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亂的生活中，求一點上進

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終極理想/ 錢穆/1
最苦與最樂/ 梁啟超/9
中國人的病及我的一個藥方/ 沈從文/15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季羨林/23
兩法師/ 葉圣陶/31
我站在人生邊上/ 楊絳/41
怎么樣才能叫受過教育？ / 林語堂/51
做人的規(guī)矩/ 錢穆/59
人生三境界：物質(zhì)、文化、精神，哪一層最重要/ 錢穆/67
寫小說是為自己制造愁煩/ 張愛玲/73
我是怎樣讀《論語》的/ 楊絳/83
書法為何難學/ 林語堂/91
德國學習生活回憶/ 季羨林/97
一年的長進/ 周作人/107
沉默/ 周作人/111
我的第一個師父/ 魯迅/117
靜觀人生/ 豐子愷/127
秋/ 豐子愷/133
我在西湖出家的經(jīng)過/ 李叔同/141
斷食日志（節(jié)選）/ 李叔同/149
做學問的八層境界/ 據(jù)梁漱溟1982 年中山大學演講編寫/155
對我影響最大的幾本書，以及最喜愛的十本書/ 季羨林/163
中年/ 梁實秋/173
作文的三個階段/ 梁實秋/179
關于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 蘇青張愛玲對談記/185
不要取媚于世/ 林語堂/207
文藝與木匠/ 老舍/213
利用零碎時間/ 梁實秋/219
作文秘訣/ 魯迅/225
默想/ 葉圣陶/231
讀書百宜錄 / 張恨水/239
我的讀書經(jīng)驗（節(jié)選）/ 馮友蘭/243
【試讀章節(jié)】
  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終極理想 顧亭林《日知錄》曾引用《論語》里兩則話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當時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則是當時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實此二病乃一病。正因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若使生活艱難，飽食不易，那有閑工夫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呢？大抵此兩種病彌漫中國古今南北，并不從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國，更顯然地曝著了。那是一種農(nóng)村社會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農(nóng)村社會的小地主階層更易犯著。
    張橫渠嘗說：“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這里惰字卻是中國人之真病。惰了便驕，驕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內(nèi)情。其所以惰者，則由其生活閑散，不緊張，不迫切。橫渠是關中人，關中地區(qū)，在北宋時生活尚較艱，但橫渠已如此說。關中以外的地區(qū)更可想見了。
    朱子曾說：“內(nèi)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試問如何能不貪功利，豈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為空寂所誘。朱子所說的誘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來自印度，正因為印度人生活更較中國輕易，才愛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觀點遠較中國人為強烈而認真，則因西方生事更較中國艱難也。
    功利是純現(xiàn)實的，而空寂則是純理想的。功利是純物質(zhì)的，而空寂則是純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標榜著一種中和態(tài)度的人生哲學，顯然是由中國北方農(nóng)村經(jīng)濟下產(chǎn)生。他們不耽空寂，但也不著功利，儒家的中和態(tài)度是篤實的。墨家在當時，大概他們的出身較儒家是更艱苦些，因而他們篤實的意味也較儒家更濃厚了。由篤實而走上艱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貪功利。當時中國北方農(nóng)村需要篤實，卻不必定太需要艱苦。因此墨家思想終因其太接近計較功利，而沒有儒家般易受人歡迎。道家則較閑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緊張，又不太閑散之中道上，這是中國思想之正脈。
    兩漢儒生，都從半耕半讀的北方農(nóng)村中產(chǎn)出，他們不算太艱苦，但也不能太閑散，總?cè)赃€是要篤實。董仲舒曾說：“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們不能不擔著實際生活的擔子，但那擔子壓得不太重，不緊張，還有一部分閑散工夫，可以讓他們來求正誼明道。所以他們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謀利計功，而確然成其為儒家態(tài)度。到東漢以下，門第逐漸成長。半耕半讀的儒生，漸漸在大門第之養(yǎng)尊處優(yōu)之生活中轉(zhuǎn)變而為名士清談。
    那時則老莊道士占了上風，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兒。佛教在那時傳入，正投中國人當時所好。但南北佛教風氣不同，北方佛教比較在社會下層生根，因此也比較篤實。南方佛教則寄托在門第士大夫間，尚玄想，尚清談。若說空寂，則南方佛教更空寂，后來天臺禪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氣候溫暖，地面也狹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輕松，小家庭制也開始在南方蔓延。
    人事牽犁，亦較北方輕減。下及唐代，一輩士大夫，論其家世，比較還是北方傳統(tǒng)占優(yōu)勢。北方農(nóng)村比較南方篤實，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長。門第力量還在，每一個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
    都還有家庭重負。因此唐代佛學雖盛，而卻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國一切文化學術重心，逐漸南遷。門第破壞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稅，生事易足，生活擔子更輕松，人事更寬弛，心地上覺得一切閑散不緊張，禪宗思想流進儒學，便成為宋明之理學家。
    理學家說敬說靜，總是在小家庭里個人生活無憂無迫，遂能欣賞到這一種生活。朱子說：“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其實敬也等如沒事了。只要你在沒事時莫放縱，莫惰，莫驕。莫惰了，又沒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認識的所謂敬的體段。陸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總因在散閑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縱，故而要你收拾，這些全是在比較輕松無事中才講求。宋儒亦講明道正誼，但實在是個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從國家社會大處著眼。先秦儒講的義與道，常指的政治性，社會性的，個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較淡。
    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們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說他們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們不是慕效老莊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學家不喜歡佛教，也不喜歡老莊，但那時是南方士大夫為主體的時代了，雖則他們極力想象追求古代中國北方農(nóng)村的一種樸篤精神，而終于要走樣。他們常愛說眼前日用，卻實在閑散沒事。因此他們愛說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連帶說中庸鳶飛魚躍活沷沷地?？梢娝麄兊哪切┦拢€只是云淡風輕，尋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閑中欣賞雛雞，觀盆魚，乃至靜聽驢子叫之類。好言之，可說是一種淡宕的藝術人生。惡言之，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所以用心到這些上面來。陽明教人也說必有事焉，切莫空鍋煮飯。其實正因閑散沒事，故而時時想到必須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閑工夫說必有事焉呢？然則宋明理學家正已在空鍋煮飯了。到底他們也不免要帶幾分空寂味兒吧。我們縱不說他們也犯了驕惰之病，但勞謙之德總是視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會在生事十分難窘的狀態(tài)下產(chǎn)出了一個顏習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著學術思想之霸權，當時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揚州蘇州那種環(huán)境里，哪能接受顏習齋的思想呢？而且習齋晚年生活，也就在習敬習靜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開始便在希臘雅典等商業(yè)小城市里發(fā)展，根本和中國古代北方農(nóng)村的閑散意味不同。近代歐洲，至少從文藝復興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緊張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來緊張忙迫得喘不過氣來了。他們中古時期在教堂里的一些空寂氣味，現(xiàn)在是全散失了，滿腦滿腸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國羅素之流，生長在此忙迫生活中，討厭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賞到中國。然中國文化之弱點則正在此。
    從鴉片戰(zhàn)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nóng)村逐步破產(chǎn)，閑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閑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jīng)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