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專業(yè)方向是兩宋史，本書卻歸入中國史學史的范疇；中國史學史也涵括宋代，但本書聚焦的卻是現(xiàn)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在時段上逸出了兩宋的畛界。我歷年寫的這類文章竟能出專書，純屬無心插柳之舉。
一
我進入大學已年屆而立，史學訓練近乎零起點，以史學為志業(yè)的意識卻已然萌生。大目標既定，總得框個范圍，因緣際會，經(jīng)過拿捏掂量，選擇了宋史。大三那年寫出首篇宋史論文，或可視為走上治史之路。本科畢業(yè)留校，進入宋史研究室，不久在職讀研究生，其后雖寫過其他斷代的論文，但治史大方向從未游移過。
對史學入門者而言，不斷提升專業(yè)素養(yǎng)至關重要。而中國古代史研究者的專業(yè)素養(yǎng)，內(nèi)涵似乎尤其寬泛，既有治史必備的地理、職官、年代、目錄四把鑰匙，也有文字、訓詁、?？?、辨?zhèn)蔚葰v史文獻的專門之學，還包括史學理論與研究方法。在史學理論方法上，聽過程應镠先生講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方法”研究生課程，但平日請謁侍談，不經(jīng)意間收獲的似乎更多，我有《治史三昧》自道啟悟。除此之外，我補了兩方面的短板。一是以“拿來主義”的眼光選讀當年風行的史學理論與社科新潮的海外譯著，二是認真研習中國現(xiàn)代史學大師的著作。這里只說后者。
中國傳統(tǒng)史學向現(xiàn)代史學的轉型，一般以20世紀初梁啟超刊發(fā)《新史學》為起點，但新史學范式的全面開創(chuàng)還要遲至五四運動前后。其后二三十年間，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陳垣、呂思勉、胡適、顧頡剛、陳寅恪、錢穆與郭沫若，史學大師紛至沓來，他們自撰杰作，獨創(chuàng)范式，分立門派，各領風騷。在史觀與史法上，盡管各有主張，甚至互相立異，但對中國現(xiàn)代史學都有創(chuàng)辟之功。就史觀與史法而言，他們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過外來學術與方法的沖擊與洗禮，一方面相當堅實地承襲了傳統(tǒng)學術與方法的熏陶與濡染；前一層面促成他們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史學，創(chuàng)立史學新范式；后一層面有助他們善于改造傳統(tǒng)史學，融入史學新范式。唯其如此，他們注重新舊范式之間的銜接與過渡，確保新創(chuàng)的史學范式能夠契合中國史學的特定對象與既有資料，以期真正體現(xiàn)中國特色，實現(xiàn)范式的成功轉型。就此而言，認真學習這些史學大師的典范之作，對初涉史學者就具有雙重的意義。
其一，大師們那些見地獨到的研究結論，對試圖把握中國歷史全局的后學而言，無疑豎起了一個不容或缺的參照系。即便他們具體而微的論題與觀點，與你研究的專題或斷代沒有直接的交集，仍能成為你研究時的支持意識，有助你以更宏闊的視野與更敏銳的識見去思考、去探究有關問題。宋史學界廣泛流傳“只學宋史，學不好宋史”之說，沒有必要考證究竟是哪位前輩大家首倡其法，毋寧相信他們都有過類似的告誡，其意無非強調(diào)宋史必須置于整個中國史的大視野中去審察與研究。我也是懷著這種認知，企望從史學大師的典范研究中努力領會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經(jīng)典詮釋。
其二，大師們在研究中獨運機杼的理論與方法，更為后來初學者提供了值得參考與借鑒的范本與樣板。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歷史學在史料處理、史實考據(jù)、史事分析與史著書寫上，兼具科學與藝術的雙重特性?；蛟S考慮到這種雙重性，年鑒學派大師馬克·布洛赫討論史學理論與方法的遺著取名《歷史學家的技藝》，意在凸顯歷史研究中技藝性的那一面。既然如此，史學從業(yè)者倘欲有效而速成地掌握這門技藝，首先應從大師最成功的典范之作入手，細致入微地觀摩、取經(jīng)乃至仿效，以期在治史技藝上博采眾長，自有會心。
出于以上認識，自上世紀80年代起，我有目的、分步驟地閱讀中國現(xiàn)代史學大師的著作。我曾自述讀書經(jīng)歷說：
研讀中國20世紀“新史學”的代表作，從中揣摩體會大師們的治學方法，也曾是我的自修課。記得入手最早的是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他這篇長序一氣呵成，堪稱興會淋漓，而我一氣讀完也幾乎手不釋卷，不僅心悅誠服其“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在史料檢討與史實解釋上也有感悟。其后，將梁啟超、陳寅恪、陳垣與呂思勉等諸家名作陸續(xù)請上書架，無不開卷有益，欣然有得。（《私人閱讀的兩個三十年》）
我也設想，“把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師，從揭橥‘新史學’的梁啟超開始，一個一個地把大師們的史學著作學習一遍，領悟他們的史學三昧，同時把他們的史學在百年大變局的互動中給以歷史的定位”（《學史帚稿·自序》）。這段自述表明，在閱讀大師時，我的興奮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每個史學大師自具特色的治史方法，二是在時世變局中關注大師及其史學的不同衍變。
其后十余年，在以宋史為主業(yè)的同時，我的大師閱讀計劃雖時斷時續(xù)，但從未中輟，有的選讀其代表作，有的通讀其全集。
1997年，在華東師范大學紀念呂思勉逝世四十周年研討會上，我提交了《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呂思勉與新史學》的論文，梳理了呂思勉的學術背景、史學思想與方法論，進而在新史學序列中對呂氏史學作了歷史的考察。這篇文章既是閱讀呂思勉著作的讀書報告，也是我涉略中國現(xiàn)代史家與史學的首次嘗試。這篇論文與其后的《不為乾嘉作殿軍——陳垣與新史學》與《陳寅恪史學方法論》，都是在通讀三位大師著作的基礎上，探討了他們的歷史觀與方法論?？?0世紀最后幾年的《世間已無陳寅恪》與《史壇南北二陳論》則更多審視了時代變局與史家學術的互動與糾葛，在大背景上則與當時的陳寅恪熱有某種關聯(lián)。以上幾篇論文收入2009年出版的《學史帚稿》，我在自序里表示，還想繼續(xù)學習其他大師的史學，分別寫成論文，以期“編一本關于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嬗變錄的專題論文集”。
然而，因各種原因，這一計劃至今終成虛愿。首先，從學界的史學史研究而言，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對現(xiàn)代史學大師的研究成果豐碩，佳著迭出，已少有余地讓我這樣的非主業(yè)研究者伸一伸腳。例如，史學大師顧頡剛關于古史辨說的主要著述，盡管早已讀過，但從未搦筆為文，二十多年過去，面對論述顧頡剛及其古史辨派的眾多史著，我曾有的體悟已不新鮮。直到古史辨說是否剿襲自日本學者的爭論重啟，才再次激發(fā)我的興趣，以《古史辨“剿襲”案的再辯讞》發(fā)了點聲音。
其次，從個人的研究旨趣來說，進入新世紀后，我更關切1949年以后的時代變局如何決定中國史家的命運，并怎樣干預他們的學術。在體式上，也不再拘泥于論文，而往往出之以歷史隨筆，以期爭取更多的讀者。在吳晗逝世四十周年、誕生一百周年之際，我寫了關于他的一組隨筆。在《學習與批判》出版四十周年時，我讓在此刊上登場亮相的海上三代文史學人再次浮出歷史的海平面。丁則良是我業(yè)師的摯友，在編輯《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時，我扼腕其英年早逝而幾被遺忘的命運，把他的平生遭遇從歷史深處打撈出來，對其史學的發(fā)軔與轉軌，也從時局大勢與史家抉擇的互動角度有所解釋。
與此同時，我對中國現(xiàn)代史家的研究，也不宜過度疏離自己的學術傳承與專業(yè)范圍。就師承而言，我入門宋史先受程應镠先生的影響，其后關注供職大學已故學者張家駒的宋史研究，先后編過《程應镠史學文存》與《張家駒史學文存》，并分別寫有專論作為代序。在宋史名家中，我由衷仰佩美籍學者劉子健的研究方法與學術創(chuàng)見，在其成名作《宋代中國的改革》引進中譯本之際，受托撰寫導讀，借此機緣力所能及地通讀了他的主要論著，既對其歷史觀與方法論有所探討，也再現(xiàn)了他的學術生涯與故國情懷。類似的名著導讀還有應命承乏的《嚴耕望與的〈治史三書〉》，不揣淺陋地以過來人的感悟向后來者略說一得之見。
在簡介諸篇成文背景后，再交代一下結集的思路。在新史學成立時期，呂思勉、陳垣、陳寅恪與顧頡剛都是卓有建樹的大師，他們的學術活動雖延續(xù)到1949年以后，但學術體系都始創(chuàng)于1949年以前，將有關他們的文章輯為前編，應該是順理成章的。論呂思勉文后附錄了《寫在〈呂思勉全集〉的邊上》，以史學隨筆的形式承續(xù)前文說了點新的感想，不妨視為對舊文的補充。輯為后編的論述對象有吳晗、丁則良、嚴耕望、劉子健，在學術地位上，諸家不能與前編的大師相提并論，除吳晗在1949年前已嶄露頭角，其他諸人的史學活動主要在1949年以后。緣于同一考量，《〈學習與批判〉的海上學人》論及1949年以后非常時期的非常學術生態(tài)，故也一并輯入?！秴顷先{(diào)》原為《吳晗四章》，但出版有規(guī)定，其第三章《那樁關于海瑞的公案》（原載2009年11月15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與第四章《吳晗式悲?。簭目卦V到被控訴》（原載2009年11月15日《南方都市報》）因故芟落，不得已遂將原為附錄的關于吳晗自傳書信的考證文章頂替上位，形成體式有失和諧的《吳晗三調(diào)》。從大背景來說，最后論程應镠與張家駒的兩篇也可輯入后編，但所論對象涉及筆者的師承，列為外編似更合理。
論吳晗與張家駒兩篇中的“三調(diào)”與“三題”原是各自獨立的歷史隨筆或考證，現(xiàn)裒集編為專題之文；論丁則良生平遭際一文，原來也是歷史隨筆，這次入集時增補新見史料，幾乎近于重寫。經(jīng)過分輯編排，統(tǒng)一體例，補齊注釋，訂正訛誤，才將粗頭亂服的諸文梳妝打扮成初具模樣的專著。付梓之際，難免敝帚自珍之心，卻存畫眉深淺之疑。
二
收入論集的各篇論文，撰作年代前后跨越25年，似乎很難說有一以貫之的總體規(guī)劃。但既經(jīng)結集，略加審視，發(fā)現(xiàn)仍有一條主線貫徹始終。這一主線正可用作書名：《學隨世轉：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顯而易見，書名所謂的“學”，專指作為人文學科之一的中國現(xiàn)代史學，誠如副題所示，也把從事史學研究的史家囊括在內(nèi)。而所謂“世”，一般指時代，說得具體點，也就是“時勢”；時勢既指時代的大勢，也指特定時段的政局突變。至于“轉”，涵義似更多義，諸如轉變、轉化、轉向、轉軌、轉型，這些不同的涵義也分別見諸本書所論的史家及其史學。在現(xiàn)代中國，不僅史學的軌跡隨時勢之變而各呈其態(tài)，不同史家在學術取向與命運浮沉上也都分別打上了世局丕變的時代印記，唯其如此，以“學隨世轉”作為概括與定論，應該再恰當不過的。
盡管在分論史家及其史學時，本書已多從時世變局著眼，但仍有必要對現(xiàn)代史學中“學隨世轉”的大問題再略作總體性回顧。
新史學范式的創(chuàng)立，在中國現(xiàn)代史學中堪稱頭等大事。學術史上新舊范式的嬗代，既有學科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但促成這種范式革命的時代大勢同樣至關重要。19世紀末，西方開啟了新一輪的史學范式轉型，1900年巴黎首次召開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或可視為西方史學現(xiàn)代化成功轉型的坐標。（參見張廣智《中國史學：在與世界史學互動中前行》，《近代以來中外史學交流史》下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8頁）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發(fā)軔，一般將梁啟超發(fā)表《新史學》作為起點，在年代上與西方史學似乎共時，但中國新史學在范式創(chuàng)立過程中，明顯受惠于西方（包括日本）現(xiàn)代史學的沾溉與熏染。梁啟超的新史學稗販經(jīng)日本中轉的西方史學理論，胡適從杜威實驗主義中抽取實證方法奉為其治學的不二法門，陳寅恪多年求學海外，海納百川地汲取現(xiàn)代西方的理論與方法，都是學界耳熟能詳?shù)?。即便沒有留學經(jīng)歷，呂思勉憑借外文原著與中文譯本借鑒西方社會科學的新理論與新方法，陳垣也以日譯本略窺西方史學方法論。而顧頡剛古史辨說是否剿襲的公案，也從另一側面說明，在現(xiàn)代史學轉型的中日互動中，中國已從輸出方轉為受納方的學術趨勢。
在中國新史學范式確立過程中，諸多史學大師掙脫傳統(tǒng)，放眼世界，走出國門，擁抱新知，不應忽視時代大勢的推波助瀾。其一，進入20世紀，不僅經(jīng)濟領域，即便文化與學術等領域，也都呈現(xiàn)全球化的大趨勢。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成立標志著歷史學領域里世界學術共同體的產(chǎn)生，中國史學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型，總體上是接軌于這一學術共同體的。其二，20世紀初葉，中國知識精英走向世界，已從政治性的官方派遣下移為自發(fā)性的民間留學，學成歸來的知識精英將世界最新的學科理論與方法帶回中國，對中國現(xiàn)代學科體系與規(guī)范有篳路藍縷的開辟之功，其中也包括新史學范式的開創(chuàng)。其三，這一時代大勢中，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居功至偉，經(jīng)歷啟蒙的知識精英們，無論是否留洋海外，都能以開放的心態(tài)反思傳統(tǒng)，接納新潮，有力推動了新史學范式的完型，他們也能秉持科學理性與民主寬容的認知兼容并包新史學的不同學派及其范式，從而在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中國史學迎來了大師迭出、流派紛呈的黃金時代。從世界大勢看，這一時段正是兩次大戰(zhàn)間的相對安定期，不少史學大家多趁其時負笈海外；從國內(nèi)政局看，這一時期也恰逢國家政權較少干涉文化學術的相對寬松期，新史學諸家便因時而起開宗立派。探究中國現(xiàn)代史學上這一因緣際會，灼然可見其背后內(nèi)外時勢的復合作用。
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干擾了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既有走勢，民族危亡的嚴酷局勢同樣影響乃至左右了中國史家及其史學研究。陳寅恪在抗戰(zhàn)南遷途中藏書筆記損失殆盡，不得不將治學范圍收縮至六朝隋唐史；其雙目也因戰(zhàn)亂而漸失明，家國劇變疊加個人不幸，反而開啟其人格心態(tài)史研究的新蹊徑。陳垣居留北平淪陷區(qū)，目睹外敵殘暴，漢奸助逆，同胞受難，山河破碎，遂以書齋為戰(zhàn)場，治史重心便從專重考證變?yōu)闈u趨實用，進而以《通鑒胡注表微》為代表作，提倡“有意義之史學”，登頂了勵耘史學的最高峰。即便呂思勉這樣一貫主張史學研究不宜預設成見的史家，著于抗戰(zhàn)中的《兩晉南北朝史》在論五胡時也隱隱激揚民族主義。當大后方苦撐抗戰(zhàn)危局之際，國民黨卻強化一黨專政，政權腐敗激起了民主運動的高漲，知識文化界頗有學者文人日漸左轉。就在這種時勢刺戟下，吳晗在政治上幡然轉向，學術上也自覺將史學論著作為反專制的投槍。丁則良將史學研究移至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立場，與抗戰(zhàn)勝利前后世界格局和國內(nèi)時勢同樣有割不斷的關系。
1949年的政權鼎革是現(xiàn)代中國翻天覆地的大變局，對史家及其史學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波。
面對政局的巨變，在存身立命之處上，史家首先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明確抉擇，這一選項將左右著史家的個人命運與學術走向。嚴耕望追隨原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臺灣，其學術之路雖起步于四十年代，但主要著述都完成在彼岸，成為中古史地研究的大家。劉子健在1948年赴美攻讀博士，隨著政權鼎革的塵埃落定，他選擇客居美國，歷經(jīng)異國的艱辛冷暖，憑借自身的材質(zhì)與努力，終于成為馳名國際的宋史巨擘。與劉子健相反，留英的丁則良在1950年放棄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一腔熱忱地毅然歸國，企盼以一己的學識貢獻于新誕生的政權。1949年初，左翼史家吳晗作為軍管會代表參與接管清華大學，先后出任清華歷史系主任與文學院長，在其后15年里成為活躍于大陸史學界的領軍人物。在政權嬗代的滄桑劇變前，這四位史家或能代表去、走、歸、留的四種類型，他們的命運與學術無形中構成結局各異的一組參照系，其是非得失發(fā)人深思。
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大陸，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從新史學流派之一而上升為史學主流。在這一意識形態(tài)大趨勢下，每個歷史學家都必須在學術上自我定位，表態(tài)從違。陳寅恪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的取舍留在大陸，他在政治上聲明“決不反對現(xiàn)在政權”，在學術上卻堅持“不宗奉馬列主義”，晚年以人格心態(tài)史學的范式撰述《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弘揚其素來恪守的“自由之思想”與“獨立之精神”。與陳寅恪這一史學界特例兩相對照的是陳垣，他在鼎革不久即表示“宜先讀馬列之書”，主張治學“當法韶山”，然而，其史學卻未呈現(xiàn)陳寅恪那樣晚年的輝煌。但類似陳垣那樣 “終隨革命崇今用”，才是史學界沛然莫之能御的主流。吳晗一方面諱言否認胡適史學對他的影響，一方面以研究海瑞與改寫《朱元璋傳》力圖呈上“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合格答卷。海外歸來的丁則良更是主動追隨主流史學，以其轉軌后的史學論著為新政權及其政治服務。盡管因人而異，意識形態(tài)的大形勢不能不對史家及其史學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
在上世紀50年代頻繁的政治運動中，反右派斗爭對學術文化界的波及面最大，歷史學界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在這種政治局勢下，吳晗以批判者的姿態(tài)主動投入了這場斗爭，羊城康樂園里的陳寅恪則冷眼審勢而洞若觀火。陳垣在運動高潮中“有事頗覺悶悶”（1957年9月9日劉乃和致柴德賡函，見《柴德賡來往書信集》，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257頁），緘默了四個月，終于在10月11日京津史學界大會上表明立場，“專就有關向達先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進行批判（《歷史科學工作者必須著重進行思想改造》，《陳垣全集》第22冊，第684-693頁，安徽大學出版社）。在這場運動中，我的業(yè)師程應镠先生終被打入另冊，剝奪研究權利達二十年之久。最不幸的是其摯友丁則良，他或許是這場運動中最早罹難的知名史學家，他的自沉固然有其個性因素，但時勢大背景無論如何也不應忽略的。
以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序幕，開始了那段史無前例的歲月，吳晗的宿命在其時已經(jīng)鑄定。作為一個史學家，他也曾一再追隨政局時勢而學隨世轉，但最終仍被不由自主的政治浪潮所吞沒；在這一方面，吳晗并非絕無僅有的個例，卻以典型的個案深刻地揭示，在當時中國，政局時勢已達到?jīng)Q定一個史家生死榮辱的嚴峻程度。政治大勢既已如此，海上學人在短短數(shù)年間相繼緊跟“批林批孔運動”“批儒評法運動”與“評《水滸》運動”等政治形勢，在《學習與批判》里以學術附會政治，在那個荒誕年代也就完全見怪不怪了。
總體說來，從上世紀50年代初葉到70年代中期，基于時局走勢的不斷推進，史學研究成為政治附庸的傾向越演越烈，在非常十年間達到完全失常的狀態(tài)。史學領域的這種趨勢，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才得以扭轉。程應镠先生是本書論及的唯一進入新時期的大陸史家，其絕大多數(shù)的史學論著都完成在改革開放以后。相比與其摯交的丁則良，他還是幸運的，唯其如此，當他欣然有感“文章又見流傳日”之際，同時發(fā)出了“得失久諳關世運”的慨嘆。在我看來，他說的“得失”關乎“世運”，不僅僅指歷史學家的個人得失，也應該包括歷史學的學科盛衰，兩者在冥冥中都由“世運”（也即時勢）決定的。
有鑒于此，我便以“學隨世轉”提煉主旨，命名本書。唯若干文章因故有所刪節(jié)改動，故除文末綴語以為交代外，諸文俱列原刊出處以備覆案，亦見時移勢異而學隨世轉云爾。
本文為上海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學隨世轉：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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