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眼下的中國史學正經歷著一場巨變，這一巨變因同時構成為中國社會巨變的一部分而顯得異常深刻。事實上，這一巨變已延續(xù)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進入新世紀后，巨變在悄然加速。巨變不要緊，關鍵是要有個基本的方向。而此時的中國史學，卻失去了度量變動的參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正不知該劃向何處。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嶇，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就是當前的史界情勢！“歷史學往何處去？”從“文革”結束后就一直是個問題。最初我們想回到前“文革”時代，很快發(fā)現(xiàn)不行。八十年代我們急切地擁抱現(xiàn)代化，“反傳統(tǒng)”，向往所謂的“西方文明”。九十年代，“西方”雖未淡出，但“傳統(tǒng)”卻卷土重來，與傳統(tǒng)互為表里的“國學”也隨之復興重光。出于對所謂“國學”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識界集體向民國學術走去。近若干年，我們的學風又在調整之中，回歸考據的勢頭有所減弱，“西學”特別是其中的“西方漢學”或美國中國學重又抬頭，乃至有成為“顯學”的跡象。但“西方漢學”能成為未來史學界的穩(wěn)定方向嗎？回答顯然無法立刻作出。實際上，史學界仍處在摸索和徘徊之中。史家的天職讓我們懂得，巨變的時代，巨變中的史學，需要一份清楚的歷史記錄，或者說一份實錄。這份記錄或實錄必須要貼近時代，要同“本土化”與“全球化”交相輝映的學術現(xiàn)實共脈動；要盡可能多地容納大家對其歷史去向的望聞問切，盡可能全面地反映人們特色各異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診斷與癥候分析；還要能引領史學走出當下的迷茫，要竭盡所能地尋找中國史學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審視和掃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審視和掃描的批評與專深分析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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