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書史：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

20世紀的中國學術因為有甲骨文字、秦漢簡牘、敦煌遺書以及明清檔案四大史料的發(fā)現(xiàn)而呈現(xiàn)出異彩，成為學界所津津樂道之大事。其實對東亞諸國漢文資料的發(fā)掘的重要性現(xiàn)在看來實在不亞于上述的四大發(fā)現(xiàn)，其中尤其是對朝鮮漢文資料的開發(fā)與利用，呈現(xiàn)出最突出的成果。先是對李朝朝鮮實錄的利用，而后是對朝天錄與燕行錄的編輯出版，接著是對大量朝鮮文人文集的整理與編輯，以及對朝鮮赴日通信使的紀錄的注意，累積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史料淵藪。自20世紀末以來，到21世紀，朝鮮、日本與中國都有許多學者利用相關的史料做出了重要的學術成果?，F(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同文書史：　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就是這一系列成果的最新一種。
　　本書作者王鑫磊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期間，原本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但是，自從加盟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以來，由于對葛兆光提出的“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方向產(chǎn)生濃厚興趣，因而開始閱讀韓國有關文獻，并把他原來有關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知識與這些相關文獻結合起來，開始進行“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的系列研究。在這幾年里，他多次出訪韓國，并且學習了韓語，還以較長時間赴韓國首爾大學收集資料。他原本擁有的近現(xiàn)代歷史知識，給他進入“韓國漢文文獻”這一新領域帶來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觀察角度和思考方向。
　　近世東亞的歷史，以及東亞諸國，由于以漢文寫就的朝鮮文獻、日本文獻、越南文獻以及琉球文獻的大量存在，完全可以作深入和豐富的研究，特別是長期以來東亞諸國之間的互相接觸與彼此觀察，更是值得深入討論的新領域。但是，中國學界在這方面算是起步不久，盡管這一類文獻的重要性，八十年前已經(jīng)有學者指出，但是至今依然不能說已經(jīng)充分利用，特別是如朝鮮燕行文獻之外的各種李朝朝鮮史書、官方文獻、私人文集與筆記以及朝鮮通信使?jié)h文文獻、日本長崎的大量通商與交往檔案，日本士人對明清的種種記錄、各國文化人之間的筆談、唱酬，甚至繪畫等，還大有開發(fā)的空間，還需要廣泛深入的使用。王鑫磊博士近幾年來從頭參與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計劃，對這方面文獻有廣泛接觸，自然為此書之寫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本書包括六個部分，在緒論之外有正文五章 ，涉及的時段從明代到清末，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包括了中韓儒學爭論、日韓文化競賽與認同、東亞海上交流、各國的近代轉型等。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一章 有關明代后期中韓士人有關儒家思想的爭論部分中，無論是許篈有關陽明學的言論，還是有關薛瑄從祀的看法，一方面既表明在中韓共同擁有的儒家知識領域，兩國知識人已經(jīng)存在分歧，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皮相地認為個別的分歧就說明中韓儒學后來漸行漸遠的分裂。因為即使在中國，在許篈訪問的當時，雖然陽明學風頭甚勁，但仍然有不少朱子學的擁躉者。而且陽明學逐漸傳播到李朝朝鮮后，連許篈的弟弟許筠以及朝鮮國王也對陽明學取同情態(tài)度。因此王鑫磊以“儒學并非鐵板一塊”的說法來解釋此時朱子學與陽明學消長情況，表現(xiàn)出一種審慎的學術風格。
　　而本書的第四章 和第五章 ，則超越中朝雙邊的畛域，更透過日本與朝鮮的眼睛反觀中國、或者通過一個在日本的朝鮮人的安南之行，來觀察東亞的關系，這種“文化接觸”或“第三只眼”的討論相當重要。這是文化間接接觸的典型事例，值得研究者予以重視。第六章 則是討論面對西潮的朝鮮、日本和中國，王鑫磊通過《江華條約》與日本沖擊下朝鮮的反應、朝鮮使團在日本的游歷和觀察，朝鮮使臣在中國天津的學習和交流，討論了東亞近代轉型過程中，朝鮮、日本與中國的種種反應，展開了多視角的歷史場面，這是過去研究者較少留意的全景畫。
　　這部書借用了“書同文”一詞改作書名，一方面固然是說，同樣使用漢字書寫，不僅使東亞諸國構成了一個文化區(qū)域，也使得這些漢文文獻呈現(xiàn)了一個共同歷史；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說，使用同一種“漢文”書寫的歷史下面，也有僅僅依賴文字無法彌合的文化差異，雖然漢文書寫，呈現(xiàn)出一個歷史，但是一個歷史下面卻有種種不同認識和解釋。當然，東亞這種文化分裂的原因相當復雜，它并不開始于西潮沖擊之后現(xiàn)代進程的差異，甚至開始于各國自我中心的自尊意識，這當中朝鮮與日本的情況還有些不同，日本因為從未成為中國的附屬，從來就有相當程度的自尊意識。因此，通過這些漢文書寫的歷史資料，也許我們可以超越中國史的邊界，在更大的范圍內，重看這一“漢文”呈現(xiàn)的歷史世界。
　　當然，有史料并不等于有史實，如何從史料中還原出真正的史實來，并對歷史的發(fā)展做出正確的解釋，這是對每個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的考驗。至于史料只看到部分，就企圖做出宏大的解釋，或確立自己的理論，恐怕并不是可取的態(tài)度。王鑫磊此書正讓我們看出他對歷史研究的敬畏態(tài)度，對處理史料的審慎精神。此外，從占全書五分之一的緒論當中，我們又可以看到王鑫磊是如何在擁有與理解大量朝鮮漢文史料的知識基礎上才寫成這部書的。由于這篇比尋常著作偏長的緒論的存在，又使得這部書成為一部具有指南性質的著作。我向來不善于寫序，承作者美意與葛兆光先生的推動，就將上述的話作為我的讀后感吧。

王鑫磊，男，1981年生，上海嘉定人。2008年于復旦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 明清中韓關系史和東亞交流史。著有《人間鴻壑：中國社會代溝問題的歷史考察》（2013年）、《一座世界名城的文明多元化——揚州瘦西湖景觀歷史演進的文 化解讀》（2013年）。代表論文有《帝國斜陽下的親密接觸：論朝鮮官員金允植的天津領選》、《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隨槎錄>的史料價值——兼 談朝鮮王朝的“小中華意識”》、《從16世紀末中、朝士人的陽明學辯論看東亞儒學交流——以許篈<朝天記>為中心》、《朝鮮王朝對明朝薛瑄從 祀的反應》等。2009年承擔教育部一般項目青年課題《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代溝問題研究——以五四知識分子群體為中心》（2013年結項）。2011年 入選上海市教委“晨光學者”。2012年入選復旦大學“卓學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