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教倫理思想史稿

　　在以倫理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中產(chǎn)生的道教及其思想，不可能不滲透著倫理精神，其原因在於：（1）道教崇奉的神仙具有倫理道德的內涵，（2）道教修道中的養(yǎng)神、修性融合了道德修養(yǎng)過程，（3）道教追求的得道成仙與倫理道德具有密切聯(lián)繫，（4）道教“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理念蘊含著倫理思想。而且，道教倫理思想有其自身的特點：第一，它具有明顯的神學特徵；第二，它融合了道家、儒家以及佛教的倫理思想；第三，它以道性論為理論基礎；第四，它具有生命倫理的特徵。研究道教倫理思想史就是要探討道教倫理思想的形成、發(fā)展及其規(guī)律，這不僅對於瞭解和研究道教及其思想，而且對於研究整個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發(fā)展和演變，對於今天吸取中國傳統(tǒng)的優(yōu)秀倫理思想資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道教倫理思想的發(fā)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萌芽的西周初期?！兑捉?jīng)》與周公已經(jīng)有了初步的宗教倫理思想。先秦兩漢時期，儒家確立了“三綱五?！钡牡赖乱?guī)範，並進一步建立了儒家的心性論；道家對“道”輿“德”的關係作了深人探討，並提出了“自然無為”的道德原則。然而，這一時期的倫理思想一直是在耳期宗教神學的背景下得以發(fā)展的，內涵著宗教神學觀念。先秦儒家、道家的倫理思想雖然已經(jīng)開始具有較為成熟的理論形態(tài)，但伊具有明顯的宗教性；先秦墨家倫理思想的宗教性則更為顯著。尤其是兩漢時期，在宗教神學汎濫以及讖緯之學盛行的背景下，無論是儒家倫理或是道家倫理，都浸透著濃重的神學觀念。道教倫理思想的形成是在吸收先前諸家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對早期宗教倫理思想的一種延續(xù)。東漢魏晉時期，道教興起，道教倫理思想開始形成。早期道教的經(jīng)典《太平經(jīng)》旨在實現(xiàn)天下的“太平”，包含了豐富的倫理思想。它提出了守道而行的道德準則；強調父、母、子“三人相通”和君、臣、民“并力同心”；把“樂生”、“好善”看做人生的最高追求；並且提出了善惡報應的思想以及更為精緻的承負說?！独献酉霠栕ⅰ肥窃缙诘澜虒丁独献印返脑忈?，雖然也講“道”，但較多的是把“道”與忠孝仁義聯(lián)繫在一起。它強調“行道奉誡”，要求“清靜為本”，同時又要求為善去惡，“至誠守善”。魏晉時期神仙道教的重要代表葛洪追求修道成仙，但明確提出“為道者當先立功德”，並且還對善事和惡事作了具體的規(guī)定。同時，他還認為，修道求仙必須“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因而講忠孝仁義，推崇儒家之“禮”，但又強調“仁而兼明”，要求重新刪定“三禮”，主張仁政與刑罰並重。而且他還推崇道家的“不言而化行”，並把道家的修道成仙與儒家的修身養(yǎng)性融合為一體。此外，這一時期的《西昇經(jīng)》、《赤松子中誡經(jīng)》、《黃庭經(jīng)》以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jīng)》也包含了豐富的道教倫理思想。南北朝時期，寇謙之和陸修靜分別對北方的天師道和南朝地區(qū)的天師道進行整頓和改造。寇謙之提出“以禮度為首”，並以道誡的形式表述倫理道德規(guī)範，強調奉守道誡，宣揚神明賞罰。陸修靜提出“行善成德以至於道”，並在其所制定的齋醮科儀中，融人了濟度思想，而且他還認為，通過齋醮科儀，可以清洗心靈，以行善去惡達於“淨”，以去欲息事達於“靜”，以至於“存守其真”。南北朝時期，道教戒律發(fā)展到了較高的水準，涉及倫理道德領域的諸多方面，其中包括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規(guī)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行為規(guī)範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行為規(guī)範等。而且，道教戒律中所蘊含的倫理思想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神學性、三教融合、追求長生、可操作性等特徵。與此同時，陶弘景在道教倫理思想上提出了“修心即修道”、“修道即修心”；尤其是他關於“道性”的討論，與這一時期的《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jīng)》以及宋文明的《道教義》對於“道性”的闡釋一起，實際上開啟了道教對於心性的研究。 隋唐時期，道教心性論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反映了道教倫理思想體系趨於成熟。隋唐之際的《太玄真一本際經(jīng)》提出“眾生性即真道性”，《太上一乘?？罩遣亟?jīng)》則提出“一切眾生，皆有道性”。唐代道士成玄英不僅提出“一切眾生，皆稟自然正性”，而且特別強調“率性而動”以復歸於自然之性。他還講“心神凝寂”，“兩忘”、“雙遣”，並且要求“絕偏尚之仁，棄執(zhí)跡之義”。王玄覽既說“道性眾生性，皆與自然同”，又說“眾生無常性，所以因脩而得道，其道無常性，所以感應眾生脩”，而且還認為，“眾生欲求道，當滅知見”，要求滅盡知見，“無心”、“淨心”。孟安排的《道教義樞》把“道”界定為“理、通、導”，把“德”界定為“得、成、不喪”，強調二者一體；而且通過對“十善”和“十惡”的闡述，要求行善止惡；尤其是提出了“自然真空，即是道性”，主張離界內四染、斷界外氤氳，以復歸清虛自然之道性。司馬承禎講“真性隨身有，勿於身外求”，因而要求淨除心垢，復歸道性。他還認為，修道在於“收心離境”，無欲無心，而且強調積習而成，漸而進之，並制定了“修道七階”。吳筠既講道家的“道德”教化，又講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而且特別強調心靜，認為“習靜為契道之階”。此外，他還要求忘情而率性，主張制惡興善，立功改過。李筌認為，人兼有巧拙之性，因而需要修煉成聖。他強調修心，要求“心中納正”，動靜合道，又講“上施道德，下行仁義”，融道家的“道德”與儒家的仁義於一體。杜光庭講“人之所稟。真元道性”，並且要求“去欲閉情”，達到“心寂境忘”，從而復歸於道性。同時，他既主張以道家的“道德”治國，要求“無為白化”，又強調儒家倫理對於治國的重要性，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與道家的“道德”結合起來。除了這些著名道士之外，同一時期還有李榮、潘師正、譚峭以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jīng)》、《太上老君內觀經(jīng)》等道經(jīng)，也對道性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從而把道教倫理思想發(fā)展至一個新的高峰。 宋元時期，道教心性論與道教內丹聯(lián)繫在一起。道教內丹的重要經(jīng)典《靈寶畢法》、《鍾呂傳道集》倡導性命雙修，並把道德修養(yǎng)融人了修煉內丹之中。陳搏、張無夢、陳景元一派，既講性命雙修，又講心性修煉，而且將修道與儒家倫理融合在一起。金丹派南宗以北宋的張伯端為開派祖師，持“先命後性”，同時也非常重視修性，尤其是強調修心，要求察心觀性，修心以靜，而且還提出“學道之士，當先立身”，吸取了儒家的道德規(guī)範。全真道由金代的王嘉創(chuàng)建，持“先性後命”，講“識心見性”，特別強調心的清靜，提出“全真清靜為先”，同時又講“忠孝仁慈”，使道教修仙與儒家的忠孝仁義相為表裹。後來的李道純、陳致虛中和南、北二宗，講性與命不可分離，修性與修命不可割裂，同時都講清靜，要求忘我忘物、少私寡欲；而且，他們還講正己修德、三綱五常，並強調修德而不言德。宋元時期的淨明道以“淨明”、“忠孝”為基本教旨，提出“淨明只是正心誠意，忠孝只是扶植綱?！?，並且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推廣，追求“作世間上品好人”的目標。以北宋《太上感應篇》為代表的宋元時期的道教勸善書涉及倫理道德領域的諸多方面，包括個人品德修養(yǎng)、家庭倫理、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以及生態(tài)倫理等，並且具有神學教化性、追求得道成仙、定量化與可操作性等特徵。在宋元時期道教倫理思想的發(fā)展中，還有張繼先、張嗣成、杜道堅、王道淵等著名道士做出了重要貢獻。 明清時期，道教開始由盛而衰，道教倫理思想逐漸形成了儒學化的趨勢。張三豐認為，“大道以修心煉性為首”，並提出“修道以修身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誠意”。他還大講儒家的人道，要求“忠孝兩全”、“仁義博施”，認為“全於人道，仙道自然不遠”，同時，他還要求掃除雜念、清心寡欲。張字初推崇儒家道德性命之學，宣揚“心統(tǒng)性情”，並提出了“以清靜為本”的修道原則，同時，他還要求“由仁義，操禮節(jié)”，講“崇德積善”，以求得國泰民安。王常月提出“命在性中”，並且強調“以見性為主”，要求“窮理盡性以致于命”，同時，也強調“清淨身心”、“絕緣捨愛”。他還提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並且強調“濟度眾生”，以求得“功德圓滿”。劉一明講性命雙修，但也講道心、人心，要求以道心制人心，同時還提出了“神室八法”，即“剛”、“柔”、“誠”、“信”、“和”、“靜”、“虛”、“靈”，以作為修煉心性、成就大道之法。他還闡述了學道者在性命修持方面必須打通的五十個關口，並且明確提出“積德修行乃修道者之要務”。明清時期，還有陸西星、伍守陽、閔一得、傅金銓、李西月等著名道士對道教倫理有過深入的闡述。 道教倫理思想有一個形成、發(fā)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從而構成了一個既有形上學的道教心性論又有形下學的道德修善論、既有嚴格的道德規(guī)範又有可行的踐履方法的思想體系，有著自身的特點以及演變的規(guī)律。而且，在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發(fā)展中，道教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其一，道教對倫理道德作了宗教的詮釋，使之得以強化；其二，道教對倫理思想作了重要的補充，使之更加完善；其三，道教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使之廣泛深入。道教對於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發(fā)展所起的作用，或許可以為我們更好地發(fā)揮宗教對於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作用提供有益的啟迪。

　　樂愛國，男，1955年11月生，浙江省寧波人。1983年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本科；1986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哲學系，獲碩士學位?，F(xiàn)為廈門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道學研究》副主編。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哲學與科技關系的研究。已出版著作多部，主要有：《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王廷相評傳》等；發(fā)表學術論文70余篇，主要有：《李約瑟的管子思想研究》、《管子與古代數(shù)學》、《朱熹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及歷史作用》、《朱熹：一位被遺忘的天文學家》、《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學中源”說的形成》、《儒學與中國古代農(nóng)學》、《〈周易〉對中國古代數(shù)學的影響》；出版譯著多部，主要有：《宗教社會學》、《中國人的性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