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聲音：大革命后的法國知識分子》，[法]米歇爾·維諾克，呂一民、沈衡、顧杭譯，文匯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776頁，108.00元
二十一世紀初，法國學者弗朗索瓦·阿爾托格（Fran?ois Hartog）寫了一本題為“歷史性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的書，書中提出了一些聽起來相當晦澀抽象的觀點。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標志著“現(xiàn)代的歷史性體制”的確立，它的根本標志是堅信歷史必然通往更為美好的未來。但是，在法國大革命過去兩百年之后，這種現(xiàn)代體制已經耗盡了它的能量，一個明顯的標志是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已經失去對烏托邦式的進步歷史觀的信心和興趣，人們更加專注于更為碎片化和日常性的話題，他認為這是“當下主義”（présentisme）歷史時間觀的標志。
大約就在阿爾托格出版《歷史性體制》一書的同時，長期研究知識分子史的法國學者米歇爾·維諾克發(fā)表了一本八百頁的巨著，其標題可直譯為“自由的聲音：十九世紀介入（公共生活）的文人”（Les voix de la liberté: Les écrivains engages au XIXe siècle）。維諾克在著作的序言中說：“人們時下稱之為后現(xiàn)代主義的東西已經掩蓋了集體期待的制度、啟蒙思想家的遺產、救世主降臨說的烏托邦……確實，十九世紀充斥著上述一切?！痹谥鞯哪┪玻髡咴俅螐娬{了當下與十九世紀的距離：“我們如今更喜歡嘲笑崇高，將自由視為理所當然，有時甚至喜歡挖苦十九世紀的文學和政治，認為那些浮夸的言辭同當今的審美觀和相對主義理論格格不入”，如果說今天還有人提及烏托邦理想和進步主義的概念，也“只是為了嘲笑它們的天真”。
維諾克的判斷很好地展現(xiàn)了今天的“當下主義”與十九世紀憧憬美好未來的“宏大敘事”之間的巨大鴻溝，他從更為具體的側面證實，當自由作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制度被確立之后，它當初所激發(fā)的熱情、無數仁人志士為之作出的奮斗和犧牲，在當下的環(huán)境中已經難以為人理解了。然而這位作者毫不掩飾對書中的各位角色的敬佩之情，“他們堅信以自由原則為基石的個人與集體終會到來”。但這種熱情并未讓作者喪失作為一個史家所必須的客觀，因為他同時敬告自己的讀者，他的書并非要成為一部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歷史的圣徒傳奇，而是要揭示貫穿這個時代的緊張、矛盾乃至絕望——惟此方可理解，十九世紀的自由斗士們留下的遺產來之不易。
在當今的法國學界，米歇爾·維諾克無疑是處理這一題材的最合適的人選之一。關于他在法國知識分子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成就，該著的主譯者呂一民教授已在譯本前言中有所介紹，并對作品的主要特色作了簡要的評析。筆者的主要研究領域并非十九世紀法國史，但十幾年前該著中文版面世之時，曾粗讀過一遍，其內容之豐富、題材之廣闊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次再讀新版，又有新的收獲，感覺有些想法可以與讀者分享。
“自由的聲音”：這個標題似乎是在暗示，該著是關于一個重要觀念的歷史。但這部書并非純粹的思想史著作，它更側重于呈現(xiàn)十九世紀的文人“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和樣態(tài)，甚至對書中男男女女的個人生活和情感都有較多的著墨。從時間上說，維諾克所指的十九世紀，也不是編年意義上的十九世紀，他的敘述從拿破侖的百日王朝開始，終于1885年雨果去世、共和國站逐漸站穩(wěn)腳跟之時。中譯的副標題為“大革命后的法國知識分子”，應該說是相當恰切的：可以說，整個十九世紀有關自由的論辯，都是在大革命遺產的影響之下、在拿破侖對自由十五年的壓抑之后展開的。
讀者翻閱該著過后不難發(fā)現(xiàn)，法國歷史上這七十年間的重大政治事件、文化和社會思潮、自由主義思想史和運動史學上的主要人物乃至他們的主要論著，都被維諾克置于一個十分廣闊和紛繁的網絡之中。像基佐、米什萊、蒲魯東和雨果這樣的人物，讀者會在不同的場景中看到他們的身影。在對一些重要人物、作品和思想主題作分章論述的同時，作者很善于將他們匯聚到某個宏大劇場之中：1815年百日王朝、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0-1871年的“兇年”，就是這樣的集體出鏡場景。正是由于有了這樣具體的臨場感，十九世紀知識分子對自由理想的追尋才呈現(xiàn)為一幅錯綜復雜的畫卷。
司湯達（即書中的“法國領事”亨利·貝爾）的《紅與黑》中有句著名的臺詞：“如果你的人物不談論政治，那就不是1830年的法國人了?！本S諾克明確把“介入”政治作為他甄選角色和安排篇章的標準，而非這些角色在文學上的成就，因此大作家巴爾扎克所占的篇幅遠少于蒲魯東等人。不過，維諾克同時強調，這個時期知識分子的“介入”，與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都有所不同，他筆下的角色不再是十八世紀沙龍中高談闊論的“哲人”，而是走上街頭、站在議會講壇上的政治行動者，他們對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參與度比二十世紀還高。作者認為，推動這些文人參與政治的并非是個人野心，而是某種內在的聲音和服務的意愿——但也正是這種內在的熱忱讓后世嘲笑這個時代為“愚蠢的十九世紀”。然而，當我們了解他們何以為政治和公共事務而激動不已時，可能也對這個愚蠢時代那些并不完美的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熱情多了一份敬意——果真如此，維諾克應當感到欣慰。
維諾克將十九世紀的自由主題置于一系列的政治和思想糾葛之中，筆者這里只想就兩個主題談一點閱讀體會：這就是革命與宗教。在今天的法國，這兩個主題的關注度已經大不如前，但在十九世紀，它們卻是各種政治糾葛和沖突的核心，而自由這一話題也應被置于這樣的語境中。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舊制度的記憶、大革命的遺產（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十九世紀所有涉足政治的法國人必須考量的問題。當然，每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立場可能都是獨特的，維諾克對各色人物的詳述，很好地展現(xiàn)了當時法國政治生活中的復雜面相，避免了思想史敘述中常見的僵硬分類。例如，同樣是保皇派，同樣親身經歷過大革命的舊貴族，夏多布里昂與博納爾和邁斯特并不完全一致，因為他認識到大革命是既成事實，退回過去已無可能；自由作為一種積極的價值，可以也必須同正統(tǒng)君主制協(xié)調起來。這種調和的意識，既與博納爾和邁斯特等反動派區(qū)別開來，也與貢斯當等自由主義者有所不同：在前一派人那里，自由只是一個圈套，處理大革命遺產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回到從前“王座與祭壇的聯(lián)盟”；新教徒出身的貢斯當則與舊制度沒有多少聯(lián)系。
法國大革命敞開了人們對美好未來的無限憧憬，但這一憧憬也不斷孕育出加速美好未來到來的革命意志。當代大革命史專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曾有個著名的說法：法國大革命留下的一個難題是如何結束革命，如何讓革命中產生的制度最終確立下來。書中基佐的例子便展現(xiàn)了“未來主義”歷史觀給這位深度介入政治生活的作家造成的困境。基佐在復辟王朝的學術生涯對很多人產生了影響，其中包括馬克思和托克維爾。他堅信代議制和自由主義政府是歷史演進的結果，并通過歷史著述論證說，為這一現(xiàn)代秩序奠基的法國大革命，是十三個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局。在當時的情境中，基佐的學術講演和寫作，就是一種直接的政治行動。但是，如果說這時的基佐對未來還抱有期待、認為大革命的理想尚未實現(xiàn)的話，他在七月王朝時期成為掌權派后，卻并沒有很好地理解現(xiàn)代革命的動力學。他認為1830年革命可以終結大革命了，就像英國光榮革命最終會給英國帶來穩(wěn)定的自由憲政一樣。誠如維諾克所言，1848年革命前的基佐忽視了工業(yè)社會的誕生及其孕育的各種弊端，也無法理解社會主義的希望和烏托邦的意義。在新的局面下，自由、平等的口號很快就將對現(xiàn)實的不滿轉化為新的革命運動，基佐試圖終結革命的體制也煙消云散了。
1830年革命后的基佐一度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兌現(xiàn)，但在維諾克的書中，有過這種志得意滿經歷的文人看來少之又少。有兩類人顯得很特別：一類是新社會的先知，另一類是舊秩序的留戀者。他們都不滿于現(xiàn)狀，都急切地想要以自己的理論和言說來改造現(xiàn)狀。前一類人或多或少與圣西門有關聯(lián)：從勒魯、圣勃夫，一直到孔德。維諾克以《環(huán)球報》的變遷來透視時代思潮的更迭：1831年，這家?guī)в欣寺髁x和自由主義光環(huán)的報紙轉向了圣西門主義，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組織和秩序問題成為很多文人思考的中心。這些面向未來的先知不僅喜歡編織宏大學說，也有籌建新社會的大膽實驗，如孔西得朗在德克薩斯的烏托邦計劃，以及戈丹的“法米里斯泰爾”實驗工廠。這類想法和實踐，也許比任何案例都更能展現(xiàn)十九世紀的理想主義。不過維諾克同時也指出了這類未來規(guī)劃中的問題，如傅里葉思想中潛在的反猶傾向，孔德對婦女的歧視，尤其是圣西門方案中的威權主義。圣西門的信徒們認為，進步并非自由的果實，而是組織化的結果。因此，以圣西門主義為靈感的社會運動對自由主義形成了新的、來自左翼的挑戰(zhàn)。
舊制度的留戀者則從另一個方面對自由構成威脅。這一類人特別不能容忍啟蒙和大革命倡導的自由檢驗精神（l’ésprit d’examen），他們把思想自由視為導致社會失序的禍根。在這些博納爾和邁斯特的門徒中，有個非常響亮的名字，那就是巴爾扎克：自由對于他并不意味著個人解放，而是唯利是圖者的神話，它導致各種丑陋的社會后果。但荒謬的是，這位作家一面控訴金錢的罪惡，一面又屈從于金錢的統(tǒng)治，一輩子都在無所顧忌地追求財富；他一面夢想以天主教和家長制的權威整飭社會，但自己一生都在追求女人而絲毫沒有基督徒的負罪感。也許正是由于在生意場和風月場上的投入和挫折，巴爾扎克才對正在生成和展開的現(xiàn)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入木三分，所以馬克思和雨果都認為他是“強有力的革命作家”——“不管他愿意與否”。在這個案例中，維諾克很好地將個人生活和思想史融合在了一起。
在巴爾扎克身上，宗教問題同樣折射出十九世紀法國的矛盾、糾結，以及大革命在這個領域造成的棘手的遺產。巴爾扎克主張恢復天主教的精神權威，把宗教改革視為法國一切不幸的開端，加爾文是自由、選舉和個人主義的源頭。這一觀念將經“基督的斗士”路易·弗約一直傳遞到二十世紀的夏爾·莫拉斯等人。與反自由的天主教派相對立的，是埃德加·基內的獨特見解?；鶅韧锤写蟾锩蠓▏杂芍髁x力量的脆弱，他試圖從歷史理解當下的困境?；鶅扔袀€重要論斷：對自由政府的創(chuàng)建而言，沒有宗教革命的政治革命必將一事無成。與英國、荷蘭和美國這些在革命后成功建立自由秩序的國家相比，法國大革命最大的缺陷是革命前和革命期間都沒有發(fā)生成功的宗教革命，沒有徹底摧毀天主教的統(tǒng)治；天主教的教皇絕對主義和教階制度，與絕對君主制和思想專制存在隱秘但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鶅葘⑦@種看法貫徹到他對革命恐怖的解釋中。很多史學家認為，雅各賓恐怖根源于當時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但基內強調，恐怖其實是法國歷史的一種延續(xù)，因為許多世紀以來，天主教和君主制的專橫統(tǒng)治已經將法國分裂為兩部分：審訊者和嫌疑犯；雅各賓的體制再現(xiàn)了十六世紀的宗教屠殺和十七世紀的龍騎兵迫害。
在今天高度世俗化的法國社會，這樣的宗教論爭恐怕鮮有人關注。但在十九世紀，許多重大議題都牽涉宗教?；鶅鹊恼擖c牽涉法國共和主義的一個重大難題：如何將大多數深受天主教影響、因而很容易受君主主義誘惑的法國人接受自由與共和的理念。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何以十九世紀法國的共和主義往往帶有反教權主義的色彩，何以教會的教育權利問題經常會成為爭論的焦點，這也是維諾克在書中時常提到的問題。孚雷曾說，法國大革命持續(xù)的時間不是十年，而是百年，因為直到第三共和國初期，自由與共和制度才最終在法國扎根，共和派在教育領域對天主教會勝利——法國版的文化斗爭（Kulturkampf）——是其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從這個角度看，維諾克選擇1885年雨果去世為全書的結尾，可謂與孚雷的見解不謀而合：只有到第三共和國，大革命的自由才真正開始在制度中落實。
基內論點中的另一個問題同樣貫穿十九世紀，那就是如何理解大革命、尤其是如何處理恐怖造成的難題。在維諾克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知識分子，只要他不秉持徹底的反革命立場，都試圖將1789年的精神與恐怖區(qū)分開，如法國浪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米什萊；但路易·勃朗是一個顯著的例外，這位有著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家認為雅各賓的革命專政是必要的，并十分贊賞羅伯斯庇爾。與今天的情形不同的是，這種分歧不僅涉及學術爭論，更重要的是關乎法國未來的方向。第三共和國的奠基人之一儒勒·費里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共和國既要堅持大革命的自由原則、拒斥舊制度的陰魂，也要防止滑向激進的社會革命——工業(yè)時代的社會主義總在召喚羅伯斯庇爾和圣鞠斯特。維諾克的敘述已經提示讀者，第三共和國的“機會主義”實屬一種維護自由體制而必須采取的策略。
所幸共和國在文人中間找到了一位無與倫比的象征——維克多·雨果。書中描繪了雨果一生中的若干重要片段，但這些片段因為其時代背景而具有獨特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意義。雨果出身帝國將軍家庭，早年是個保王派，這與早期浪漫主義文學的政治取向頗為契合。不過，1830年雨果的劇作《艾那尼》的上演之所以會引起轟動，正是因為它標志著浪漫主義的轉向，它開始擁抱自由了。在1848年革命期間，雨果成為共和國的議員，隨后又抵制并譴責小拿破侖的政變；在長期的政治流亡期間，他創(chuàng)作了《悲慘世界》這部人道主義的豐碑之作；在“兇年”期間，雨果譴責公社起義者的暴行，但公社失敗后他又呼吁大赦起義者。維諾克以雨果的葬禮作為全書的結尾，可謂別有深意。雨果的不朽不僅體現(xiàn)在他的作品中，也在于他作品的政治意義、在于他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不懈斗爭。雨果對弱者和窮人滿懷同情，但他不是社會主義者。可以說，他既是共和國的箴言自由、平等、尤其是博愛的出色詮釋者和實踐者，又回避了激進革命者的暴力和權威主義嫌疑。這位偉大作家比任何人都堪當共和國的精神象征。
《悲慘世界》劇照
維諾克還給予了蒲魯東很大的篇幅，乍看起來這讓人有點意外。但細讀之后發(fā)現(xiàn)，蒲魯東的確是個非常獨特的人物。人們都記得他那驚世駭俗的命題，“財產就是盜竊”；但與路易·勃朗等人不同，他反對以革命手段、自上而下地約束私有制和資本的擴張，認為這會導致專制權力；他有過一些反宗教的言論（“上帝就是惡”），但又指責勒南的《耶穌傳》“沒有理解耶穌的使命”，并堅信未來社會應該有新的“信條”。他贊賞一種自下而上的自治體體制，既能保障社會團結，又能避免政府的集權與專斷。他反對歐洲如火如荼的民族自治運動，認為隨著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分散、人口的交融，民族會日漸消失——遺憾的是，這種世界主義的愿景至今仍是一種期待。不過，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證明，蒲魯東對革命的見解和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他關于勞工解放的思想也啟迪了后來的法國工人運動和自治（autogestion）實踐。當代學者在探討近代法國革命頻發(fā)這一病灶的形成機理時，認為革命狂熱植根于革命者的一種執(zhí)念，他們總是相信，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可以改造社會，自由和解放可以通過政治強制達到。然而我們已經在蒲魯東對路易·勃朗的批評中看到了類似的反思。
著名學者皮埃爾·諾拉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提到，當下的法國人已經很難理解一百年前自己同胞的精神狀態(tài)，他們不認為對先輩負有dette——也就是“債”。當下這個幾乎完全專注于日常事務和個人利益的社會，當然難以與十九世紀的那些宏大主題——人類的自由、解放和烏托邦——產生強烈的共鳴。這是“當下主義”與十九世紀的“理想主義”和“未來主義”的隔膜。從這個意義上說，維諾克對十九世紀的追溯是一份邀請，對法國讀者而言，他可在書中發(fā)現(xiàn)十九世紀思想的豐富性，進而重建過去與當下之間的連續(xù)性；對中國讀者來說，它給我們帶來的思考應該更多——因為即使在今天，自由對我們仍然不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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