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偉超先生紀念文集：學術卷

　　20世紀70年代后期我國的改革開放使西方的各種學術思想一時如潮水般被介紹進來，形成對我國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一種強大沖擊。面對這種沖擊，中國的考古界困惑了，俞偉超先生困惑了。為了擺脫困惑，推進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與生俱來的銳意進取性格，使俞偉超先生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開始了他學術生涯中最為艱難的一次學術思想攀援。與前期的攀援截然不同，那時他不過是眾多攀援者中的可畏后生，現(xiàn)在卻是攀援隊伍的主帥，集成敗功過的歷史責任于一身。攀援的主峰仍然是考古學的目的論和方法論。這是一次歷時近十年的漫長、痛苦而危險的攀援。為了尋找攀援的途徑，他組織人系統(tǒng)翻譯出版了西方特別是美國二戰(zhàn)后考古學、人類學各學派的代表性理論文章，并通過批判性的深入思考和比較對這些學術思潮進行了梳理，以便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這一過程中，他著文重點介紹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影響較大的美國新考古學派的理論和方法，并在考古實踐中進行了檢驗。頓時，誤解的批評、冷峭的責難接踵而來，似乎他成了新考古學派在中國的總代表，這使他倍感孤獨和寂寞。但他并沒有因此停息哲學的思考，放慢攀援的節(jié)律，他義無反顧地繼續(xù)前行了。后來，他在回憶起這段經歷時，用深沉的語調自慰說：“孤獨、寂寞、苦悶、彷徨地跋涉人生，大概是思想家和詩人注定的命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終于完成了這次脫胎換骨“涅檠”式的攀援，實現(xiàn)了學術思想的再一次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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