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襲來：戰(zhàn)爭前后的鐮倉幕府

相信很多讀者都知道，在元日戰(zhàn)爭之時，與蒙元帝國交手的是鐮倉幕府，其領導者叫做北條時宗（1251-1284）。因為成功領導鐮倉幕府軍擊退蒙古·高麗聯(lián)軍，北條時宗顯而易見地成了后世日本人心中的英雄人物。但恐怕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這個蒙元帝國的對手究竟是怎樣的存在？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進一步提出四個更具體的問題：第一、鐮倉幕府是個什么性質的組織？第二、鐮倉幕府和公家政權是什么關系？ 第三、北條時宗在鐮倉幕府中是什么角色？ 第四、蒙古襲來給鐮倉幕府帶來了什么？

首先讓我們來看第一個問題：鐮倉幕府是個什么性質的組織？

提起日本的中世時期（約11世紀末-16世紀），常常會浮現(xiàn)出“武家時代”“武士社會”這樣的詞匯，因而，武士們的統(tǒng)轄者鐮倉幕府時常被等同于中世的國家政權。但有一些日本史知識背景的讀者可能知道，在距離鐮倉千里之外的京都，還有以天皇或上皇為首的公家政權存在。弄清楚武家和公家各自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理解日本中世國家的關鍵點。

一般來說，關于鐮倉時代的國家體制，有“權門體制論”或“東國國家論”“二重政權論”“二元王權論”的解釋模式。其中，后者認為鐮倉幕府與公家朝廷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政權，天皇與將軍同為日本“國王”，特別是親王將軍的出現(xiàn)，使得兩個國家、兩個王權的并存成為現(xiàn)實；前者則傾向于認為，武家和公家都是中世國家統(tǒng)治機構的組成部分，再加上大寺院和大神社組成的寺社勢力，三者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共同執(zhí)掌國政，組成了國家權力機構。鐮倉幕府是掌握軍事、治安管理權的暴力機關。天皇依舊高高站在身份制和領主統(tǒng)治體系的頂峰，是掌握神祇祭祀權、官職授予權等權力的唯一“國王”，上皇則作為國王的“后見”（監(jiān)護、輔佐者）代行政務，寺社“護持”國王，鐮倉幕府“守護”國王，各司其職，互相協(xié)作。

眾所周知，在鐮倉幕府內部，幕府的最高領導人叫做“征夷大將軍”，這是源賴朝創(chuàng)立幕府多年之后才獲得的朝廷官職。與將軍結成主從關系的武士就是“御家人”。在治承·壽永之亂（1180-1185，即源平戰(zhàn)爭）之際，鐮倉幕府沒收敵方勢力的土地，將這些土地權益的一部分贈予己方的御家人，任命他們?yōu)椤暗仡^”（莊鄉(xiāng)地頭）。在戰(zhàn)爭過程中，為了適應大規(guī)模作戰(zhàn)的需要，又設立了總追捕使（后來改稱“守護”）。這樣，隨著幕府御家人的領地向全國各地擴散，鐮倉幕府也發(fā)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軍事機構。將軍以下是源賴朝的外戚北條氏世襲擔任的“執(zhí)權”一職，在源賴朝死去以后，逐步形成了以執(zhí)權為首，以評定眾會議為最高決議機關的“執(zhí)權政治”。北條時宗的權力就從這里誕生。

鐮倉模型（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

第二個問題，鐮倉幕府和公家政權是什么關系？

幕府與公家政權的關系，在日本一般叫做“公武關系”，歷來是歷史學界的研究熱點?？傮w來說，除了承久之亂（1221）的短暫對立之外，鐮倉幕府與公家朝廷都處于相互協(xié)作的較為友好的關系。朝廷之中設有“關東申次”的職務，也就是“關東聯(lián)絡官”，幕府則在京都設置了“六波羅探題”，即“幕府駐京辦事處”，二者是關東的幕府與京都朝廷的聯(lián)絡機構。朝廷有事之時，就按照朝廷—關東申次—六波羅探題—鐮倉的路徑傳遞信息。特別是在源氏將軍三代而亡以后，幕府從朝廷中迎來藤原攝關家的子弟或親王做將軍，這么一來，將軍本身也就成為了京都朝廷的代表。

朝廷與幕府的關系，若是按照權門體制論，算是特殊的上下級關系；若按照二元王權的學說，在關東申次設立以后，幕府就已經不再是權門體制的一部分，鐮倉幕府和京都朝廷之間的關系更類似于國與國之間的外交。

鐮倉幕府本身對朝廷的事務是比較消極的，不干涉，也不愿意主動介入。對未設地頭的莊園，幕府沒有執(zhí)法權。至于那些和幕府屬下的地頭、御家人無關的事務，幕府原本也沒有興趣插一腳。甚至即便在地頭和貴族莊園領主發(fā)生沖突之時，幕府也盡可能地保持中立的“第三方”立場，而非偏袒自己的屬下。幕府在京都設立六波羅探題以后，朝廷逐步依賴六波羅的武裝力量解決寺社糾紛等疑難問題。到了蒙古襲來以后的鐮倉時代后期，六波羅的執(zhí)行能力也越發(fā)困難，朝廷便進一步依靠鐮倉幕府的力量。當蒙古帝國的陰云逼近之時，幕府第一時間向朝廷通報了情況，而后雙方共同在“異國降伏祈禱”等方面協(xié)作應對。

六波羅探題遺址碑

接下來我們來回答第三個問題：北條時宗在鐮倉幕府中是什么角色？

鐮倉幕府將軍一個人說了算的時期非常短暫，隨著源賴朝死去也就算結束了。此后經歷了比較穩(wěn)定的執(zhí)權政治期（也就是以執(zhí)權為首的評定眾合議政治），權力逐漸向北條氏嫡系一脈集中，形成了所謂“得宗專制”的體制。

關于執(zhí)權和得宗，細川重男有一本名為《執(zhí)權》的小書。所謂得宗，就是被視作北條氏嫡系一脈的北條時政、北條義時、北條泰時、北條時氏、北條經時、北條時賴、北條時宗、北條貞時、北條高時，也就是所謂的北條九代。北條得宗家世襲擔任幕府執(zhí)權，但到北條時宗以后，得宗的地位已經與執(zhí)權的職務分離，繼承北條氏嫡傳血統(tǒng)的得宗不一定要出任執(zhí)權，擔任執(zhí)權者也不一定非得是得宗，權力高度集中在得宗的手中。

得宗一詞也寫作德宗或德崇，來源至今尚存爭議，細川重男推測可能是北條時賴贈予北條義時的禪宗系追號。鐮倉時代后期，對得宗的稱呼還有（相模）太守、副將軍、副元帥等。后二者比較清楚地表明了，得宗在鐮倉幕府之中，是僅次于將軍的“二號人物”。但在北條時宗以后，得宗事實上已經是將軍權力的代行者，在鐮倉幕府說一不二。但得宗并未有上位為“一號人物”的想法，而是安于“御后見”（監(jiān)護、輔佐者）的身份。

出生在北條得宗家，作為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北條時賴之子的北條時宗，一出生就走上了通向幕府統(tǒng)治者的道路。北條時宗成年禮時，他的烏帽子親（加冠者）是將軍宗尊親王，年僅10歲時宗就擔任了幕府要職小侍所別當，13歲時父親北條時賴死去。但北條時宗已被確定好的人生道路并未中斷。根據(jù)北條時賴生前的安排，赤橋（北條）長時出任執(zhí)權、北條政村出任連署，負責輔佐北條時宗成年。14歲時赤橋長時因病辭職，北條政村繼任執(zhí)權，北條時宗擔任了連署（即執(zhí)權的副手）。15歲時，北條時宗被朝廷授予相模守的官位——這是歷代執(zhí)權、連署擔任的官位之一，象征著時宗作為北條家正統(tǒng)繼承人的身份得到了朝廷的承認。16歲時，幕府審判機構引付方被撤銷，規(guī)定（至少形式上）“重事”悉由時宗本人“聽斷”。兩年后，高麗人潘阜攜蒙古國書來到日本，閏正月5日國書送抵鐮倉，2月幕府命令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3月5日執(zhí)權和連署二人換位，北條時宗接任執(zhí)權，北條政村則任連署輔佐——年僅18歲的北條時宗就這樣成為了“戰(zhàn)時執(zhí)權”。

北條時宗

在北條時宗整軍備戰(zhàn)的過程當中，得宗的個人權力也得到了空前的強化。當然，這也是這位“戰(zhàn)時執(zhí)權”維持戰(zhàn)時體制所必須的。論身份，北條得宗作為北條氏的家主，無非只是一介御家人而已，至多是御家人的首班。北條得宗與鐮倉幕府的御家人并無主從關系，而是作為鐮倉幕府統(tǒng)治機構的代表行使統(tǒng)治權。但在得宗強化權力的過程中，有的御家人事實上成為了得宗的從屬，甚至出現(xiàn)了成為御內人（得宗家臣）的御家人。北條時宗繞開評定眾會議，設立了一個名叫“寄合”的秘密會議。

被北條時宗選為寄合會議第一代成員的有五人：安達泰盛（時宗妻兄）、平賴綱（御內人，得宗家政機構公文所執(zhí)事）、諏訪盛經（御內人，前得宗家公文所執(zhí)事）、太田康有（法務官僚）、佐藤業(yè)連（時宗的秘書）——換言之，這就是一個北條時宗的外戚、家臣、秘書的組合。但就是這樣一個親信機構，作為北條時宗的執(zhí)行和咨詢機構逐漸發(fā)揮了很大的權力。甚至到了北條時宗以后，取代評定眾成為了幕府的最高決議機關，正式由一個私下秘密會議變成了最高權力機構。細川重男指出，寄合的設置和發(fā)展，就是北條時宗與他的繼任者權力不斷集中、個人專斷不斷加強的寫照。作為“戰(zhàn)時執(zhí)權”所獲得的權力，最終作為鐮倉幕府的制度固定下來。這就是忽必烈的這位對手的真實面貌。

那么，最后一個問題：除了“得宗專制”這一幕府中央統(tǒng)治結構的變化之外，蒙古襲來給鐮倉幕府帶來了什么？

前面提到，鐮倉幕府是京都朝廷之下的軍事機關，同時也是一個有著高度獨立性的，以關東地區(qū)為基礎的政治實體。但幕府對與將軍無主從關系的武士或武裝力量，原本是沒有調動的權利的。對于不設置地頭的莊園，鐮倉幕府也沒有介入的義務和權利。當然，幕府本身也對介入莊園領主和貴族社會的地盤沒有多大興趣。

但空前的戰(zhàn)爭危機正在改變這一切。

文永五年（1268）正月1日，蒙古使者潘阜持國書抵達大宰府。閏正月5日國書到鐮倉。2月27日，幕府就命令西國各守護動員所屬的御家人，進入戰(zhàn)備狀態(tài)。前面講到，就在幾天后，北條時宗出任了“戰(zhàn)時執(zhí)權”。

考慮到西國軍力不足，文永八年（1271）9月，幕府又命令凡在西國持有領地的東國御家人都到西國去，聽從西國地區(qū)守護的指揮，進入戰(zhàn)備。文永九年（1272）初，北條時宗派遣了一名代理到前線，并將北九州的筑前、肥前設定為戰(zhàn)爭前線，讓御家人輪番戍衛(wèi)。就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文永十一年（1274）10月發(fā)生了第一次蒙古襲來。蒙古·高麗聯(lián)軍在給北九州守軍以重創(chuàng)之后撤軍，看上去似乎幕府“打贏了”，但北條時宗很清楚，真正的考驗還沒有到來。

僅一個月以后，鐮倉幕府就命令西國地區(qū)守護，動員全體“本所一圓地住人”也就是貴族、寺社領地內的非御家人武裝力量，命令他們投入戰(zhàn)備。可能會有讀者誤會，以為只有鐮倉幕府麾下的御家人才是職業(yè)武裝，但其實在當時的社會，鐮倉幕府御家人也并非常備軍，御家人不過是武士的一種形態(tài)而已，除了與將軍有主從關系的御家人之外，更多的武士或軍事力量并沒有義務尊奉幕府的領導。但在史無前例的戰(zhàn)爭危機面前，北條時宗認識到僅僅依靠御家人作戰(zhàn)是不夠的。這是鐮倉幕府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從這時候開始，幕府獲得了對全國一切軍事力量的調動權。

防元石壘

建治元年（1275）2月，鐮倉幕府嚴整“異國警固番役”，將九州分成四個部分輪番戍守前線。4月，蒙元使節(jié)杜世忠來到日本（9月杜世忠被斬首）。由于杜世忠沒在九州上岸，而是直接在本州島西部的長門（山口縣）著陸，后知后覺的幕府這才意識到本州島西部也有遭受蒙元軍船襲擊的可能。于是，當年5月幕府調動本州島西部御家人加強長門防衛(wèi)。12月，幕府破天荒地決定“異國征伐”，即以攻為守，主動出擊（實際上沒實施），同時開展山陰、山陽、南海道御家人兵力、船只清查，整軍備戰(zhàn)。次年（1276），開始建造博多灣石壘——這些石壘在第二次蒙古襲來時將發(fā)揮極大用處。弘安三年（1280）12月，幕府再度嚴令加強防御。四年（1281）5月，蒙古·高麗聯(lián)軍再度來襲。

由于忽必烈仍有發(fā)動第三次征日戰(zhàn)爭的打算，鐮倉幕府也就繼續(xù)維持了戰(zhàn)時體制，指揮全國的武裝力量和寺社，將“異國警固番役”和“異國降伏祈禱”持續(xù)下去。同時，京都的貴族莊園領主也對鐮倉幕府更加依賴。由于朝廷沒有自己武裝力量，更加迫切地需要取得對蒙古戰(zhàn)爭勝利的幕府維持治安和穩(wěn)定。與蒙古襲來幾乎同時，13世紀后半葉以后，日本社會的莊園制逐漸動搖，權利糾紛越發(fā)激化，暴力紛爭頻發(fā)，莊園領主無力解決，不得不求助鐮倉幕府以武力介入。就這樣，原本幕府無權介入的“本所一圓地”，先是在蒙古襲來時讓幕府獲得了征發(fā)兵力和物資的權力，而后又讓幕府進入對付莊園內的暴力犯罪（惡黨）。蒙古襲來以后，幕府的權力越來越擴大，責任也越發(fā)加重了。

但此時日本列島社會已經到了積重難返，各種矛盾噴涌而出的時期。莊園制秩序的動搖混亂、公家政權和天皇家的分裂內斗、御家人的經濟貧困……很多事情原本并不在鐮倉幕府的職權范圍之內，但蒙古襲來以后，鐮倉幕府變成了一切矛盾的出口。成功讓“神風”刮起，擊退蒙古帝國的鐮倉幕府，有“克里斯馬”一般的專制者北條時宗的領導，但在時宗之后，鐮倉幕府的內部的矛盾也開始激化。初代寄合成員安達泰盛、平賴綱相繼在政變中敗死。自顧不暇的鐮倉幕府已經無力再迎來新的“神風”了。成功擊退蒙古帝國的鐮倉幕府，在五十年后猝死，北條氏一門集體為幕府殉葬。

參考文獻

黑田俊雄：《日本中世の國家と宗教》，東京：巖波書店，1975年

近藤成一：《鎌倉時代政治構造の研究》，東京：校倉書房，2016年

木村英一：《鎌倉時代公武関係と六波羅探題》，大阪：清文堂出版，2016年

細川重男：《執(zhí)権：北條氏と鎌倉幕府》，東京：講談社，2019年

川合康：《治承?壽永の內亂と鎌倉幕府の成立》，載《巖波講座日本通史6》，東京：巖波書店，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