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的一鱗半爪

自序
文化熱點篇
姚貝娜一定不愿把記者想象成等待死亡的禿鷲
故宮紀念品如何“親民”
“到此一游”與“風雅”心理
法盲孫子讓人“冰心”
“公眾人物”當如何自處
“落葉景觀”是城市的“流動油畫”
“廢墟涂鴉”的尷尬命運
文化批評不應刻意回避“口水戰(zhàn)”
“比基尼京劇”與藝術(shù)創(chuàng)新尺度
“外灘申遺”的申與不申
文物回歸，給點謹慎的樂觀
功利綁架文化的機場更名
申遺，究竟為了什么？
過度解讀的“度”在哪里？
娛樂，何必用紅色包裝
邵逸夫改寫的不僅是電影
預料中的二張分手
“好聲音”連接“夢通道”
“達人秀”何以成為文化事件
文學藝術(shù)篇
余秀華：奇跡點亮常識
張賢亮激活“靈與肉”思考
“葉兆言叫板莫言”的營銷綁架
作家能否“大學造”
作家的心跳和譯家的心跳
面對諾獎，何妨淡定？
關注諾獎別制造“村上悲情”
馬爾克斯的“現(xiàn)實”和“返身”
《背影》的“交規(guī)之痛”
也說四大名著之“讀不下去”
駐場演出，城市的面子
爭金奪銀與真金白銀
藝術(shù)家跨界之“不務正業(yè)”
文藝創(chuàng)作“源頭”重于“碼頭”
海外華人作家之崛起
“偉大的影評人”對我們的啟示
影評家不能跟著資本家走
“舉重”才能成“重鎮(zhèn)”
金雞百花：“雞肋”等待新活力
宮崎駿的“力不從心”
國產(chǎn)動畫片到底缺什么？
《悲慘世界》能否啟迪京劇電影？
中國電影人不要“小家敗氣”
“一片制”和“一日游”
對策怪胎“貼拍片”
“藝術(shù)電影聯(lián)盟”切勿虎頭蛇尾
“尺度”稍寬
金雞獎的“最佳”與“特別”
叫座也要叫好，養(yǎng)眼還須養(yǎng)心
“海派秧歌”的樣板意義
設計之都：從創(chuàng)意到創(chuàng)造
民樂接地氣，方能走向坦途
朗朗誦讀的城市詩意
街頭藝術(shù)之于溫情城市
語言文化篇
語文教材應由誰來編？
藝術(shù)家何時不自念緊箍咒
對“流行熱詞”的冷分析
喚起對漢字的熱愛與敬畏之情
流行語體的生命力能持續(xù)多久
雅語雅風治療“語言癌”
文化節(jié)目與綜藝秀的“楚漢之爭”
《中國好歌曲》讓原創(chuàng)“走出去”
過度消費文化名人要有叫停機制
文化名人出場費合理？悖理？
名人的盲區(qū)
文化沙龍，催生和滋養(yǎng)風雅
《狼圖騰》“文化造假”之辯
“拯救”書店，要反思“人與書”的關系
“主旋律”不能是“偽歌頌”
司徒雷登為何遺愿難酬
不能繞過的魯迅
中文系，中國人文思想的建設者
文化不是“軟實力”
藝術(shù)評獎就要“大義滅親”
為舞蹈大賽上的“當場質(zhì)疑”喝彩
“嚴肅作品”《寒夜》被雪藏說明啥？
媒體“保持痛感”的擔當
“娛記”能否轉(zhuǎn)型成“文藝評論家”
為青年評論家敞開主流平臺
關注“走進劇場坐下看戲的理由”
烏鎮(zhèn)的“戲劇之夢”意義非凡
假如“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移師千年古鎮(zhèn)朱家角
需要那么多“國際電影節(jié)”么
“學問”與“學位”之倒置
“領導陣容龐大”的書畫圈名利場
“錢多人傻”鬧劇，還將上演多久
自娛自樂的“文化走出去”
舊“畢業(yè)贈言”的新流行
名人故居保護的“差錢”與“不差錢”
山寨巴黎，不如保護老建筑
從清明節(jié)“文明祭祀”說起
將人倫節(jié)日化為民族文化記憶
“小地方生出大文化”之啟示
“文化消費”關乎“文化立國”
“寫書”永遠比“賣書”重要
作為“社會公器”的攝影
收藏，做什么？
“觀光”如何關乎“立國”
“文化硬件”建設可否未雨綢繆
到底還是“夢工廠”
“原型式電影”的自由與尷尬
“滬語文藝”背后的方言魅力
影視劇評篇
何必把“文藝片”視作票房毒藥
只有“好電影”和“壞電影”
姜文用“鬧劇”把自己弄“俗”了
《歸來》讓人深思災難的后果
《星星》擊中了咱們的軟肋
將愛情進行到哪里？
《無人區(qū)》：血染的風采
觀《地心引力》之遐思
iPhone缺席的《喬布斯》
喜劇的饑餓成全《泰囧》
西游降魔，缺點情懷
品牌與跟風——從《一代宗師》說起
李安的童話寓言
永遠的安娜
愿給《危險關系》打高分
老外操中國潮語并非創(chuàng)新
皇帝的新衣
《白雪公主》：不止于娛樂
泰坦尼克：經(jīng)典是這樣鑄成的
香港的現(xiàn)實主義
《國王的演講》：上流的情懷之作
國際化：張藝謀和徐靜蕾
“丁丁”與“捕捉”的完美結(jié)合
該向《功夫熊貓》學什么？
《星星的孩子》：本土題材，全球視野
就要這樣干凈
《畫皮Ⅱ》的成功營銷
游戲規(guī)則與叢林規(guī)則
從査明哲的“宗教情懷”說戲劇的教化功能
《伏生》，悲劇的美學力量
《生死遺忘》，話劇舞臺的《金色池塘》
《長恨歌》，一個人的“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