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經年/王昆士——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助產士”

昆山孤兒王經年被常勝軍司令戈登帶回英國讀書，在香港警隊供職近30年，參與創(chuàng)辦上海華界、天津、濟南巡警，可以說是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助產士”，后任滬寧鐵路巡警總巡官。他在香港、上海長期使用William Quincey一名，香港華人多稱之為“昆士”。復旦大學劉軍曾撰文敘述王經年最后25年的內地歲月，本文利用香港報刊及新出史料，希望完整呈現(xiàn)其傳奇一生。

“戈登孤兒”

王經年（1849-1923），江蘇昆山人。1863年英國人戈登率領“常勝軍”洋槍隊攻陷昆山后，收養(yǎng)了幾個孤兒。1863年12月，經戈登擔保，郜永寬等太平天國蘇州守將投降，李鴻章事后將這批太平軍將領殘酷地殺害。蘇州殺降使戈登與李鴻章大起沖突，也使“常勝軍”走向了末路。1864年戈登回國時，將王經年帶到英國留學。

王經年被收養(yǎng)時的年齡有許多不同說法。據(jù)香港天主教檔案記載，1872年王經年在香港結婚時23歲，照此推算，1863年他應該是14歲。戈登當時收養(yǎng)了好幾個男孩，準備都帶回英國，但其他人都在上海逃走了。有西方學者認為，戈登是個同性戀。（史密斯著《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57頁）他熱衷收養(yǎng)男性孤兒，有其可疑之處，聊備一說。

戈登讓他妹妹照顧這個孤兒，讓他盡快適應英國習俗與文化。昆士在著名軍事訓練基地奧爾德肖特（Aldershot）培訓5年，學習軍事原理、騎術、槍械和演習，1870年被香港警察總監(jiān)甸尼（Deane）招募到港，10月19日加入警隊，1874年被提拔為警官（Sergent），1878年轉入港府工作，1880年仍回警隊，提拔為三級督察（Inspector），俗稱“幫辦”，為當日香港警隊唯一的華人督察。

回國之初，王昆士顯然無意進入清廷的仕途。1880年7月，正值“伊犁危機”時期，戈登接受清廷邀請回華，就如何對付沙俄國威脅問題接受咨詢。戈登到天津與李鴻章敘舊，賓主甚歡。以戈登和李鴻章在戰(zhàn)場上“過命”的交情，想讓王昆士進入淮軍當教習應該是舉手之勞。他沒有開口，想必是尊重昆士的本人意愿。

戈登

1893年1月11日，王昆士長子Thomas（王文光）結婚，在香港杏花樓大擺宴席。英文媒體報道，新娘父親是“張之洞的翻譯”。其時，張之洞的主要外文翻譯為蔡錫勇（英文）、辜鴻銘（德文）、張懋德（法文）三人。起初，筆者曾猜測這位“張之洞的翻譯”為辜鴻銘，但深入了解王昆士妻子的家庭信仰后，覺得可能性最大的是張懋德。

張懋德（1834-？），江蘇華亭人，一說江蘇松江人，在今日都可稱為上海人，1849年赴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中華書院學習，1858年回國后曾任意大利駐滬領事館翻譯，后通過捐納得到甘肅通判頭銜，入兩廣督署當法文翻譯，張之洞督粵時任廣東洋務處法文翻譯委員，（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5冊第112頁）參加中法越南勘界工作，后任廣西“東興洋務委員”，因辦理交涉不善于1897年被撤任，受盛宣懷之命協(xié)助比利時工程師沙多修筑鐵路。

張懋德、王昆士，一個華亭人，一個昆山人，在當時來說份屬同鄉(xiāng)，鄉(xiāng)音相通。無法忽略的是，張懋德出身天主教家庭，這是他得以赴那不勒斯留學的主要原因；王昆士妻子譚有則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這是兩個家庭聯(lián)姻的基礎。日后，王昆士三個兒子進入漢冶萍系統(tǒng)工作，想必跟張懋德有一定關系。

辜鴻銘與張懋德為張之洞幕府同事，都曾赴歐洲留學，這些有著共同留洋背景的人容易構成同一個交往圈子。

辜鴻銘與王昆士合影，攝于1920年，據(jù)說由香港著名的華芳照相館拍攝

“中國福爾摩斯”被開除

王昆士是語言天才，各種方言能學得惟妙惟肖。他也是偽裝大師，經?；b成苦力、小販、海盜等等，混入鴉片窩點、賊窟里面，有時一待幾天甚至一個星期，經常命懸一線。王昆士幾乎是香港人人皆知的華人偵探，曾屢破要案。有一次，王昆士在街上見到一個人很面熟，懷疑是潛逃的殺人犯，卻又不敢造次，他叫便衣警員前去挑釁，故意發(fā)展到吵架，然后名正言順地帶回差館審問，一審之下，果然是他一直在追捕的殺人犯。王昆士屢破大案，特別是有一次將一伙海盜數(shù)十人一網(wǎng)打盡，從此有了“中國福爾摩斯”的盛譽。

劉軍認為1898年王昆士從香港警局退休，“執(zhí)意返回上?！?，此說不確。1897年，王昆士被香港警察司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指控卷入包庇私賭大案而開除出警隊。梅含理于1881年作為官學生被招募到港，精通中文，1893年當上警察司（即警察總監(jiān)），1902年升至輔政司，1912年出任港督。

1897年6月21日，香港警方破獲一起私開賭場大案。梅含理接到線人鄭安密報，賭商岑賢集合巨資，賄通警員，設總機關于上環(huán)東街、華里、長興街、四方街等街道開設賭館多處。此時正值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即位60周年慶典，許多警員返英會操，岑賢信息不靈。梅含理出其不意率人前往搜查，起獲很多典質的財物、珠寶、首飾，其中不少屬于盜竊贓物，還從夾墻中搜出載有受賄人員姓名、職務、金額的數(shù)簿。此案牽涉很廣，英籍幫辦屈治爾因受賄罪被判處6個月徒刑；英籍幫辦碧架、士丹頓，英國警察何爾特、費爾士，總登記官署首席書記柯士孟，潔凈局幫辦何雅，以及西警、印警、華警、通事等100多人，都被革職。王昆士因此案被罷黜，而非例行退休。

1897年8月27日，《香港華字日報》有非常簡短的《幫辦黜革》報道：“前報華里捕賭一案，迭登前報。茲又悉，昆士幫辦以其有干庇賭之咎，亦被黜革”?！叭A里”（Wa Lane）具體來說就是岑賢位于上環(huán)華里2號的賭館。在梅含理進行調查時，王昆士推說不知此地開賭的事。（1897年8月28日《孖剌西報》）

在梅含理整肅警隊的雷霆行動中，有兩個警員供出王昆士受賄庇賭，岑賢數(shù)簿中更有受賄者名“坤”的記錄，王昆士被梅含理懷疑有庇賭嫌疑。為此，王昆士用英文寫成致梅含理公開信申訴，《香港華字日報》譯登，文稱：“身委系未曾受過賭規(guī)，華里賭館確未知悉，因身有管轄地段司理，遑及他顧。所管之處，東自孖利兵房，西至卑路街，南北之界由荷里活道至皇后大道。身前曾破獲賭館多處，能成案者不一而足，所以該館地段無甚賭案?！瓝?jù)岑賢口供及其簿內受規(guī)人之書身為‘坤’，不知身之名為‘經年’，名刺系書‘王經年’，常人稱身為‘昆士’，或用‘坤’字。”（該報1897年9月6日）王昆士知情不報嫌疑難以洗脫，故被梅含理黜革，當時雖大力辯解，最終仍接受處分。當日香港警隊受賄成風，岑賢既已買通警隊上下，內中有甚多王昆士的上司、同事，不欲揭破，亦是人之常情。此案破獲后不久，線人鄭安即被暗殺，可見王昆士不向梅含理實話實說，實在是受到太大壓力。

梅含理

上海南市捕頭

王昆士在港期間，結識一位清廷洋務要員蔡鈞，后被提拔為上海道臺。是時，法租界要求任命法國人擔任華界巡警首領，蔡鈞以其有損中國主權無法忍受，遂召王昆士北上，擔任上海南市“捕頭”。這是1898年的事。之前，蔡鈞以通判在廣東候補十多年，在廣州時曾與陳桂士等倡辦南關壽世善堂，1877年被兩廣總督劉坤一派往辦理汲水門厘廠征收事宜，經常居住香港，由此認識了王韜、王昆士。蔡鈞原籍江西，寄籍京師，為晚清洋務“紅員”，曾被鄭藻如奏調為出使隨員，任駐西班牙參贊，回國后，“特派南洋大臣差遣”，1894年署常鎮(zhèn)通海關道，1897年底授上海道，1901年任出使日本大臣，因與日本成城學校留學生大規(guī)模沖突而“青史留名”。

署常鎮(zhèn)通道蔡鈞

蔡鈞作為愛顯擺政績的官員，有一點比較難得，即不埋沒他人貢獻。1898春初，他視察十六鋪，認為“當派員管理馬路巡察”“擬聘巡警之人，辦理警察”。法國駐滬總領事白藻泰（曾任駐粵領事）聽聞此事，力薦法租界巡捕房捕頭為總巡。蔡鈞顧慮到十六鋪與法租界相連，“若聘法人，必有后患”，曾擬請第三國有經驗者擔任，法方對此強烈抗議。為此，蔡鈞決定聘請剛好賦閑的王經年。

十六鋪則訪聘香港幫巡王經年辦理。王本昆山縣人，已改洋裝，曾在香港辦理巡警念余年。聘定之后，并雇印警五名，沿岸另設電燈，修理馬路，于是竟可與租界抗衡矣。自辦警察以來，流氓匪類均已逐去，十六鋪一帶竊案日鮮。即日總巡辦理新馬路，亦能勤慎將事，足見巡警之功效如此。鈞本擬城廂內外均開辦巡警，因籌經費未就，未克遽行。白總領事見鈞所用王捕頭，既系華人，無所借口。西報時相揄揚此事，謂鈞辦理巡警以開中國風氣，若內地各城市皆仿而行之，中西均可享升平之福云。（蔡鈞著、張曉川整理：《外交辯難》，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6-137頁）

1899年，蔡鈞將上海南市地面也交給王經年管轄。作為上海道臺，蔡鈞本人的記載無可置疑，上海自主設立警察制度，比保定、天津早了3年，僅比黃遵憲在湖南設立保衛(wèi)局稍晚。更加重要的是，上海、保定、天津的巡警制度都是在王昆士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王昆士從香港帶了5名錫克族警察來到上海，其中一名專門負責訓練員警。王經年對上海華界警察事業(yè)的貢獻是在日常制度建設方面。華界人流密集，流氓痞棍往往混跡其間，嚴重影響周邊居民生活與財產安全，王經年到任后，即督帶巡捕與印警沿街巡邏，以震懾匪徒，并定期每逢星期二、星期五午后進行操練。1899年3月，王經年得蔡鈞批準，招選包探（偵探）數(shù)名，以便追蹤一些可疑人物。王經年對警察形象整頓不遺余力，規(guī)定“不準私吸香煙，擅入店鋪與人談笑，落差后更不準遠離”。（《申報》1900年7月14日 ）因巡捕制服破舊不堪，王經年多次向新任上海道臺余聯(lián)沅提出申請，請求更換新的制服和雨衣，將新衣五十套“轉交捕頭，分給各華捕，逐一更換，以壯觀瞻”。（《申報》1901年6月22日）1902年王經年北上后，上海華捕的日常操練廢弛，可見僅靠條文不能撐起警察制度的運轉，人的因素仍不可或缺。

十六鋪及南市示意地圖

協(xié)助創(chuàng)辦天津巡警

袁世凱創(chuàng)辦天津巡警，順利接受八國聯(lián)軍治下的天津，實為近代史上濃重一筆。筆者之前即有所懷疑，袁世凱辦巡警所重用的人物，曹嘉祥、段芝貴、趙秉鈞等，都沒有率領警察隊伍的工作經驗，何以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一個近代警察制度？劉軍《威廉·昆西：中國近代警務開拓者》一文很好地解答了這個疑問。袁世凱是依靠他（用回中文名“王經年”）豐富的警察管理經驗，實際也借鑒了香港的警政管理制度。

佐藤鐵治郎《一個日本記者筆下的袁世凱》一書指出：袁世凱從軍隊中“精選兩千人，延英國警官某君，暨粵人入英籍之王昆士等，教以警察大義，即就保定地方，先行試辦。迨天津收回，布置警署，施行警政。此支那警察制度之嚆矢也?！保ㄔ摃?39頁）此書說王昆士“粵人”有誤，出錯的原因是王昆士在香港當警察20多年，粵語非常流利，與袁世凱親信廣東人唐紹儀（天津海關道）、曹嘉祥（天津巡警總辦，廣東順德人）等人用粵語交談，致有此誤會。

1902年，朝廷命直隸總督袁世凱盡快收回被八國聯(lián)軍占領的天津，但各國公使不斷提出無理條件，如距離鐵路2英里、距離津城舊址6英里中國不得駐軍。傳統(tǒng)上，中國治安由駐軍維持，袁世凱為此傷透腦筋。袁的幕僚唐紹儀提出一個折中辦法，即從軍隊中選拔部分人，提前進行警察訓練，開赴天津接收。但事實上，當時能夠具體組織警察訓練的華人極少，王經年幾乎成為唯一人選。

1902年3月，袁世凱致電上海道臺袁樹勛：“目下天津將次索還，應辦巡警事宜需人襄贊。查得滬上南市捕頭王經年深諳捕務，著即傳諭帶同印度捕五名迅速赴津，以資臂助?！保?902年3月26日《申報》）香港英文報除上述內容外，還說袁氏將俾以巡警總巡（Superintendant）之職。在袁世凱一再催促下，王經年于4月7日首途，先到直隸首府保定，對挑選出來的兵勇進行警察專業(yè)訓練。（1902年4月8日《德臣西報》）8月8日，袁世凱上奏朝廷，匯報他已于農歷四月，仿照西法，在保定設立警務總局，遴選干員妥辦，挑選巡兵加以訓練，又擬設立警務學堂。所擬《保定警務局暨警務學堂章程》極為精密，中西結合，其中技術性、事務性部分，恐怕王昆士的貢獻為多。王昆士還招募了一隊印度人當天津巡警，在袁世凱離京時排隊站崗，讓老袁甚為滿意。8月13日，袁世凱接收天津。事先從保定調來訓練完畢的巡警2000人，分布天津各重要地面，匕鬯不驚。

袁世凱

1905年，原直隸按察使楊士驤升任山東巡撫，因濟南開埠受到德國勢力干預，聘請王經年到濟南，籌組華人巡警隊伍。德國領事聽聞后大為震驚，向巡撫提出抗議，認為王昆士已入英國籍，不算中國人。楊士驤辯解說，王昆士雖然有點英國化，但確實是土生土長的江蘇昆山人。不久，王經年出任濟南府巡警總辦。（1905年5月17日《孖剌西報》）其第三子王文照也隨往濟南，擔任膠濟鐵路醫(yī)官。（1908年《孖剌西報行名錄》第724頁）期間，上海道臺召王經年回滬，王回話說，本人從事警務已39年，若不能授以全權，重新整頓，則不愿重作馮婦。（1909年2月4日《香港華字日報》）

1910年，留美幼童、滬寧鐵路總辦鐘文耀，因南京舉辦南洋勸業(yè)會，中外貴賓云集，擔心鐵路沿線治安成問題，力聘王經年為滬寧鐵路巡警總巡官，（1910年3月1日《香港華字日報》）后改任總稽查，1922年退休。他將上海吳淞路103號的住宅命名為Gordon Cottage（戈登小屋），以紀念他的恩人戈登將軍。1923年，經歷了喪女、喪妻之痛，王昆士在這一年8月追隨妻、女于地下。

家庭及子女

王經年定居上海之后，是否找到了他的家鄉(xiāng)親人，目前所見記載多有分歧?！渡陥蟆吩f他在1902年清明前后擬回昆山掃墓，看起來似乎找到先人廬墓；1913年，The China Press（英文《大陸報》）報道說他將鄉(xiāng)下的母親、兩個兄弟接到上海相聚。然而既然母親在堂，所謂“戈登孤兒”的說法就不成立。后來，有回憶文章稱其第五子王文顯曾回昆山尋訪老家親人。

王昆士1913年攝于上海

1872年11月26日，王經年在香港大教堂舉行婚禮，新娘Catherine Tam（1855-1923），原籍廣東開平，岳父Antonia Tam，他們一家均為天主教徒。據(jù)香港天主教會檔案，王昆士為了結婚而信教，教名Guilielmus。1923年5月，其妻去世，在上海圣心教堂舉行葬禮，落葬于靜安寺公墓（Bubbling Well Cemetery）。

王經年家庭十分西化，子女都精通外文，也普遍采用西式名字，以致中文名反而鮮為人知。王經年育有6子4女。長子Thomas（王文光），畢業(yè)于香港拔萃男校，1893年結婚，曾任國民商業(yè)儲蓄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總行董事局秘書長（1935年9月29日《天光報》）；次子Charles，據(jù)說是漢陽鐵廠首席電氣技師；三子Peter（王文昭），畢業(yè)于香港醫(yī)學院，曾在上海執(zhí)業(yè)，后任膠濟鐵路醫(yī)官、大冶醫(yī)院醫(yī)生；四子Patrick，漢冶萍公司秘書；五子王文顯（John），清華學校外文系教授、主任、教務長、副校長、代校長；第六子Louis，巴拉特公司最年輕的會計。長女Margaret，嫁給Captain Ingram；次女Mary，美國瑪麗諾外方傳道會修女。他讓后人在姓氏中加一“王”（Wong）字，如Peter Quincey Wong，大約以此顯示不忘本，讓人一看名字就知道他們是華人。

多年前讀溫源寧教授《不夠知己》，談到清華外文系主任王文顯（1886-1968）英文姓名為John Quincey-Wong，當時未曾留意，不求甚解，失之交臂。王文顯1915年畢業(yè)于倫敦大學，為莎士比亞專家，曾用英文寫成兩部話劇《委曲求全》與《夢里京華》，演出時在戲劇圈子里十分轟動。王文顯的名字到今天已隱入塵埃，但他的幾個學生卻名震云霄：曹禺、洪深、李健吾、錢鍾書、楊絳。

王文顯

王經年（王昆士）返回內地工作20幾年，其任職均與維護中國主權、抵制列強侵奪警權、協(xié)助地方政府自主創(chuàng)設警察機構直接相關，其意義不可小覷。遺憾的是，在有關袁世凱、趙秉鈞、曹嘉祥興辦直隸巡警制度的官方文獻中，王經年的貢獻都遭到抹殺；佐藤鐵治郎的日文著作翻譯過來后，也乏人注意。劉軍從上海中英文報章中“打撈”出王經年的業(yè)績，堪稱“昆士功臣”。王經年可謂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助產士”。筆者深望日后出版的中國近代警察史能出現(xiàn)王經年的名字，以表彰他的篳路藍縷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