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中國出版的數千部長篇小說中，《大虬》可能最容易被文學專業(yè)界所忽略，其原因不光是作者在文學圈內之籍籍聲浪中默默無聞，還因為其竟然采用古舊的章回體這種話本敘事方式。但是，當你稍稍認真地讀下去時，就會發(fā)現其在舊的敘事框架里所裝載的社會歷史和人生內容竟是那樣豐富扎實。實在地說，這是一本很吸引人的小說。它吸引人的不只是主人公大虬傳奇般的人生經歷，以及他與畢蓮仙坎坷曲折卻又靈肉交融美滿幸福的浪漫愛情，更重要的是，小說從大虬這個充滿俠骨豪情的人物切入，所復原和再現的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末關中農村的社會生活史和農民生存史。這是保留在作者和當事人記憶中的故事和細節(jié)，然而它所提供的豐富的社會生活信息，卻足以突破以往從單純政治角度所書寫的宏大敘事模式，讓人看到更直觀、更本質的鄉(xiāng)村社會歷史和人際關系真實，成為一部獨特的民間社會歷史文本。小說的情節(jié)“核”是財東馮家和山東來的逃荒戶陳家?guī)状苏嬲\相幫的故事。它的畸形發(fā)展也可以說是極致情境，是在馮家兒子天時死后，天時媽為了留住兒媳畢蓮仙，以使兩歲的孫子能長大繼承財產和香火，便有意撮合干兒子陳大虬與兒媳畢蓮仙成為“家外有家”的夫妻。陳大虬也果然不負干媽所望，扶孤保產，并與蓮仙相愛始終。作者的本意是表現陳大虬知恩圖報和重信守諾的俠骨豪情，贊頌他身上所葆有的勞動者的美德，但其故事中惡人終得惡報的情節(jié)，所包涵的卻是“善惡終有報”的民間信念。在極左年代，這樣的觀念只要用一句“唯心史觀”就可徹底否定了，但在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推行和諧發(fā)展的今天，這種鼓勵人幫人、人愛人的民間信仰，卻具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早在戰(zhàn)爭年代，大虬就救助過受傷的中共游擊隊長東方白和啞巴孤兒石蛋兒，為報仇殺死了作惡多端的敵連長、排長，落下“刀客”的名聲。但他對禍害過自己和畢蓮仙的馮家族人，卻又在他們有悔意之后，寬容待之。更為難得的是，在浮夸風盛行的“大躍進”年代和人妖顛倒的文革浩劫中，他都堅持實事求是，寧愿自己挨整，也不說一句謊話，并再一次從被壞人控制的造反派手中，冒死救出了即將被殘酷處死的縣長東方白，保護了馮家后代馮暄璋。這是一個集傳統(tǒng)美德于一身，俠骨豪情、愛憎分明，終生行善除惡，以助人為樂事，敢于堅持真理的鄉(xiāng)間豪杰形象。作者不僅將大虬這樣剛柔相濟、行俠仗義的老一代農民形象當做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善良和正義的代表，而且又將他作為儒家傳統(tǒng)文化中“修身齊家”的家長式男人的典范。然而作為小說的《大虬》，其意義卻不只在于大虬這個可能引起爭議的傳奇人物，還在于其圍繞大虬的漫長人生經歷，在長達五六十年的歷史時空中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新舊兩個時代農民的生存狀態(tài)所作的深入肌理的本質展示和生動描繪。在小說前半段，我們看到的是舊中國農村普遍的貧窮和兵匪、自然災害對農民財產、生命的嚴重威脅。而如馮成泰這樣的富裕家庭，除了對兵匪、災禍的耽憂之外，還有對家族男性繼承人的關注和期待。他直到三十多歲才生下一個自小多病的馮天時，兒子尚未成人他就因車禍身亡；馮天時好容易結婚生子了，卻又在其兒子不滿周歲時因病而亡，留下老母、少妻、幼子，使馮氏家業(yè)面臨后繼無人的危險。有產家庭的這種生存狀態(tài)，揭示了封建男權制度的作繭自縛，同時也形象地解釋了農業(yè)社會重男輕女的物質原因，以及鄉(xiāng)村社會葆有的積福行善天賜麟子的道德傳統(tǒng)。《大虬》描寫舊中國的那部分內容，可以說幾乎都是圍繞馮成泰家保子保產進行的。小說雖然沒有點明，但我們根據情節(jié)可以推斷，馮成泰當年對大虬家的救助，似乎并不是完全無私的，而是有著借外力以襄子護家的長遠算計。在馮天時死后，馮成泰族弟馮成海父子對其家產的覬覦和爭奪即進入白熱化階段。作者寫馮成海強迫過繼、氣死寡嫂、葬禮發(fā)難、謀害陳大虬，以及其子企圖強娶畢蓮仙又唆使大兵對其輪奸等情節(jié)，占了全書七、八章的篇幅，其矛盾斗爭真可謂“如火如荼、相煎何急”。在對馮成海父子這些招數的應對中，作者寫出了成泰妻的深謀遠慮，陳大虬的英勇無畏，畢蓮仙的堅貞不屈、多謀善斷。通過一個家族在奪產護產中的斗爭，作者撕下了舊中國家族社會溫情脈脈的假面，呈現其殘酷無情的本質。其激烈和殘酷毫不亞于封建帝王繼承權的爭奪。近些年，在描寫舊中國家族生活的長篇小說中，我們很少讀到這樣深刻精彩、入木三分的描寫。在尚未讀到陳大虬在新中國階段的生活內容時，我很耽心，以陳大虬對馮家的忠誠，他將怎樣面對土改、合作化這樣的運動？然而在讀完全書后，我雖覺得通過東方白的友情，又靠一紙假契約，讓馮家避免了被定為地主成分而田產被分的結局，其情節(jié)還大致可信，但讓大虬因聽了東方白的建議，成為入社的積極分子，并先后擔任社長、隊長，就不大符合他的性格。好在這在書中只是過程性交待，很快就進入到因1958年的浮夸和浪費所造成的饑荒年代。到這里，作者又重新找回對陳大虬的感覺，寫了他因反浮夸被撤職并與好朋友劉春來分手；又寫了在那場導致碧竹寨村23人餓死的饑荒中，大虬、畢蓮仙的生存智慧和俠義心腸。但是最為成功的，則是作者對“四清”和鄉(xiāng)村“文革”過程的深刻表現。從碧竹寨這兩場運動的過程和細節(jié)中，我們看到了在當時被官方媒體所渲染的“反修防變”、你死我活的嚴重階級斗爭，如何在鄉(xiāng)村社會被異化為痞子惡人們的為所欲為和好人的劫難。作者通過對畢蓮仙如何被補劃為地主、存根如何成為運動的“對象”而后又如何“下樓”等過程的描寫，以及對所謂運動“積極分子”隊伍的剖析，讓我們看到了鄉(xiāng)村社會人際、家族原來的些小矛盾和仇怨，如何被放大撕裂成仇恨，人性中的自私、貪婪，甚至合理的人生理想，如何被運動的領導者所利用，并以革命的名義行使著對無辜者的群體暴力。恩格斯曾經指出：“國家權力對經濟發(fā)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就會發(fā)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fā)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保ā恶R恩選集》第四卷483頁）從《大虬》中看到的正是國家權力、政治權力的錯誤運用和它對經濟發(fā)展所造成的“巨大的損害”和對好人的傷害。這是很真實又很深刻的判斷和表現，在同類題材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同樣十分難得。與《大虬》思想方法和歷史記憶的民間立場相一致的，是它選擇的章回體和話本的講述方法。但是作者在敘述中又大量借鑒了現代小說的敘述方法，如小說社會歷史內容的拓展，對舊小說單因單果的情節(jié)鏈的突破，表現了事件和人物命運的復雜性；又如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寫和分析，對人物思想和心靈世界的豐富展示，等等。所以從總體來說，《大虬》既有傳統(tǒng)中國小說線索的單純、故事的生動，情節(jié)的起伏跌宕，作者傾向和思想觀點的鮮明，又有現代小說社會歷史內容的豐富、廣闊，人物的復雜與深刻。另外，小說中以陜西關中農村方言為主導的敘事方式，不僅凸顯著作者的民間立場和小說的民族化、大眾化風格，而且為人們留下了生動豐富的關中方言資料，在語言大一統(tǒng)的現代化背景下，具有特別的歷史文化和民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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