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大俠義

小　引/ 001
一、千秋猶未盡解的“俠”/ 001
無論依繁體寫成“俠”，還是按簡化寫成“俠”，這個字都是指稱人類群里那樣一種人，他們超凡而脫俗，見義勇為，抑強扶弱，能以行為表現(xiàn)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二、墨家思想支撐“俠道”/ 015
歷代中國社會的成員身份大寶塔終究是由廣大“小人”充當基礎乃至底座的，“小人”們講的誠信從來都是墨家所倡導的“言必信，行必果”。俠義的誠信非儒家誠信，昭然甚明。
三、俠義基因傳自遠古/ 032
鯀、禹、女媧聯(lián)合譜寫的治水、補天神話故事，最石破天驚和淋漓盡致地詮釋了中華先民以利人、利天下為根本準則的義、信、勇，因而我將其稱為中國古代神話第一經(jīng)典。
四、崛起的“士”涌生出“俠”/ 048
俠作為士的一類分支，其基本成員不但確然有墨子及其弟子那樣的學派精英，而且可以有包括儒、道等學派的部分成員，乃至九流十家以外下起布衣、上至卿相的社會成員在內(nèi)，凡縱性使氣的義、信、勇者皆為同道。
五、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 062
由于經(jīng)濟條件、生存狀態(tài)、社會地位不一樣，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的社會身份自然會有高下之別，各自能做的俠義之事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這并不等于，布衣之俠在人格上，或心理上，就必定低于卿相之俠。
六、力征之俠與智決之俠/ 077
他們逐波于浪間，弄潮于濤頭，要么主要憑鼓舌游說、論辯而揚其智力，要么主要憑逞強打劫、行刺而奮其勇力，要么二者兼而有之，交相為用，各各形顯于時政，名標于當世。
七、圖報之俠與肆志之俠/ 093
在春秋戰(zhàn)國那樣一個思想未被強權禁錮，人格未被理學扭曲的歷史時期，肆志并非思想解放的產(chǎn)物，而是人格獨立的能源。但凡為俠，乃至相當多的不是俠的士，或強或弱、或顯或隱都會肆志以立身處世。
八、濟世利人、排難解紛的道義取向/ 109
如果說，春秋時期子犯、趙衰等人對于重耳個人的道義擔當，還充溢著主從、君臣的人身依附關系因素，那么，戰(zhàn)國時期藺相如對于廉頗那樣一種個人退讓，就凸顯出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至上的人文思想色彩。
九、立誠重諾、言出行隨的信義取向/ 122
只講“言必信，行必果”并不準確和完整，信義的核心始終在誠實。為人必須首先從道德品質、操守氣節(jié)上立誠，然后才有可能做到重然諾，言出于心而心口如一，言踐于行而言行如一，“必誠”二字永遠要放在言行最前面。
十、重死輕生、犯險拯厄的勇義取向/ 136
在春秋戰(zhàn)國那樣變革劇烈、動蕩不已的社會歷史大環(huán)境當中，人的生死如系于一發(fā)，什么人的主觀意愿都難左右。因此，對或生或死，對如何生如何死，果敢決斷地作出選擇，也成為了先秦俠士尚勇的一項必然之義。
十一、快意恩仇、知己必酬的恩義取向/ 149
俠的恩義取向主要來自于先秦民間，由茲決定了比孔、墨所說廣闊得多，深遠得多。尤其是從中升華出了知恩圖報，知恩必報，更逐漸積成中華民族傳統(tǒng)恩義觀的價值核心。
十二、人格至上、重聲輕身的節(jié)義取向/ 161
自先秦以降，包括俠在內(nèi)的歷代士君子非常講究名譽與節(jié)操能相符若一，從而有了“名節(jié)”概念。從《漢書?兩龔傳》稱述“二人相友，并著名節(jié)”伊始，在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名節(jié)幾近成了氣節(jié)的同義詞。
十三、唯我、抱團、犯禁、嗜殺的負驅動/ 175
俱往矣，先秦俠士所固有的唯我、抱團、犯禁、嗜殺之類負驅動，無論曾經(jīng)派生出多少不堪，終究都已煙滅塵封了，不再可怖了。可怖的是，歷朝歷代以至于當今，都還有人不辨是非，不分善惡地對其粉飾曲解，妄加美化。
十四、俠義一脈　化人千秋/ 188
傳統(tǒng)俠義的道義取向、信義取向、勇義取向、恩義取向、節(jié)義取向全都沒有過時，它們所蘊含的思想道德資源主建構全都有益于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比較而言，汲取其中的道義擔當、誠信精義和氣節(jié)文脈三個向度，始終應成為重中之重。
后　記/ 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