什發(fā)現(xiàn)了被管理的民主的某些困難（76頁）。

米沃什置身于其中的“在地”包含了歷史與現(xiàn)實的復雜性，不是一幅色彩分明的圖像。比如內(nèi)部殖民的區(qū)域變化、專制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差異與合謀、身份政治認同與歷史記憶的沖突等等，使成長于其中的米沃什對于“善”與“惡”的真相有了更復雜的認知感受。在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統(tǒng)治下，虛構的身份背景成為有效的通行證，于是平等主義運動的領袖虛構家譜，以適合盛行的標準；貴族為了獲得政府職員的工作把他們的父母描述成農(nóng)民；關心職業(yè)生涯發(fā)展的青年人冒充工人的兒子；工人的兒子卻試圖掩蓋他父親曾活躍于工會的事實（14頁）。為了形塑“根正苗紅”而割裂歷史、埋葬事實，于是“全部世紀的所有遺跡只是一種大眾文摘。如今我們中沒有一個人對這種傳染有免疫力”（15頁）。

接下來的人生軌跡由此展開?！敖逃喈斢谶M入官僚體制的入場券，幾乎沒有例外，由于革命的劇變，官僚體制將擁有令人吃驚的地位?！保?8頁）這是米沃什對“讀書改變命運”的一種解讀。雖然當他“往水里扔石子和爬樹時，我就確定做個自由人”（同上），但是最后他還是要在體制內(nèi)面對他的上司，而且發(fā)現(xiàn)上司的意識形態(tài)在某一點上與自己竟然有一致性，比如對于金錢與貪婪的反感。這是研究知識分子左翼傾向的一個重要視角，正如米沃什說的，“談到金錢時，沒有什么比某一部分不能自衛(wèi)的知識分子更反資產(chǎn)階級的了”（29頁）。更復雜的是接下來他們對體制的立場和態(tài)度。雖然這部分文字的翻譯讀起來有點費勁，但是大體上可以理解的是，他們會懂得利用體制，追求名望與特權，利己主義的動機因其他傾向的存在而變得復雜（31頁）。這種人生軌跡成就了中歐、東歐知識分子中的那些“他們”，進入體制給他們帶來的只有好處。用米沃什的話來說，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對全能國家的忠誠和他自己的利益正好一致，那么何樂而不為呢？（同上）因此，“使知識分子成為‘機構’的合伙人很容易”（30頁）。不過所謂“合伙人”這個詞似乎只合適用于律所的老板們身上，知識分子即便在開始入伙的時候有過這種興奮的幻覺，即便是在米沃什的“機構”語境中，恐怕很快都會清醒過來。在我們看來，這張“入場券”和后來的人生軌跡也并不陌生，獨立的自由寫作市場無論如何有可能，總是難以抵擋加入有保障的、體面的工作的誘惑。其實，吃飯的地方在哪里還不是最具決定性的，吐出來的文字是什么樣的才是關鍵的問題。米沃什似乎也在提醒讀者，不要把道德沖動簡化為社會的決定因素。（31頁）

米沃什對于出現(xiàn)在圣喬治教堂的那些上流社會人物的譏諷很犀利：“他們有什么意義？他們?yōu)槭裁椿钪俊豁毧纯此麄兊馁u弄風情、他們的小詭計、他們的炫耀、他們彼此的好感、他們?yōu)榻疱X的奔忙：沒有這些東西，他們什么都不是。”（80頁）他對這些接受人們鞠躬同時展現(xiàn)微笑的上流人士感到極其厭惡。米沃什甚至會在想象中產(chǎn)生暴力的審美報復快感，面對香榭麗舍大道的奢華，他想到這個世界本應陷入懲罰的大火：“我安慰自己它當然會的。如果能把那些涂著潤發(fā)脂的女人從豪華轎車里拽出來，踢她們的屁股，并讓她們匍匐爬行，我就算為那些茍活在茅屋里的人報了仇（或許在正義的面具下只是為我自己）。架設機槍瞄準和平咖啡館，我也不會把它看成邪惡行為。盡管激烈反對右派極權主義，但我偏愛革命解決的情感從未付諸任何決斷的形式。例如，我夢想一種消除教條的左派專政，甚至夢想一種神權共產(chǎn)主義，就像耶穌會士十七世紀在巴拉圭組織的國家那樣?！保?84頁）偏激的夢想其實是對丑惡現(xiàn)實的一種精神解毒劑，是在審美想象中對正義的絕對擁抱。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米沃什與兩位朋友來到巴黎旅游。有一次，“端著一杯伏特加酒，站在蘇聯(lián)大使館招待會上，我見識了法國文學和藝術界的左派杰出人物是怎樣眾星捧月地圍在那位外交官身邊，抓住他的每個字眼，點頭贊同——像老師面前禮貌的小學生。權力這種有魔力的軟膏一定也涂抹到了我身上——個東方的新來者，長著非西方的寬闊臉龐，但我以此為恥”（170頁）。作者描述得很傳神，同樣的情景、笑臉、點頭我們也并不陌生，那種有魔力的權力軟膏也同樣涂抹著所有人，也總有人會同樣地深以為恥。同時，他對于慷慨陳詞地宣傳革命的知識分子也相當懷疑：“對被壓迫者的愛給他們提供了托詞，但他們在玩他們自己的游戲。從根本上說，更寬泛的理解（例如，對‘歷史進程’的理解）也是托詞。他們真正追求的是把別人推進客體的位置，為了把自己看成主體。”（80-81頁） 所謂“托詞”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話術，而“客體”與“主體”的區(qū)分暴露出那些話術的真實本質。

還有就是民族主義問題。米沃什對波蘭民族主義的警惕從中學時代就開始，他說“我對一切帶有‘民族’味道的東西的反感和對那些傳播這種信號的人的近乎生理上的厭惡，對我的命運影響很大?！保?5頁）“讀完中學時，我朦朧的政治觀只在一點上是完全確定的：我不能忍受波蘭的民族主義者。正是這種感覺常為我對童子軍以及后來對監(jiān)牧神父和其他權威的所有反抗提供一個出口?！保?00頁）書中對于波蘭的歷史與民族問題有很多論述，但是對于國內(nèi)一般讀者來說也許是不容易真正理解的。

書中有專門一節(jié)談作者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看起來同樣充滿了復雜性與自我反思。米沃什在大學期間被拉進了一個密謀團體，但是“密謀并不意味著革命”，也沒有因此被引導向馬克思主義。他們的活動只限于在某個成員的家里聚會，在一個本子上交流觀點，大家的共同意識只是反對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并且希望能夠改造環(huán)境。但是這些知識分子都沒有實際斗爭的經(jīng)驗，所謂的“密謀團體”實際上只是一種思想交流的小圈子。有意思的是，在對馬克思主義仍然缺乏認識的時候，“我們的成功源于我們提出的尖銳問題粉碎了傲慢的措辭。馬克思主義依然不可觸及，我們已用它的嘲諷作為一種方法”（115頁）。這聽起來有點像說他們正在被一種文體和修辭吸引進馬克思主義的大門。這種體驗對于我來說也并不陌生，最早閱讀一本馬克思經(jīng)典文本的最大感覺就是那種激動人心的修辭力量。米沃什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顯然不是在他的學生時代——說，“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可能因為它出現(xiàn)在一個無論從科學還是人文上世界已變得難以理解的時代”（116頁）。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帶有幫助人們認識難以被理解的時代和世界的使命，這是比較客觀的歷史表述，能夠闡釋左翼知識分子被吸引的部分原因。雖然在大學期間米沃什沒有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然而，我的‘馬克思主義者經(jīng)歷’——事實上非常復雜——對我是必要的，而且我很少能和那些沒有接受過它的人找到共同語言?！梢哉f，在我們世紀的前半期，考驗就是一個人的耳朵是否熟悉馬克思主義?！保?17頁）雖然“考驗”的說法有點言重了，但這也是無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我仍然認同的那種感覺——雖然問題復雜，但是有過投入思考的經(jīng)歷仍然是必要的、重要的。

在讀大學期間，米沃什面對的是兩極分化的政治撕裂：“右派變得越來越法西斯化，左派越來越斯大林化?！保?18頁）這話說得精準，直到今天放在西方許多大學仍然很接地氣。

在因政治態(tài)度、立場的不同而撕裂關系的現(xiàn)實面前，米沃什感到選擇站隊是困難的?！半S著我們的團體進一步趨于左派，我對它的態(tài)度越來越緘默不滿。但我不愿切斷與它的聯(lián)系，因為這會使我在具有法西斯傾向的右派面前無法自衛(wèi)?！谀Ч砗蜕顪Y之間左右為難，我反應很沖動，出于友誼的習慣，我從那些我視為密友的人中尋找一席之地——只是他們變得越來越不親密了?！保?20頁）但是，即便友誼的小船還沒有傾覆，難道還能維系下去嗎？米沃什看著他們在灌木叢中閱讀并評論所謂的經(jīng)典作品，臉上浮現(xiàn)出世故的假笑， 從一個眼神、一句話里可以感到等級制度已經(jīng)形成；他們唱著革命歌曲，“后來我才清楚那種甜膩的魔鬼崇拜氣氛是刻意營造的。我感到被遺忘、被背叛，絕望而悲傷一一但我認為別人也在心中的某個角落里哀悼真正的友誼，甚至是青春過早的結束，盡管他們擺出快樂的面孔，而且自己也不承認”（121頁）。“我”與“他們”漸行漸遠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遺忘與背叛本來就是政治辭典中的關鍵詞，而友誼與青春只屬于文學辭典。因此米沃什只能說：“懷著對圣奧古斯丁的喜愛，我在這里做什么？當思想和印象的縱情交流被進步與革命的確定事實取代時，我還能說什么？”（同上）

當朋友已經(jīng)拋棄了自己的過去，因功利目標而改變了信仰，對俄羅斯沒有任何反思，米沃什與他們的關系也隨之冷卻，他的不安也減輕了。但是，還有另外一些朋友讓他感到內(nèi)疚。當他更多沉浸在個人內(nèi)心的沉思生活之中，“像貓一樣在陽光下蜷縮著身子做夢”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問心無愧地接受這種生活方式，在一九三六年我的一群同事受到審判后，我的愧疚情結加深了；幾個負責人——羅伯斯庇爾也在其中——被監(jiān)禁一年或兩年。我被認為不值得坐在被告的長凳上，盡管我的記錄很糟糕。我的同學——且不論我們觀點的分歧——對我來說似乎是智慧、勇敢以及和這個國家愚蠢當權者的斗爭中自我犧牲能力的化身”（128頁）。他說的“被認為不值得坐在被告的長凳上”這句話頗有意味，令我馬上想起亞力山大·伊凡諾維奇·赫爾岑說過的一句話：“從大學的教室到倫敦印刷所……我們的整整一生都是盡力之所能實行青年時代的綱領。……懲罰抬高了我們的身份……?！保ā逗諣栣撐膶W》，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94頁）這似乎是對米沃什的回應。米沃什說的這種愧疚之情當然不難體會，只能盡可能做點事情來減輕一下這種心情的折磨。

比觀點分歧、友誼破裂更嚴重的是現(xiàn)實政治形勢的發(fā)展趨勢，在這方面米沃什對未來的預感是準確的。雖然他說“我并未宣稱我清晰地預見歐洲這部分將不得不面對的困境：不是希特勒勝利，就是斯大林勝利”，但是他敏銳地感覺到的未來分為兩邊：一邊是希特勒德國，另一邊是俄羅斯人，中間是注定要失敗的波蘭右派和難以成氣候的中間派。在現(xiàn)實中他深深感受到的是個體的無力感，最后不得不為新政權服務（122頁）。這樣的日子終于降臨：“一個人被卡在齒輪惡魔般的嚙合里……我的文學同代人到處走動，屈服于恐懼和徒勞。它越想為失敗辯解，就越感到痛苦，似乎在逃避責任。什么責任呢？出門上街朝那些每天使自己更接近災難的人呼喊嗎？”（123頁）

通過文學走向政治，這是許多大學生的“青春之歌”，米沃什也是這樣：“大學生活一開始我就發(fā)表詩歌和文章，由此我進入一個新環(huán)境，成為那個特殊的文學藝術共濟會的會員——它在每個國家都一樣，都是異見分子。我們持續(xù)觀察彼此的優(yōu)點……”（102頁）文學是培養(yǎng)異見分子的搖籃，這應該是二十世紀文學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章。熱愛文學的米沃什早就注意到“有大量文學作品以個人走向共產(chǎn)主義……為題材。只有血管里流著無產(chǎn)階級血液的人才能熱情地投身于階級斗爭，這種完全沒有根據(jù)的看法必須從一開始就被拋棄”（119頁）。雖然米沃什還沒有看過類似《青春之歌》這樣的小說，但是看來他也知道經(jīng)過改造之后的小資的血管里同樣可以流著無產(chǎn)階級的血液，甚至可以比工人更熱情地投身于階級斗爭。當那種屈服與徒勞的日子來臨之后，米沃什只能以詩歌和學業(yè)把自己封閉起來，但是社會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種種災難與不幸仍然刺痛了他，他寫下并且出版了社會抗議主題的詩歌集。然而他認為自己這些詩歌充其量只是屬于新聞報道，不是真正的藝術，寫作只是為了救贖自己（123頁）。但是他并沒有反對文學作為政治與歷史見證的功能，比如他談到密茨凱維奇的時候，說他對被奴役的人民的忍受與淡漠感到震驚，他對絕對君主制的憎惡與對其受害者俄羅斯人民的同情密切相連，他那本關于俄羅斯的詩歌小冊子是精煉文風的典范（133頁）。

米沃什對于自己的思想成長的復雜性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從中可以看到來自宗教、歷史、文學、政治、民族、家庭等等因素與一個年輕而敏感的心靈的復雜攪拌?！拔乙矐岩晌业乃枷氡任彝械母鼜碗s，更容易進行隱秘的諷刺。與監(jiān)牧神父長年的神學爭論使我養(yǎng)成了回避自我的喜好?！保?19頁）與神父的爭論更多是一種智力上的成長，在本質上他仍然是具有異端傾向的天主教徒。對于我們來說，要理解這一點是比較不容易的，尤其是當米沃什說在他的記憶里承載了整個教會史，舉的例子是召開尼西亞公會議（一次世界性主教會議）的公元325年對他而言不是一個抽象的年代。因此他說“對于通常相當膚淺的進步的無神論者的爭論，我就像棋手藐視紙牌一樣不為所動”（同上）。幸虧在我們的記憶中，同樣有一些年份或日子永遠不會變得抽象，所承載的更是永遠無法忘記的歷史重負。那么，記憶對于鑄造思想究竟有多重要？他說關于他的家庭的記憶，就幾乎不讓他服從俄羅斯，可見記憶的力量。關鍵的是，那些重大的歷史記憶構成了米沃什終生堅守的政治立場的底線。米沃什在另外一部書里也說過，“人類是靠對自己的記憶而活的，即是說，活在歷史中?！保孜质病对姷囊娮C》，黃燦然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11年，160頁）

這就是注定要活在歷史中的思想自傳，也是“我們”必須“活在歷史中”的理由?！拔膶W紀念碑”就這樣成為一代人的閱讀紀念碑和思想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