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記出陳維崧在明末成年前后，便曾隨其父陳貞慧到南京，認識了那群以意氣名節(jié)相矜持的復社文人，不獨受其感染，還先后從吳應箕學制藝文，從陳子龍學詩；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際，為避難曾躲在宜興陳家，也曾與之研討文章。清兵渡江，吳應箕、陳子龍先后殉國難，更對他造成沉痛的心靈創(chuàng)傷，成為終生抹不掉的痛苦回憶。這便不難理解，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他已經在努力謀求出仕的時候，還記得崇禎帝的忌日，“驀然卻想，三十年前，銅駝恨積，金谷人稀。劃殘竹粉，舊愁寫向闌西”，作《夏初臨》等詞，抒寫內心興亡之悲。陳維崧在明末是進了學的，入清曾絕意進取，放棄了諸生籍，而后來又恢復了學籍，并且日益迫切地謀求出路。這個中緣故，如果只歸因于清王朝已經鞏固，社會安定了下來，作為封建文人的功名心改變了原來的人生價值取向，固然不錯，但卻失于籠統(tǒng)，缺乏陳維崧個人生命歷程的實際內容。《年譜》中記載了他入清后遭遇的多種災難，如家族矛盾，強人對其父的綁架勒索，族人的侵產奪舍，仇家（與之有世仇的周延儒家）的生釁滋事，受親戚周鍭謀反案株連，父親陳貞慧及二弟陳維嵋曾被捕入獄，家產損毀殆盡，又時時受到官府的威脅，不得不經常外出依人。他最初恢復諸生籍，如陳維嵋所說，是由于“邑中有仇者乘隙構難端”而采取的自我保護措施。因為這樣可以表示與新王朝無異心，還可以享受到做秀才的一些優(yōu)待。然而，情況沒有發(fā)生改變，到“科場”、“通海”、“奏銷”三案發(fā)生，多位親友受株連，有的被殺，有的被流放，自己也受到威脅、迫害，有賴在揚州做推官的王士稹致書常州推官畢忠吉予以照拂，方才免于追查。此后，為了尋求個安身立命之所，才認真地去應鄉(xiāng)試，乞求相識的朝官提攜、援引，個中包含了許多的辛酸、無奈，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祿心說明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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