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進八坊：文化邊界中的回族民俗文化》中研究者通過“走到八坊、走人八坊、走進八坊”探析了八坊體系性的民俗文化，正是由于八坊具有這樣體系性的民俗文化，她才和其他民俗群體有了文化邊界。而書寫這種體系性的民俗文化其實就是要書寫八坊民俗志。這是個相當具體、微觀和復雜的研究課題，即使研究區(qū)域限定在甘肅臨夏八坊這么一個小區(qū)域之內，其民俗同樣具有全面、綜合和總體的特征，即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研究者首先接受了高丙中先生提出的民俗學的領域為“生活世界”和“整體研究”趨勢的理論。這個理論雖然使得民俗學研究領域不再雞零狗碎，但對研究者在不長的時間內獨立完成八坊的田野民俗志還是有難度的，即使研究者在這種文化中被養(yǎng)育成長。所以，研究者在高丙中先生理論的基礎上，又吸取了劉鐵梁先生的“標志性文化統(tǒng)領式”的新式民俗志寫作，即在龐雜的、微觀和復雜的八坊民俗中只描述和闡釋能反映八坊的特殊歷史進程和貢獻，能體現(xiàn)八坊民眾的集體性格和氣質，具有薪盡火傳的生命力，以及深刻地聯(lián)系著八坊民眾的生活方式和諸多文化現(xiàn)象的民俗文化事象。這樣八坊民俗志的研究對象確定了，研究內容的架子搭起來了，里面的內容也有了研究者能夠操作和完成的著落。雖然筆者在這種文化中被養(yǎng)育成長，但真正要書寫八坊民俗文化時，首先，要查閱大量的相關文獻。其次，和不在這種文化中成長的研究者一樣，要進入到田野現(xiàn)場，進行田野工作。作為在這種文化中被養(yǎng)育成長的便利就是對八坊的文化更熟悉，能夠很快找到研究的頭緒，還有熟知此地的語言，而且對研究對象有真正的同情和超乎尋常的敏銳，研究者能夠看到民俗文化事象中所隱含的情感領域，而且能夠理解許多沒有說出來的東西。這也使研究者的研究內容——八坊民俗志能夠達到不僅僅是簡單羅列民俗事象，而是更注重體會和理解民俗文化事象所隱含的文化意義，即做到對民俗文化事象的闡釋。而且在這些對八坊民俗文化的描述和闡釋中，既展示了八坊民俗文化中的點和面的面貌，也展示了八坊民俗文化中俗民的生活世界。對于八坊民俗志的闡釋是研究者的博士論文已經完成的內容，研究者在前文中已經有所敘述。作為一名專職研究工作者，博士學業(yè)結束后，隨著研究的積淀和對八坊回族文化、河州其他穆斯林族群乃至西北多民族族群的生存和文化的體悟的不斷加深，認識到研究任何地區(qū)性的民族歷史文化不能隔絕與其他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者進一步認識到，研究地處多族群共生的地域的河州八坊，不僅僅需要縱深式的地域民俗志研究，還需要將地域縱深式研究與空間上相對擴展時間上相對延伸的區(qū)域文化間的流動結合起來，才能勾勒出八坊這個民俗群體通過經濟方式的互補，某些文化事項的共享等，既堅守了自己特有民俗文化，也通過和其他族群的文化溝通、交流和共享，繼續(xù)著和其他群體民俗文化的共生。即“走出了八坊”來看八坊在西北乃至通過西北和國內外區(qū)域之間在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資源交換。八坊回族民俗文化群體是一個值得剖析的個案，對她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西北回、漢和藏等民族間的邊界和流動，在邊界意識中堅守了自己的文化，而在流動互動中不斷地彼此調適和互補，而這種文化群體的互動和依賴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多元文化互補有積極的解讀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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