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有“太史公曰”、“臣光曰”,有“論曰”,有“贊曰”,無非是史家在相對客觀的史事陳述之后,明確表達他的史觀、史識,《柏楊版資治通鑒》的“柏楊日”亦然,柏楊語譯司馬光《資治通鑒》,十年有成,八百六十二則“柏楊日”是另一項更重要的成就,輯錄成書,以“《柏楊曰》——讀通鑒·論歷史”為名,“通鑒學”在二十世紀再添成果,與王船山《讀通鑒論》前后相互輝映。但誠如唐德剛先生所說,過去的史論家論史,從“太史公日”到“臣光日”,就只是孔門一家的框框之見,而柏楊在翻譯《資治通鑒》時,從他本身的現(xiàn)代多元文化背景,讀不下去而痛批之,是為“柏楊日”,它為傳統(tǒng)的論贊學打下了句點。所謂“讀不下去”,約有以下數(shù)端,一是司馬光所述的那個史事本身,其次是司馬光之“所述”或隱或顯表達的褒貶議論,最后是“臣光日”的史論所存有的價值。而司馬光所代表的正是傳統(tǒng)的儒家,因此柏楊通過“柏楊日”除了和歷史對話,和司馬光對話,也和眾多的儒家菁英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